鲍昆的博客

洛阳以牡丹之乡著称，近些年来成为这个城市招揽天下客人的名片。牡丹之乡这个称谓，其实来自隋唐以来的文人墨客，当然最早的出处是隋炀帝在此建都遍植牡丹。不过后来洛阳的牡丹只剩下了一个传说，和其它地方一样“以粮为纲”与“以钢为纲”成为洛阳生活唯此唯大的目标。改革开放后，洛阳也和其它地方一样寻找发展的资源，老祖宗留下的传说自然是可以利用的优质资源，牡丹又活了。如今，牡丹每到暮春的五月成为这个城市的奇景。鲁美毕业的黄焱琳是洛阳人，对牡丹有自己的感受，他以自己的眼光摄影这些开放于自己城市的重新复活的牡丹，看起来别有意味。为了参加丽水摄影节章翔鸥给他策的展览，希望我帮他写一个小前言。我写完可能因为忙乱忘了发给他，结果展出还是由章翔鸥给他写的前言。章翔鸥写的前言很犀利，很好地阐释了黄炎琳所拍牡丹的特点和意涵。我们两个所写的前言有相同之处，也略有不同，正好可以更全面地解读黄炎琳的牡丹——

赤裸的牡丹

花卉是中国人最钟情的艺术表达对象，早在工艺、雕刻与绘画尚无明确分工的原始社会，花卉便已成为非常常见的装饰纹样。几千年来中国绘画对花卉的艺术实践也逐渐形成了以写生为基础，以寓兴、写意为归依的传统。

“写生”就是”移生动质”，就是”变态不穷”地传达花卉的色彩、姿态等外形特征。而”寓兴”是指通过花卉的描写，抒发画家的胸怀和情感，跟诗歌的”赋、比、兴”的手段基本上就是一个路子，缘物寄情，托物言志。所谓”写意”则是强调以意为之的主导作用，就是不因对物像的摹拟而束缚自己思想感情的表达。因此，传统的花卉画的立意往往关乎人事，它不是为了描绘花朵而照抄自然，而是紧紧抓住花卉与人们生活遭际、思想情感的某种联系而给以强化的表现，主张通过花卉画的创作与欣赏影响人们的志趣、情操与精神生活。

毫无疑问，传统花卉画理念对近百年来中国人的花卉摄影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那些强调光影构图，体现花之妖娆或妩媚或清雅的花卉小品大都在感叹自然神奇和美好，还是强调那点”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怡情价值，当然，现代点的，也有以花来喻性，但不论是那种，那些照片上的花并不是作为自然物化的”花”本身来表现的，而是经过作者一定程式化的情感晕渲后，成为那种已显陈旧的审美模式的填充物。

从这点上说，黄焱琳的《牡丹》是让人惊喜的，在他的镜头里，那些牡丹花的色彩几乎艳俗，怒放得如火如荼，这些都是在我们以往在关于牡丹的视觉阅读经验中不常见的，我的意思是说，黄焱琳没让我们去再度领受那些关于牡丹花的陈词滥调的比兴，在貌似唐突的闪光灯下，让我们读到了牡丹自身的生命力，那是一种源于自然本能的能量，一种处于生命某个临界点上热烈至极而即将颓败的刹那灿烂。

中国人赋予牡丹的意象基调是一千多年前周敦颐时代就定下了：”牡丹，花之富貴者也。”日本人则因为牡丹在一年中人最困乏的时期开放而赋予它安静的意象，而今天我们看到黄焱琳的照片似乎并没有受到任何这些暗示，他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绚丽生命由盛及衰的赤裸的牡丹。这是在之前许多关于牡丹的视觉文本中所少见的，所以，面对这些照片的时候，有人或许会惊讶：牡丹真的这么艳俗吗？

写这篇小文字的时候，我的朋友给我递了一根牡丹香烟，30年前，这曾是本地最高档的烟，现在当然早已不是了，但几个月前，编号333的牡丹烟从三块钱一包炒到了八十块一包，连卷烟厂的人都觉得莫名其妙，我不敢说这就是缺乏想象力的暴富者的穷极无聊，但它或许有可能是一个所谓的”盛世”正面临着黄焱琳闪光灯下牡丹花一样的生命临界点。

我想，这大概就是一定的！

大门

美人迟暮

牡丹和金鱼一样，是我们中国特有的物种。它们都是从自然物种又经人工培育出来的观赏物种。中国历史上的牡丹，其文化上的意义远远大于它的自然属性。从先秦时代起，牡丹就被中国人青睐。它被我们的先人们赋予了太多的情色意味，是古代中国富贵雍容的同义词。它总是和宫廷美女和文人骚客相关联。提起牡丹，人们会想起倾国倾城的赵飞燕、杨贵妃，也会想起风流绝代的李白、陆游、刘禹锡等那些诗人们，是这些文人们把牡丹变成了人文化的”国色天香”。牡丹身上，凝聚着这些女人和男人们的欲望和情怀，而且和宫廷的红墙一起构成中国人心中的传统意象。

如今，牡丹的意象已经随着传统文化的衰落渐渐从现代中国人的心理生活中远去。牡丹再不是美人和富贵的专有指涉，它的价值则是从传统意象中分离出来的现代商业意义。对当下的国人来说，那些在各地每年春天烂漫天地的牡丹，恰似春潮般的钞票金钱，引导着人们将它变现为具体的物质生活。

黄炎琳的牡丹摄影，说的就是一个将要终结的古老故事。

鲍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