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昆的博客

王久良接受雅昌摄影网的专访

 

编者按：“这个事没完！”这句听起来恶狠狠的话是王久良在谈到他的作品《垃圾围城》时说得。就在雅昌摄影网采访过他的第二天，连州国际摄影年展评奖委员会就将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授予了他。

 

         同王久良聊天过程中，我感觉到他以一种近似苦行僧的方式来践行他对摄影与责任的理解。将摄影视作匕首与投枪的锐气，是在很多孤芳自赏、自命清高的摄影“艺术家”身上已经失踪了很久的东西，而这种锐气在王久良的言谈中、作品中都犀利地直刺观者的内心，他的作品以近乎逼问的方式警醒我们所有的人面对真相时的良知。正是这种良知与道德感，给王久良的作品带来摄影作为艺术以外的不凡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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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昌摄影网：有次在平遥和鲍昆老师谈到你的作品时我们说到：“今天看你的摄影，有的时候可能你的那个出发点并不是去追求一个所谓的艺术的或者是追求一个真正摄影性的东西，往往很多摄影史上的经典作品的出发点是跟摄影是没关系的。”就像在今年的广州摄影双年展上，“柬埔寨S21死囚档案”的那个展览，完全就是拍的档案性的东西，当初根本没有任何艺术动机和摄影的创作动机。但今天我们重新再看待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它非常地有摄影的品质在里头，同时你也会看到很强烈的人性本身的那一面的东西。

 

　　我觉得摄影本身的材料和媒介有无限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往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是后面人观看视角的变化，慢慢会被人认同为艺术或摄影，你对此怎么看?

 

　　王久良：关于这个片子，以前我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过：这个所谓的摄影作品，我们是只看事实，不谈艺术。我并不是反艺术，说实话，我下一部作品也有艺术创作的成份。但是我觉得呈现一个事实，并且如何制造一个影像永远是一个问题。包括我的出发点和我的落脚点，无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有种风气，如果再讲靠摄影解决什么社会问题，带来什么社会责任，好像是很过时、很落后的或者是很不被当代摄影师认同的一个东西。这是有原因的，很可能是当代艺术所挟持了摄影师的思想，大家可能为了获取更近的利益，或者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更加流行的影像风格、影像形式，而故意屏蔽和忽略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违反摄影的道德和态度，是违反了一个摄影师的基本态度。

 

　　雅昌摄影网：当代影像或是说当代艺术中所谓的观念摄影的出现。实际上今天也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它其实是对传统意义上的摄影造成了极大的一个伤害和破坏，当然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它是对摄影媒介自身可能性的一种探索，一种延伸，一种往前推进等等。

 

　　王久良：我也认可后一种观点。我认为无论是怎样的，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手段，无论搞纪实、搞新闻、搞所谓的观念和搞艺术创作都是为了说话。把你想说的话，通过一种说话的语言形式说出去，被人听到。受众听到你的话以后产生了反应，达到了你的期望值，这就是成功的或者是好的。如果借助客观现象或客观事实，不足以或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表述你要说的话的时候，借助主观的、观念的方式进行艺术创作是可以的，我认为是值得提倡的。

 

　　雅昌摄影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今天中国剧烈变动的现实，给我们提供了太多可说的话题或者是一种奇观化的景象。这无形当中可以让很多从事摄影创作的人，以摄影媒介客观性的记录本身，直接指向这些问题。你会不会觉得这种类型的成功会有一些得益于摄影的记录本体，或者是更得益于一种社会的变革所带来的奇观化的景观。

 

　　王久良：应该是社会的发展带来的问题，问题已经凸显或者是已经可视化、可思考化。如果有一个嗅觉灵敏的摄影师或者是思维敏捷的摄影师，他应该会很快地发现这个问题，并且迅速地用影像加以实现，我认为是这样的。

 

　　雅昌摄影网：你原来拍的是关于墓地的《鬼神信仰》的那个题材为什么忽然间拍北京周边的这些垃圾厂、掩埋厂、污水处理厂，这个起因是怎么来的?

 

　　王久良：是这样的，在2008年拍《鬼神信仰》的过程之中，因为全是野外环境，就在我的家乡。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山东的农药就是用棕色的小瓶，装成一瓶一瓶的。而且那个时候的农药特别少，化肥、农药特别少。仅仅十来年的时间我再回家乡，我就发现田间地头、水塘边、小沟里，全是包装农药的，像包小食品一样的塑料袋，而且量特别巨大。让我首先感到不是一个污染的问题，我感到是一个消费社会所谓快餐式的，快捷的，因为那种包装也是很快捷的，用完之后就扔掉了，那个影响的纵深发展是多么地深远。即使连一个很偏僻的乡村里，都充斥着那种现代化的商品符号，你会发现那些包装非常精美。一个很遥远的东西，瑞士的、荷兰的、大部分都是西欧的，包括奥地利的农药，都到了我老家那个小小的农村，我就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想每一件事情或者每一个创作的缘起并不突然就来的，肯定是有一些积累的。我经常骑摩托车在北京周边转，发现这个东西太多太可怕了，这东西因为太接近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熟视无睹。当有一个东西突然震撼你的心的时候，你才真正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和真正地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才真正地发现问题。我就在北京周边这种大量存在的景色中寻找看看到底存在什么东西，这些垃圾堆周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之间产生了时间影响，它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这是我考虑的重点。因为影像里边，我很少拍特写和细节，我可能更关注的是整个垃圾厂跟周边的大环境，以及跟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我考量的重点。

 

　　雅昌摄影网：所以你把它处理成一种大场面、大场景的方式来呈现。

 

　　王久良：大场景是为了满足这个目的的一个需要，我并非是为了大场景而拍大场景。当你发现你想呈现更多的信息，而且是一种非常冷静地审视，而并非带给你强烈的主观愿望或者是主观色彩。我发现冷静的、客观的，远远的、高高的去看待这个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以巨大的幅面呈现，我只给观众提供一个观看的桥梁和思考的通道，里面存在的问题，我相信观众是通过某些细节信息会有所感悟和感触的。

 

　　雅昌摄影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长期的计划去拍这些东西?

 

　　王久良：我有计划，没有时间限制。还是那句话，我想说话，就是把我的片子拍完，我不但要把我的话说出来。而且我希望说的不是废话，它是起作用的，如果起不到作用，那我还做干什么?我这一生不想在摄影上谋求什么利益和地位，那都是扯淡的。我就希望我做的任何一件事情，能够取得实实在在的变化就是成功。就像我拍垃圾厂，哪怕有一个垃圾厂因为这个片子而消失，就是一个小小的成功。但是我又不满足这一点，就像我说一句比较粗的话：“这事没完!”这事不解决到一定的深度，我不能停止。

 

　　雅昌摄影网：据我了解你并不是一个媒体人或者是一个挂靠在什么国家单位上的人，你以这种完全独立的身份如何获得资金去持久地拍摄呢?

 

　　王久良：我认为首先我是一个牺牲者，而且我认为目前的中国恰恰是需要牺牲者的。如果我挂靠在某个国家单位，我可以衣食无忧，但是我会得到很多限制。于是我首先牺牲掉这一切。我要么衣食无忧，要么我有这把锋利的刀子，现在我选了了这把锋利的刀子。我认为目前中国是需要很多类似的一个保持着自由精神的和自由言论精神的摄影师或者艺术家的。

 

　　雅昌摄影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关于这些影像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传播，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王久良：首先，我欢迎任何形式的传播，我甚至可以承诺放弃我所有的版权，甚至署名权，没有关系，都不重要。只要这张图片在任何形式的传播基础之上，发挥这张图片的作用那就可以了。

 

　　雅昌摄影网：希望你能够持续地去拍下去，我觉得你做这个事太伟大了。

 

　　王久良：拍是一方面，我觉得后面更多的工作是社会工作，我不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摄影师或者是摄影家，我想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社会工作者，这是我认为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目标。下面肯定是实实在在地参与这件事情的改变，不像某些摄影师拍完之后，认为呈现的任务完成了，后面的问题是别人的事情。现在我不这样认为，如果拍完片子以后可能会促使社会的一些改变，那我希望在这上边继续前进一步。

 

　　雅昌摄影网：你刚才也提到一个消费社会的说法，你如何去理解消费社会和污染之间的一种关联?会不会拍一些消费景观的场景?

 

　　王久良：被你言中了，这是有直接关系的。而解决污染的问题，其实通过直接地去减少垃圾排放或者对垃圾治理是一个途径。在垃圾处理这个专业领域是从源头治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首先改变人的观念，首先改变人的内心，这一点并非只是靠说教：你不能乱排垃圾，你要关注环境，这是没有力量的。公众并不缺少发现真相的能力，只是缺少面对真相的勇气。 那么我们如何塑造他的勇气?如何重新塑造他的良知，我想该从公众的内心开始，我的下一部作品，就是直指消费主义的。

 

　　雅昌摄影网：好!期待你的新作。

 

　　王久良简历

 

　　1993年—1996年高中阶段学习绘画基础;1994年开始研习摄影

 

　　1997年于山东济南开办个人摄影工作室

 

　　2001年考入西安工程科技学院摄影专业(本) 02年于西安建立个人摄影工作室

 

　　2003年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摄影系

在北京某垃圾场的一位拾荒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之时为自己掘好墓坑，然后躺在里面安然离世。王久良是他离世之后第一个到场的人，他为这位老人拍下了这张照片。王久良认为他在连州摄影节上首展的《垃圾围城》作品展，某种意义上是为这位老人举办的葬礼和追思会。否则这个生命可能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痕迹。

现代的排泄物

　　垃圾，是现代以来城市化的产物。当人类告别田园般的自然经济生活之后，人类开始为了自己不能满足的欲望生产垃圾。尤其是机器时代以后，人类垃圾的生产能力就像是获得了爆发力，因为我们所有使用和享受的一切物质器物最终的命运是变成垃圾。也就是说，有多少物质化的生活用品就会有多少垃圾，它们是完全成正比的一组对称物。每一处优美漂亮的景观必然会伴生另一半丑陋的垃圾。资本主义更是让人类垃圾的生产规模化了，资本增值的代价就是垃圾的规模化。钞票的积累离不开垃圾的累积，财富是建立在垃圾之上的。

　　无休止的欲望，无穷的垃圾，地球正在进入垃圾时代。垃圾充斥着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生产垃圾、承受垃圾似乎是当代人类的宿命。人们对垃圾的存在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垃圾多了，无处安放，于是人们焚烧它、掩埋它，在垃圾堆上铺上草坪，盖上新房，继续下一轮的垃圾生产。也有人说，垃圾是资源，可以变废为宝，垃圾的生产于是又获得理由，并为资本的扩张找到了新的投资热点。其实这一切的背后都是资本利益的作祟，因为它无休止地向前滚动，滚动中的排泄物就是垃圾。

　　垃圾污染环境，垃圾又是能源，围绕着垃圾的是利益和政治。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为垃圾博弈不断。一些人靠垃圾为生，也有人因为垃圾而致富，更有人因垃圾倒下。垃圾最后成为政治。

　　王久良用一年多的时间把一个城市的垃圾现状记录给我们看，令我们震惊。我们在无边无际的垃圾之后看到的是那些现代景观的崛起，它们是那么美丽妖娆，甚至让我们忘记了自己正在被垃圾所吞噬– 

 鲍昆/文

　 

终于长释一口气

鲍昆

今天从丽水摄影节回来，打开几天未看的博客，在后台留言中，看到林路给我的留言–

作者: 林路 2009-11-30 15:35:59

留言标题: 诚挚致歉

留言正文: 已经在我的博客上致歉了：http://linlu.blshe.com/如有不尽之处，请指出。

然后去看他的博客，看到如下内容：

诚挚致歉–关于《摄影思想史》的说明

林路 | 2009年11月30日,15:27

关于《摄影思想史》一书的诚挚致歉

2008年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摄影思想史》，是我历经多年时间积累而成的一部摄影史著作，涉及170年摄影史中的许多关于关键问题，同时也引用了世界摄影史上的诸多研究成果。成书时，所有的引文出处，都曾注在原文的下方，用括号标出。在编辑过程中，编辑提出一个建议，出于对这本书的销路考虑，希望减少书中的引文出处，以便在阅读上显得更为流畅。于是在最后的出版时，对书中的引文注释做了部分删节。

然而这样的做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造成了对引文作者的伤害，也构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经鲍昆先生的提醒，借我的博客声明如下：《摄影思想史》中的第三章第15节《沙龙摄影的来龙去脉》中的主要观点和部分引文，转引自鲍昆的《曾经的前卫和今天的意义–沙龙摄影的由来和解析》和林少忠等翻译的《ICP摄影百科全书》，具体细节和其他部分的一些删去的注释，将在以后的重版过程中补全。鉴此，也希望各位学术界的朋友引以为鉴，以更为严谨的学术态度面对学术研究成果，不要重犯我今天的错误。

最后，再一次对书中被删去引文注释的作者诚挚致歉。

发表于 摄影评论, 生活杂感 | 点击: (227) | 评论: (11)
本文地址: http://linlu.blshe.com/post/165/472879

至此，我两个月来记在心中的不快终于释然。

事情的起因是在大理国际摄影节开幕的前一天傍晚。那天，全国各地赶来的朋友们风尘仆仆地来到大理，大理组委会的鲍利辉以私人晚宴的形式为我们几拨儿人洗尘。席间，忽听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是林路兄在另一张桌子上招呼我，他手里拿着一本书，示意送我。我接过一看，是他的新著《摄影思想史》。当时人多嘈杂，我忙说感谢，并表示一定拜读。

晚上，回到旅馆房间，打开书阅读。虽然对摄影术发明以来的一路历史较为熟悉，但深知中国多年来因为缺少摄影史的著述，让中国摄影所走的弯路不少，因此钦佩林路以如此的耐心为大家做功课。看到后半部，看到有林路对中国摄影人思想观念的历史梳理，兴趣大增。因为所有的世界摄影史的论述中，基本对东方都是漠视的，比较权威的内奥米·罗森布拉姆的”摄影史”中，虽然有中国一节，但那其实也不是老人家自己撰写的，而是我们的吴群老先生等帮助其撰写，只是以内氏的名义加进书中而已（此为另一段轶事，以后有机会详表）。这种以西方为主体的摄影史撰述，称其为”世界”其实真是难负。也因此，林路的这段叙述引起我万分注意。但当我看到一半时，则从愕然到愤然了。里面关于近三十年中国影人的一些思想观念阐述和思想渊源梳理，显然都是来自我近年来的一些文章观点，尤其是一些唯美主义思想和沙龙状态分析。但是林兄并未按学人的规矩给予注释。我怕自己看错，于是又翻了该书的前言和后跋，结果都未见任何关于这些来源的丝毫解释。当时的心情真可以说是不知如何是好，是默认这种结果还是应该向林路表示，一时陷入茫然……。

我写文章从不求急，因为自己早不在院校或其它体制之内，没有任何什么”职称”、”教职”等的压力，也因此从未有过出版”著作”的欲望，以至于有些攻击我的人说”不知道你有什么学术著作（见以前在我博客上的一些留言）”。因为没有压力，我的文章就尽量都要求自己”三思”而写。在写作时，对每一个概念和说法，也从来都是查来查去，慎重再三，不敢乱说。那些关于中国摄影的批评，也是自己经年观察和阅读的结果。其中一些事件和事实我也为了搞明白会不厌其烦地找相关人士核实，怕出现错误。即使这样也经常还有因信息源的误说产生不准确之虞。像对沙龙摄影的批评，为了穷其思想渊源，专门找来”沙龙”一词的出处之地–法国历史来阅读，至于摄影史著作，则更是费力地在其中寻找各个现象之间的结构关系，串接其时间和背景，以求论证清楚。所以，写那篇文章，严格说，从为了准备给2007年广东春节大讲堂的讲稿，直到最后发表在中国摄影报上的正式文章，前后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讲的就是撰文者应该有的态度。自己虽然不敢与杜甫大人相比，但这种态度确是我对自己的一贯要求。所以我的每一篇文章，都是自己慎之又慎的心血之作。看林兄的相关文字，如此轻易地把我的心血换成他自己的文字，成为他的著作，心中滋味只能说是非常不爽了。

在古代中国，信息传媒并不发达，个人的著述鲜少规模引用他者的劳动。那个时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几乎没有，也未有西方自近现代以来建立起来的学院学术机制，所以也谈不上相应的学术伦理建设。上世纪初，西学东渐，国人大量引用西人的社科著作，早期是翻译，所以还不存在学术活动中的知识产权侵犯问题，但随着国人现代知识群体的渐渐成形，这些问题也相应浮出水面。五四之后，许多学问大家受过西方现代学术意识的教育和熏陶，规矩不成问题。但大量小”知识分子”的言论在这方面并不讲究。不过，这些人因其知识和话语力量都不足以形成知识气候，所以也没有形成人们必须重视的问题。之后频繁的战乱和革命，中止了中国正常学术氛围的现代性建设进程，而且一晃半个多世纪都是无比的混乱状态，所以中国的学术规则基本可以说从未走上轨道。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社会科学从恢复到形成规模，中间一大段时期因为早期的闭关锁国，造成国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学术规则。其间又赶上中国教育的扩容，大量教师面临职称评定的压力，要迎合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的各种所谓评定标准，纷纷撰写出版教材和”专著”，一时间抄袭攒书成风，垃圾教材和垃圾学术著作漫山遍野。这种现象发展的结果是，中国人再不认为抄袭可耻，而且会为自己的投机行为自得其乐。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部分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学人进入教育和研究领域，这个风气受到一定的抵制，但这只是学术界高端的情况，在一般社会层面，抄袭之风不但没有收敛而且随着互联网的便捷愈演愈烈。目前高校从本科到博士的毕业论文，抄袭成为常态，以至于教育部不得不开发相应的反抄袭软件。今年我受邀参与某个大学艺术硕士的毕业答辩，结果审阅论文时发现电脑剪切拷贝粘贴式的抄袭从50%到30%不等，而且放肆地抄袭社会名家的著作，其赤裸裸的程度令我瞠目结舌。我要求这些学生重写，居然有个别学生对我表示出明显的厌恶。全球都在炒作我们中国的”山寨”行为，虽然那只是在经济领域，但这些学子和学校院墙之内的抄袭文化，则将是会毁掉我们民族社会基本的道德伦理和创造力的根本杀手。知识的生产和经济的生产一样，其间一定要有相应的制度伦理规范，以期保护生产者的权益，这是人类文明社会必须具有的，是为了维系知识生产的有序正常状态。一个不尊重别人劳动的民族不会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知耻的民族和社会一定会是一个堕落的社会。

鉴于此，思前想后的我决定当面向林路提出我的愤怒。第二天早上，在早餐前我见到他，把意见直接提出了。林路向我解释了各种原因，但我指出原因我并不关心了，因为那本”思想史”已经白纸黑字的全面发行了，希望他能够自己主动有个态度。后来也有若干朋友鼓励我诉诸法律手段，我则认为那有些过分了。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发自内心的觉悟，我愿意等待。今天终于见到林路的公开道歉，我心中的块垒于是释然。这位朋友的道歉虽然有些迟，但他仍然赢得我的尊重。尤其他呼吁大家今后接受这个教训，将中国摄影界的健康学术气氛建立起来，我觉得表现了他的诚意。也衷心希望大家就此事件有一个好的开始，相互尊重大家的劳动，在撰写文章时注意知识的谱系意识，将相应的参考书和引言注释清楚，而且无论古今和中外。为了我们的未来，让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做起严格要求自己。

2009-12-2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