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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坡民忆中南海往事

2011年8月19日 鲍昆 3 条评论

张海林
    当然,严苛之外,国家领导人还是有许多和普通百姓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虽然纪登奎家里的伙食费均要用工资承担,不过买菜渠道与一般人不同。“炊事员买菜都去领导人特供的地方买,东西好一点儿。米面油都是一样的价钱,肉比外面稍微便宜些,另外就是外面买不到的东西,那里能买到,种类丰富一些。”纪坡民说。

  刚结婚时,纪坡民有次回家,妻子上街看到山楂糕不错,买点儿回来想做汤,炊事员不给做,说街上买的东西不准吃。“但这种特供仅限国家领导人,省委书记就没有。当时的河南第一省委刘建勋家里是自己雇的保姆,自己上街买菜。”

  在安全保卫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级别也比较特殊。“政治局委员家里住一个警卫班,我们家是这种情况;常委和副主席以上的家里面是一个警卫排,像小平那时候的家里。”纪坡民说,家里的秘书、警卫员、司机、锅炉工、炊事员等也都不需要自家出钱雇,是公家派遣。

  “粮票之类跟普通人一样,当时中国只有火车餐车上不用粮票,中南海里面也要粮票。”纪坡民回忆,“后来中央对高级干部有了些照顾,开小灶。可能是1962年的时候,我爸妈跟我们不在一块吃饭了,这是困难时期后期,前期是在大食堂吃饭。”

  关于服装,在军队任职的免费发军装,出国的国家发置装费,其他的都是一样。“公家出600块钱,在指定的店里做。”纪坡民说,“我爸爸没有西装,有一套中山装,只出了一次国,是去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出访时给他做了一身衣服。”

  纪登奎刚来北京时,国家给配了电冰箱;1971年纪坡民回家的时候,家里已经有黑白电视,1974年换了彩色电视,也是国家配的;1975年,中央统一给领导人的办公室配备了空调。“那之前,所有办公地方没有空调。连个电风扇都没有,都是拿着芭蕉扇。”纪坡民说。

  除了国家配备的,纪坡民回忆说,家里也没有什么电器,收音机没有,自行车没有,有1950年代本文原载于《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6期,原题为“纪坡民忆中南海往事”

 

  初夏,北京灯市口附近。胡同深处一座略显落旧的院子里,纪坡民正在备茶。

  纪坡民,历史学法律学专家,纪登奎之长子(纪登奎1969~1980年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1988年病逝),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管理研究室工作,现已退休。

  除了本刊记者,还有友人前来拜访,纪坡民置好桌椅茶水,招呼大家随意落座。院内植有芙蓉树、石榴树和爬山虎,静谧闲适。

  纪坡民的居所装修质朴,看起来非常普通,但这宅子却有着不寻常的历史。

  “1970年底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前,这个院子一直是华国锋的家。他当上国家主席后才搬走。”纪坡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纪登奎辞去职务前夕,中央发文件限制高级干部生活待遇,当时纪登奎住在西单附近的一座两层西式洋房里。“我爸听到这个文件,就主动提出不在那住了。”纪坡民说。

  1980年,纪登奎家即搬至现在的院子。“爸妈和弟弟,还有我二妹的一个孩子住这。那时我在河南,我大妹妹在江苏,小妹妹在单位。一直到1988年我爸去世,一直是住在这里。”纪坡民说,“原来四个院子是一个单元,当时华国锋住了三个院子,我们现在住的是其中一个院,其他两个院子后来改为宾馆了”。

  提起父亲刚到北京工作时,纪坡民说住房的租金曾让母亲大发火气。“我爸刚来,中央后勤干部告诉我爸说一月房子租金150元。我妈脾气大,说我们一共才一百六七十块钱的工资,交了房租还怎么吃饭。吵了一架,后来改成30元。就是这房子。”

  纪坡民回忆,“华国锋刚到北京时,老老实实地交了150块钱房租”。“华国锋的工资级别和我爸差不多,属于9级干部。”纪坡民说,“父亲当时定级工资是200多块,母亲是13级,工资一百六七十块,“我爸1988年去世时工资375元。抚恤金为10个月工资,家里落了3750元,我领回来的。回来我说,买个大立柜吧。到现在还是没买,都是50年代的家具。”

  毛泽东带头降工资

  纪坡民透露,1954年干部定工资后没再涨过,之后甚至还发生了“减薪”的插曲。据史料记载,当时中国实行24级干部工资制。

  后来,毛泽东又提出“降薪”建议。在这一建议的影响下,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工资由此降为“每月人民币404.8元”。

  这样的工资标准曾让一些家庭负担重的干部感到生活费用“吃紧”。纪坡民提起一位曾参与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人员,“在首长身边也是干过大事的,当时他工资56块钱,家里老婆加两个孩子。在大会堂里面工作,每天要交8毛钱的伙食费,一个月24块钱,再抽点烟,给家里顶多交15块钱。1980年代他跟我爸说起来时,我爸惊讶地说,哎,闹得你这么困难,你也不说提,要知道当时把伙食费给你调低一点就好了。”

  中央领导人当中,刘少奇、朱德过得最“穷”,因为要照顾的子女人数众多。“刘少奇家里七八个孩子,四百多块钱的工资,王光美参加工作的资历比较浅,比我妈还差十来年,我妈才一百多块钱,她的工资肯定也不多。”纪坡民说,“朱德是把老家的小孩弄来了,日子过得也紧巴。”

  政治局委员家里住一个警卫班

  纪坡民说,“有个中组部的工作人员跟我讲,有一回我爸和李先念在筹备四届人大,忙到夜里一点多了,李先念说,还得说一会儿,给大家提提神,每人一杯咖啡。30个人,一杯四毛,这12块钱是从李先念的工资里扣的。”

  “李先念工资高一些,四百多块,他敢这么干。”纪坡民说,“我爸从来不敢张这种嘴,他扣不起,一月工资二百多块钱,这么个扣法,家里回头没法吃饭了。
买的缝纫机,已经坏了,“我们家也不全是没有钱,我妈是出名的土八路,不是会过日子的人,他们不讲究吃穿用。”

  “叶帅说话了:总理,你给大家放半天假行不”

  在纪坡民的印象里,父亲没有礼拜日,也没有逢年过节,经常是“两眼一瞪干到熄灯”。

  “那一年过春节,政治局还在开会。叶帅(叶剑英)说话了:总理(周总理),你给大家放半天假行不。最后放了半天假,我爸晚上十点多回来的。”纪坡民说。

  除了超强的工作时长外,当时中央领导人的作息时间差不多都是“黑白颠倒”。纪坡民透露,这大约是顺着毛主席的工作习惯,基本上中央领导人都是这个习惯,到华国锋的时候才变。“最苦的是中央办公厅,夜里陪主席熬夜,白天还得上班啊。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跟我说过,他那十几年一天都是上四个班。”

  “我爸起床时间是中午12点到1点,第一件事解手,盥洗室内秘书准备好了各种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就在那儿看报。”纪坡民说,之后在家里的办公室处理各种文件,写批示,“这些文件都是后半夜和早上爸爸睡觉时,车一趟趟地送家里来的。”

  纪坡民记得,爸爸戴个眼镜,趴在桌子上,要用一个多小时处理这些文件,然后才吃“早饭”,此时大致下午两三点。饭后,有10分钟空闲,就打两局乒乓球。这中间司机和秘书早就准备好出发,他坐上车就出去上班了,直到夜里12点到1点回来。这中间家里又送来一大摞文件,又得办公,估计要看2到3小时。夜里3点多,才吃“晚饭”。

  “之后躺上床,床头柜上放着安眠药和水。接着看文件,这些事不需要处理但需要看的,如驻外国大使馆发回来的电报,国内的内部参考,包括一些刑事案件的情况等。看到一多半,吃安眠药。药劲上来时,估计文件也看完了。关灯睡觉。这时候就差不多是早上五点多。”纪坡民说。

  除了工作,领导人的文化娱乐生活非常少。仅国庆节有官方仪式的招待会,元旦和春节都没有活动。
    日常娱乐能数得上算是不定期地看电影。1971年中国已与很多国家建交,一些外国大使馆有电影胶卷,“我们的外交部就跟他们商量,借来看,叫过路片,因为国内只有八个样板戏,没什么电影可看。”纪坡民说,影片都是没有翻译的,外交部就派人现场边看边翻译给大家听。

  看电影的时候一般是中央领导人开会到晚上12点多,忙完休息时就支摊儿放电影。“中央内部有几个小电影摊子,基本上是军队一摊,“四人帮”一摊;国务院这一摊,是李先念张罗着,主要是邓小平、吴德、陈锡联,还有我爸。”纪坡民说,“主席、林彪、叶帅、王洪文家里可放电影,有小电影院,他们不来”。

  这种活动经常也会惠及领导人的家属。“我看过几回那种过路片,他们去了以后,秘书通知家里面,我妈就领着我们去。领导人在前,我们家属在后,前后隔20米。邓小平一家都在前面。”纪坡民说。

  “说是接待中央首长,其实是他们自己吃了”

  “有一次,我爸去河南省委去开会,待了几天。我那时也在河南工作,去看他,会开完后省委管理处的人把他送上飞机,我和他们一起回来的车上,听他们说到省所吃熊掌。”纪坡民说,“这算账就算到我爸头上,说是接待中央首长,其实是他们自己吃了。”

  在纪坡民的记忆里,家里没有吃过一次年夜饭,爸妈也没有办过一次生日,甚至全家人很少聚在一起。

  “我摸着我爸的作息规律了,知道他早上四五点钟躺在床上看的那些文件相对不太重要,就选那个时候跟他多说些话。多的时候能聊半个小时,爷俩海阔天空地聊。”纪坡民说。

  纪坡民坦言,因为父母的关系,兄妹几个在招工时还是“沾了点光”。“那时候是开始‘上山下乡’以后,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的孩子一般都当兵了,我爸那时候在河南,我弟弟妹妹都是那时下乡的,二妹妹下乡还不到一年,大妹妹下乡不到两年,就都当兵走了。我弟弟下乡时间比较长,待了4年,后来他上了大学,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照顾的成分。”

  纪坡民告诉本刊记者,其母亲几天前刚刚过世,享年89岁。“我妈是八路军女战士出身,也是三八式干部,老资格。”纪坡民说,弟妹还在美国,等他们回来商量一下,再跟公家谈怎么操办追悼会。纪坡民提及,母亲去世后,房子可能会被政府收回。

  一阵风吹来,屋檐下的风铃荡出清脆的乐声,转眼3个多小时在回忆中南海往事中已悄悄过去。纪坡民起身,带着本刊记者穿过一道门,来到第二进四合院,这是一座静寂的院子,正房显出破敝,门窗都没有装修过的痕迹,瓦楞上长了野草,时光在这里似乎停滞了。“这就是华国锋曾住过的屋子,我刚过世的母亲生前亦住在这里”。

  就在这间尘封的房子里,华国锋做出了粉碎“四人帮”的重大决定。若不是纪坡民的讲述,没有人能将眼前平凡的老屋和恢弘的历史联结起来。

  院落内,核桃树结满了青绿的果子,石榴花开得正艳,纪坡民爽朗又略显惆怅地说,“秋天时我应该还住在这里,你们可再来拜访,摘取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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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伯明翰惊魂 亲历英国骚乱

2011年8月13日 鲍昆 1 条评论

作者:张昆    文章发于:经济观察网

http://www.eeo.com.cn/2011/0809/208387.shtml

被洗劫一空的LV和Apple店铺冒着浓烟,满地都是砸碎了的玻璃。嬉笑怒骂的黑人青少年穿着黑色帽衫带着口罩,手中握着刚从店里抢来的各种电器,衣服,珠宝和现金,三五成群地游荡在市中心的各个角落。这就是今晚的伯明翰,这座英国第二大城市和其他几十个城镇延续了昨天伦敦的骚乱。

与他们相对应的是躲在饭店不敢回家的顾客惊恐的眼神,住宅楼保安瑟瑟发抖的身躯,还有几辆在远处闪着红蓝警灯孤零零的几辆警车和全副武装而又无可奈何得傻站着的警察。这就是我居住了4年的地方,生活了10年的国家。

今晚从市中心饭店出来,几名保安把在门口,经理出来把原本锁着的门打开放我们出去并告诉我们快点回家。朋友这时也打电话说街上有一群黑人青少年刚刚抢劫了一家中国人开的杂货店。出了饭店原本热闹的市中心几乎没什么人,很是反常。还在纳闷怎么那群小青年这么可怕吗,警察也管不住?

上了车,24小时音乐电台heart没有了往日劲爆的音乐,却放起了忧伤的中提琴曲子。一分钟过后,音乐电台开始播新闻了,伯明翰地区及周边小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骚乱。伯明翰市中心聚集着几百人把著名购物中心Bullring的诸多店铺砸烂抢劫,LV和苹果更是被抢得一个不剩。

开着车往家行驶,夜色降临,高架桥上只有几辆汽车在飞驰,主干道正中间一群群的黑人都不约而同地穿着纯黑的帽衫大摇大摆的走着,听到我汽车的声音,全都扭着头望过来,我心里一惊,平时在电影里和新闻里看到的画面现在正发生在我的身上。只要他们想,完全可以把我的车拦下,掀翻,暴打一顿!这时前方蓝光一闪,好像是辆警车,我一脚油门从他们身边绕了过去。把朋友送回家之后又回到市中心我住的地方,一路上全是东倒西歪的汽车轮胎,街边的少年在尽情地砸着电话亭和栏杆,时不时地向我的车砸来一两个小石子。幸好我住的地方有警察把守,也没有商店,最终平安到家。

回到家一个女生室友吓得快哭了,还没缓过来,她刚刚被一群暴乱者堵在一个住宅区里快一个小时。打开电视,才知道原来大不列颠帝国的首相还在意大利度假没回来呢,伦敦的市长也是刚刚回来一天。这个原本就在没落的帝国在新政府的带领下坠落的更快了,十几年没有执政的保守党在金融危机之后明显不清楚该怎样接手这个国家。不但大选之前的许多诺言没有兑现,而且一系列的新政使得在刚上台一年的时间里示威游行接连不断!这次事件突显新政府的反应迟钝和无所作为。曾经被911地铁和公交爆炸案袭击过的英国在我的印象中一向都是小小心翼翼的,警察都是时刻保持警惕的。一个以绅士风度著称的国家发生如此大的全国范围内的暴动让我十分震惊!更加震惊的是暴动的第三个晚上首相竟然还在度假没有回来。前两天卡梅隆没有回来的理由竟然是他认为事态不算严重!这次事件的主因是由于伦敦警方在一次行动中击毙了一个当地黑帮的小头目,黑帮成员借着人权的幌子开始打砸抢并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底层人士和无学可上的青少年乘火打劫。而警方对此局面完全控制不了,暴乱三天了连一份击毙黑帮头目事件的声明也没有发出。

耐人寻味的是此次骚乱的主体竟是青少年!他们幼稚的面庞此时再也遮不住一颗颗暴躁的内心!为什么是这样?新政府财政削减方案的一部分就是大幅削减教育开支,并建议大学提高学费。记得我刚来英国的时候英国本地大学生的学费是一年1000镑,当时英国的人均税前月收入是1600镑,这次的新政允许大学最高收费不超过9000镑。大幅的教育开支削减使全英99%的大学都选择了9000镑的新学费标准,这直接导致25-30%的年轻人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如果申请助学贷款,三年大学3万镑的学费和额外的生活费用会使很多毕了业却不能及时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在毕业后第一年破产。

新政原本的意图是逼迫一部分学生不上大学转而学习体力类得技术活,比如水电工,木工,建筑工人。因为这些工作不体面,英国人不愿做,所以长期被东欧人占据。这部分工作如果英国人能做就能节省很大一部分社会保障开支。新政还要求青年在失业一定时期内被强制安排工作,如果超过一定时期还没有工作,将不再给予失业救济金。在一向以福利制度著称的欧洲,这种让人透不过气的的政策一下子激怒了长期娇生惯养的民众,大大小小以青少年为主的游行接连不断。目前的状况是年轻人既上不了大学也找不到工作,因为和十几个人租一间房子住的东欧人相比,他们身价太贵了!

没有了工作年轻人就没有了出路,而新的紧缩的移民政策也逼迫很多外国人离开英国,但更逼走了很多著名外籍大学教授和优秀公司管理人员。表面上这些工作职位让给了英国本地人,但实际上这些空缺不仅是职位,更是技术和竞争力。人才的流失使英国本土企业丧失竞争力而被逐渐淘汰进一步减少了就业机会。新政还有不得不说的一点是金融管制。英国服务业占GDP的75%,其中金融服务又占了绝大部分。经过金融危机,新政府对银行的管制和监控达到了变态的程度,各项以控制之风险为名实则影响金融业自由的条款给银行念了紧箍咒!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个人贷款困难,银行本身投资自由受限。多家银行包括汇丰,渣打,都把全球总部搬离英国至香港和新加坡。投行的巨头摩根大通和高盛也几乎摒弃了欧洲总部,虽然总部名义上还在英国,但总裁却一年里10个月都在香港。以金融为支柱产业的英国元气大伤,剩下的就是今年上半年就亏损了14亿英镑的皇家苏格兰银行和深陷坏账泥潭的Lloyds TSB,裁员已成家常便饭!

英国的青少年何去何从?明年是伦敦奥运会,记得当时伦敦击败法国夺取主办权靠的就是承诺让更多的青少年热爱并参与到运动中来。而如今看来,伦敦的年轻人更热衷于不劳而获的名牌服饰和电子产品,即使是犯罪也无关紧要。再过几个小时卡梅隆就要召开会议了,他讨人喜爱的白白嫩嫩的脸又要摆出一副严肃而悲伤的表情了,他要做些什么?下一个伯明翰的夜晚又会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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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精神赤贫才是最大的危机

2011年8月5日 鲍昆 3 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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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昆摄影

北岛:精神赤贫才是最大的危机

 

2011-08-04 来源:文学报 作者:潘懿敏        

 

摘要:在刚刚结束的香港书展上,近年处于“半隐居”状态的诗人北岛与读者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流。年过花甲的北岛身着浅灰色西装和白色衬衫,他神情平静,事先准备了讲稿,以缓慢语速向全场数百名观众演讲。

 

生活与诗歌难以兼得

北岛援引了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安魂曲》中的诗句:“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指出“对于诗人来说,困难的是如何保持和生活的距离”。对于何为“古老的敌意”,他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从字面上来看,古老,即指原初的,带有传统意味的,甚至可以追溯到文字与写作的源头。敌意,则是一种诗意的说法,其实指的是某种内在的紧张关系与悖论”。

“如果里尔克安居乐业,拥有三五套房子,甚至是大房地产商,挥金如土,他能写出像《秋日》、《杜伊诺哀歌》这样的传世之作吗?如果卡夫卡从未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中,而少年得志、婚姻幸福,一本本出书,整天忙着数版税,他能写出《城堡》、《审判》这样改变世界小说景象的作品吗?”在北岛的假设中,安居乐业与伟大的作品两者似乎就如鱼和熊掌,难以兼得。他用华莱士•斯蒂文和歌德的例子说明:在表面的优渥生活中,平静的表象之下,同样可以看到这种潜在的古老的敌意。

北岛曾经历过二十多年的漂泊生活,做过六年的混凝土工、五年的铁匠,他笑称自己曾经是个“抡大锤”的。当年,他与一群知识青年被抛到社会底层,彻底改变了生活方式,开始反省,对语言变得敏感。而漂泊中“在不同环境中写作,就是古老的敌意”。同样的,他因此“有一个更大的地图,和更复杂的文化现象对话”。诗人在演讲最后指出:“可怕的不是苦难与失败,而是我们对于自己的处境浑然不知”。比起生活的动荡与漂泊,精神赤贫才是最大的危机。

 

作家与母语关系紧张

在演讲中,北岛指出,古老的敌意包括三组紧张关系:“一个作家和他所处时代的紧张关系”、“一个作家和他母语的紧张关系”、“一个作家和他本人写作的紧张关系”。他还对这三组紧张关系进行了通俗的概括:“作家不仅要和世界过不去,第二要和自己的母语过不去,第三还得跟自己过不去”。他认为作家必须如此,自己和自己较劲,“这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道防线都没有,就算是对这个世界彻底投降了,同流合污,无可救药”。而“一个严肃的作家,必须对自己的写作,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反省精神”。 回想起三十多年前,北岛说,当时汉语面临巨大的危机,那时“官方话语几乎禁锢了每个人的思想和表达方式”。他举了一个例子:“年轻人已经不会谈恋爱了,所有恋爱的语言已经消失,不像现在是泛滥了。比如,如果你要向一个你爱慕的人表达微妙的感情的时候,你会写道:‘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他认为,当时“诗歌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挽救汉语的作用”。因为“诗歌向僵化的官方话语提出了挑战”。

北岛同时指出,今天汉语所面临的新的困境,“在去意识形态化以后,现代汉语陷入了新的危机,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语言垃圾的时代”。一方面是行话无所不在,“包括学者的行话、商人的行话、政客的行话”。行话同样渗透到了高等教育之中,“写论文就是一个把行话具体实现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沉渣泛起的语言的泡沫,包括娱乐语言、网络语言和新媒体语言。在所谓全球化的网络时代,这种雅俗结合所构成的最大的公约数,正在简化人类语言的表现力”。我们的语言再次变得苍白无力,北岛倡议所有的作家面对这样的现实,“超越语言的垃圾,恢复汉语的丰富、敏锐、新鲜,重新为世界命名”。

 

写作与孤独相伴而生

北岛把写作比做手艺:“写作是一门手艺,与其他手艺不同的是,这是一门心灵的手艺,要真心诚意,这是孤独的手艺,必一意孤行。每个以写作为毕生事业的手艺人,都要经历这一法则的考验,唯有诚惶诚恐,如履薄冰”。

在他眼里,网络这一新兴而势不可挡的新媒体是很好的传播的媒体和工具,也是一场灾难。“诗歌像酿酒,埋在黑暗中,却很长时间才可能成为好酒”。他觉得现在仍然应该读诗,读纸书,而不是把生命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奉献给网络。

当下的文坛人声鼎沸,喧嚣四起,娱乐化、商业化与写作渐渐关系密切。部分作家的高频率曝光与出镜,与深居简出的北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近年来作家的粉丝成群现象,北岛言辞犀利:“粉丝是商业化的阴谋”。他把粉丝现象比做“小邪教”,认为其中“充满了煽动性与蛊惑色彩。教主就是作者,骗钱、骗色,教徒,就是粉丝,得到不同程度的心理安慰”。“这本来是娱乐圈的事,现在扩展到文学界和文化界,这和我们整个文化的低幼化倾向有关”。在他看来,这一“低幼化”的后果与表现是:“作家不再引导读者,而是一再的降低写作水准和标准,为了迎合更多的读者。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由于作家与读者形成的共谋关系,导致我们的文化(严肃、娱乐)都不断的粗鄙化、泡沫化”。他坚定自己的立场是“ 反粉丝”的,作家应该是一个非常孤独的职业,“诗歌是文化的标高”,不会拥有大众的读者。他建议那些所谓的粉丝也需要古老的敌意,怀疑他崇拜的作家,监督自己所热爱的作家。

北岛坚持着他的孤独,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因为失败与古老的敌意紧密相联。作为作家,获得奖金这样看得见成功都是非常表面的。他真正看重的是自己内心是否承认自己的作品以及同行的认可。诗人需要和生活保持距离,写作与孤独紧密相连,面对着古老的敌意,北岛说幸运的是自己从未放弃写作。

 

鲍昆:北岛所说的“三个紧张关系”不仅是说文学,也涵盖所有艺术。我们为文、执艺,缺少了北岛所说的这种意识,都不会成为恒久的追求,更不会成为自己认定的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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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曾梵志的”挪用”

2011年8月2日 鲍昆 3 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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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摄影师斯蒂夫·温特的《风雪之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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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梵志的油画《豹》

 

挪用和抄袭

我看曾梵志的”挪用”

文鲍昆

 

我是看《新京报》才知道曾梵志抄袭事件的。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新京报记者问曾梵志本人的态度。曾梵志首先承认《豹》的图像确实来源于美国摄影师斯蒂夫·温特的《风雪之豹》,但是否认抄袭。他认为这是挪用,是在当代艺术中很普遍的现象。这几年,艺术批评界有很多人介绍过”挪用”的概念,但却没有把”挪用”和与它一步之差的词汇”抄袭”放到一起来讨论。曾梵志事件实际上是将这两个话题并置了,到底什么叫抄袭,什么叫挪用,它们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系,还是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我认为艺术界应该通过这个事件做一个思考。

在为自己辩解时,曾梵志例举了挪用大师安迪·沃霍尔的例子。但我觉得这个说法不能成立。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大家比较熟悉,它属于是机械复制时代出现的艺术现象。他利用了很多明星的图像,通过复制以及特殊的手法来表现现代人在工业文明之下的消费社会一些特定甚至是很隐蔽的符号思维和生产过程。安迪·沃霍尔作品的形象资源来自于机械复制时代公共消费的各种符号,但那个时代与传统绘画时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从某种角度上说,从希腊开始直到近代的古典传统艺术的观念就是模仿。而到了机械复制时代,模仿的意义已经不大。传统艺术原来的模仿只能靠眼的观察、手的绘画技巧才能再现,但机械复制时代可以通过照相机、高科技瞬间完成。所以机械复制时代后,艺术不得不走向观念化。因为技巧性的模仿劳动在最终的目的前,意义已经不大了。传统手工艺操作除了表达艺术家的技能、才干之外,作为公共话语进入社会传播的价值意义在今天就显得很弱。从艺术品的生产角度上说,今天很多的制作手段完全是可以从技术消费市场通过交易找到,而且最后的使用效果极佳。甚至艺术家可以组织雇佣人,挪用现成品,利用摄影技术,利用各种高科技工业的制作手段,利用电脑里的Photoshop软件来完成自己的作品,此时艺术家再怎么表现自身的技艺方式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观念、话题,怎么引起公众的注意。除了某些绘画爱好者之外,公众不会再太多的关心绘画上的画法、笔法,他们关心的是这件作品说了什么话题,表达了什么主张。杜尚、沃霍尔等开启了一个新的艺术时代,也可以简单说成是”挪用”的时代。这一时代既挪用现成的物品,也挪用其他人的劳动,但是挪用需要公平的交易,和挪用之后的新的语意。

安迪·沃霍尔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是破解了人们对于传统艺术的那种铁壁铜墙般的专业性崇拜,他把它拆解了,推动了艺术的观念化。从安迪·沃霍尔之后,艺术就是观念性的社会话语行为。如大多数艺术家的装置,具体的制作都不是艺术家自己完成的,也没有人去探讨这些话题,只是关心该装置作品表达了什么主题。艺术家只是出想法,制作和图纸的设计都不必自己亲历亲为,都可以委托他人,但他要把握效果,所以形象、观念是至为重要的。艺术家们也经常挪用一些早就失去了原始创作意义,被完全大众消费的商品作为自己创作的元素,来结构新的语义结构,比如安迪·沃霍尔利用梦露和毛泽东广为发行的照片形象。

但曾梵志这次则是典型的抄袭。

因为曾梵志是一个传统的油画艺术家,是在油画布上运用色彩作画,而且从作品表达的意思上看,《豹》这幅画是地地道道的传统油画艺术,它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有着本质的不同。作为传统的油画艺术家,曾梵志需要用感觉以及手上的技术,对形象进行描摹再现。抽象表现主义的绘画可以另作讨论,但曾梵志的”豹”又完全是写实主义的,这时他的创作就涉及到了形象资源的问题。因为传统绘画所需的形象资源,严格说艺术家应该直接面对。虽然现代的画家很多都利用照片来绘画,但照片的来源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了。首先就是著作权问题,如果是画家自己拍照的,别人管不着,那只是艺术家生产创作的一个步骤。如果这张照片是曾梵志自己拍的,然后再画,别人也没有任何意见,因为他就是原创。但是曾梵志这次用的美国摄影师斯蒂夫·温特的作品《风雪之豹》,则是摄影师花费了巨大的劳动才完成的。《风雪之豹》这张照片非常难拍,因为豹子是野生动物,它跟人不能交流。豹子怎么在镜头前出现,这对摄影师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一个豹子的生存面积有近二十平方公里,这需要摄影师做深入的调查,要了解动物学、生物学,甚至要找一些猎人去了解,还要自己去亲自观察,判断脚印,然后他才能大致确定豹子出没的地方。再后才是怎么拍的问题。这幅《风雪之豹》是雪夜中的豹子,而且明显使用了灯光。用灯光拍摄动物,会获得极生动的效果,但是摄影师在野外调配灯光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像是在摄影棚里面拍摄。即使摄影棚里面拍,也不是一个摄影师轻易能完成的事。因为拍摄驯化动物(动物园的动物)也并不容易,需要在摄影棚搭好景,布好灯光,然后等待动物的偶然”配合”。《风雪之豹》显然是经过庞大劳动的投入后成功的,绝非简单的”快照”。曾梵志的油画《豹》画面中的豹子和照片中的一模一样,除了眼神光调动了一下,前面加画了几个树枝。曾梵志只是照着照片画了一遍,改变一下眼球的眼神(画过画的人都知道画眼神方向是最容易的),而且没有在原始形象上添加任何新的语意,连构成”挪用”的观念性再创作都谈不上,就说这东西是自己的创作,这就非常不合适了。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社会伦理都要求尊重艺术劳动的原创性。现在大家画照片画习惯了,但是还应该看你画的是什么照片,谁的照片。并不是”挪用”的概念成为你抵挡一切的挡箭牌,”挪用”并不是抄袭,这是应该澄清区别的。2009年媒体曝光的一个事件,一名浙江的油画家将陕西摄影家协会主席胡武功在1996年的一幅摄影作品《俯卧撑》,直接搬入自己的画面,在当时就引起了大家的讨论,画家后来向摄影作者道歉。胡武功那张照片的劳动付出量要比野生动物摄影师少很多,还只是一个街拍快照。再有,前年中国美术学院摄影系主任薛华克控告一个画家,他拍的少数民族肖像那个画家完全照着复制。因此,如果曾梵志的《豹》获得合理的认证,那就把前面所有的案子都推翻了。

其实传统绘画也借助一些手段帮助自己造型的,如17世纪以后画家开始借用工具手段画画(镜像),利用物理中的”小孔成像”的方法来描摹形状以达到形准,安格尔就使用了这种方法。但曾梵志实际上画了一张照片,而照片又来源于一个著作权权属明确的摄影师。这肯定就属于抄袭。智慧的艺术家借用形象都是有一定的改变,不会像曾梵志的《豹》几乎不作任何改变。画家画图片有的是取照片意,有的是取某种具体的形象,具体的形象使用实际上也是有所变更。再有的 “安全的挪用”,是使用超过版权期的成为历史符号的形象,和又经过无数人加工之后著作权模糊、版权归属不明的公众性的符号,如安迪·沃霍尔使用的毛泽东形象。

总之,这几年这方面诉讼的官司不断,区分”挪用”和”抄袭”的概念,在现在看来是十分有必要的。曾梵志的《豹》,应该说是给社会和艺术界提供了一次思考的机会。这场议论的结果,也一定会有利于未来艺术家规范自己的创作。

本文发表在2011年6月《艺术时代》杂志

胡武功摄影作品《俯卧撑》

胡武功摄影作品《俯卧撑》

李跃亮油画作品《我小时候》

李跃亮油画作品《我小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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