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昆的博客

摄影成了个行当后，队伍也就有了。有了队伍，就得讲究队伍的规矩，规矩多了，就有了说道。说道什么呢？就是怎么是好，怎么不好，摄影的学问怎样，什么摄影最地道。说着说着，就把这么其实特别简单的工具说玄乎了。又加上摄影刚生出来的时候，摄影很笨，拍一张照片得倒腾半天，而且也不像今天的摄影似的，举手就完活儿。所以笨摄影时就得跟艺术找齐，因为艺术都是慢活儿。玩摄影的必须吃饭，要吃饭就得加大自己的本钱，所以笨摄影时增加本钱的唯一一招儿就是拼了命的说自己是艺术，因为艺术家都是能吃饱的，而且吃得不错。摄影“要艺术”这一学步时的无奈，后来就坐下病来了，一辈子都得挂着艺术的身份证。没想到，笨摄影很快就长得很快，没几十年的功夫就从一马车的身架，变成揣在兜里的玩具了。原来整张照片得“艺术”大半天的事儿，现在手慢点的半秒钟就能秃噜出十几张来。一百多年前的忙活，现在花个千把块钱就买来了，连说明书都不用看。在技术上摄影现在就是一个乐了。这么简单的摄影，还瞎白话什么艺术啊？嘿嘿，就是因为简单，它可就真牛逼啦。就这一下，看你看什么了，按什么了？你要是笨蛋和懒蛋，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按不下来。但笨蛋也有笨蛋的办法呀，咱们PS啊？减减饱和度，要不人小点或大点，天多点或少点，找找光线，要不利用利用人体，那多加彩啊，男的爱看女的，女的爱看男的，人天生就有这爱好啊。折腾来折腾去，不就是一个好看吗？好看不就是艺术吗？看来还是原来坐的病闹的。病现在也跟着医学的进步有了许多新的病例分析，摄影的艺术分析办法就是语言，把影儿说成语言就是影像语言啊。这样摄影也可以和科学连在一起，变成学问。这支摄影队伍是有科学的队伍、是科学加艺术的队伍。在这种强大的信念下，我们是最纯粹的专业队伍。我们要坚决的讲摄影，至于我们拿摄影干什么并不重要。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买得起照相机的人越来越多，照相机公司和软件公司也强烈的支持我们，这个世界就要变成全面的摄影化，人也都变成摄影人，起码俺们中国是这样，从中央到地方从老到少从男到女走哪都照相，照什么？照摄影，照好看，大家比试谁的照片上的影儿奇特讲究，谁的片子大，谁得的奖多。这么着，以后咱们就谈摄影吧，别的都没意义。

南都突发新闻摄影记者谭伟山的一组《暴力城邦》没什么出彩的摄影，也看不出什么太多的摄影门道，但是看到的是一张张照片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城市，一段生活，一个个生命，他们生或死，他们哭或喊。谭伟山照的都是不折不扣的人事和人世，照相机只是他的眼睛。没有什么比眼睛后面那颗心更有魅力了。所以，谭伟山的照片耐看，可以看几百年，上千年。回头再看那只无比专业的队伍，就是一个很热闹的大俱乐部了。

鲍昆

2006年9月20日，广州黄埔区，一个外来打工者的小孩由于辍学学会偷盗等坏习惯，被父亲用铁链锁在简陋的家里。

2005年1月16日，广州大道中，一位抢手机的男子被捉住，治安员用脚把他踩在地下等待警察得到来。

2005年4月10日，广州天河，市民在反对日本教科书问题的集会中冲击电脑城。

2004年10月14日，广州站西路服装城外，保安正在用铁棍殴打一名租户。

2007年8月22日，一群到工厂为死亡工人讨说法的人被特警控制住。

2009年8月6日，珠海市，台风珍珠刚过，联合执法队正在积水中强行拆除违章房子，几个不愿意离开的居民被强行带离。

2005年4月8日，120的医护人员正在把一位在家庭暴力中被打伤的男子抬下楼。

2004年10月21日，医生正在为何爱华接驳被砍断的手。何女士下夜班回家时遭遇三个男子抢劫，歹徒砍断她拿手提包的手，她的包里只有30块钱。

2005年1月4日，一个相亲归来的女子遭遇车祸，头被撞飞了。

2005年8月14，广州东圃一座立交桥下，警察发现一具无名尸体

2005年1月10日，警察正在广州和龙水库得路边打捞上一辆冲入水库的跑车和一位女子的尸体。这辆车是半夜飙车时冲入水库的，司机逃生，女子是坐在后座的。

2009年8月13日，珠海市海边，治安员和警察正在把一位在夜总会工作为情蹈海自杀的女子拖上岸。

2008年3月6日，广州番禺一名参与罢工的女工被带离现场。

2008年6月23，广州机场立交下，一名裸体女子在路边捡饭吃。

2009年4月29，广州白云区，一名盗窃团伙的成员被关在派出所的审问室。

2007年8月10日，一个偷电线的男子被抓后遭遇路人的殴打。

2008年3月19，广州天河棠下，一名男子吊死在绿化带的树上。

鲍昆：我站在这幅自杀男人的照片前久久不能离开，我总在想他在最后时刻都想到了什么？到底是什么让他绝望？是什么让他觉得白天是黑夜？是什么让他再也不愿看到其他的生命和同类？

 一个突发摄影记者眼中的城市

每天，我都在等待一个电话。等待一个把我带到突发现场的爆料电话。

我从城市的一个角落跑到另外一个角落。从一个车祸跑到一个火灾。从一个打斗的场面跑到一个凶杀案的现场。我是南方都市报的摄影记者，我叫谭伟山。我从事新闻突发摄影这个行业已经有7个年头。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我其实挺喜欢广州这个城市的。这里繁华、方便、兼容。生活得很舒服。作为一个突发新闻摄影记者，长年的工作让我改变了对这个城市的看法。因为我工作接触的东西都太暴力了。

面对这种眼泪和鲜血，我有很多时候都是对自己说，这只是一份工作。就像一位法医，他必须面对尸体，就像一个医生，他必须面对鲜血。这只是一份工作，我的工作性质要求我这样做而已。这里没有任何道德层面的东西。从另一个角度我这样安慰自己，可能残酷的不是照片本身，残酷的是现实本身。

 真实是什么？我已经不相信很多东西，除了我的相机，我的相机不会撒谎。我的使命是记录和呈现。我会把一个死者拍得很美，因为她的死是一生时间最后的定格。我拍摄一个打人的场面，至今依然记得按快门手指的发抖。

我每天在用相机记录小人物的命运和城市里的阴暗面。在混乱的突发事件现场，我要求自己更冷静，冷静得像条狗，突破现场封锁，突破重重障碍，直抵新闻事件的核心。

我有时真怀疑这不是人干的工作。每天都是打打杀杀，车祸、跳楼、火灾、死人。没有什么能比一位突发摄影记者更能体会到什么叫”直面惨淡人生”。而当真实太过于真实，当它们交织在一起时，却又变得不真实。真实和荒诞背后应该是痛惜。我不相信时间可以抚平伤口，照片就是一个个伤口得碎片。在一个个裸露的伤口面前难道我们还没学会痛惜吗？

这份工作把我从现实里带向荒诞和虚妄。这是个伤口裸露的城市，一个悲观者的暴力城邦。

                                     谭伟山 2009年12月2日

重访香港重庆大厦

前不久，在赵莉的音乐会上碰到老友香港作家陈冠中，闲聊中他告诉我他刚刚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小说《盛世》，并说现在手头没有了，正在请朋友从香港捎来，拿到后等春节聚会时一定送我一本。刚好之后去香港，想起这件事。也想起那天在赵莉的音乐会上，幕间休息时徐晓找我过来聊天，我忽然感慨说，以后这样的朋友活动应该我们自己掏钱买票支持，而不是非得让人赠票还矫情说自己拨冗特意跑来捧场支持。我刚说完，看到徐晓一脸的诧异。就听她说，难道你没买票来吗？我说是梁和平打电话让我来，我在售票处拿的啊，还看到张越也在那，还和我打招呼呢。徐晓笑着说，我们可都是自己花200元买的票啊。听她一说，我一愣，再顺着徐晓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一大票朋友们都坐在2楼上，而我则舔着脸拿着赠票坐在1楼的好位置上。自己真的是太不自觉了，此刻真是尴尬之极。徐晓接着说，她们都是接到电话后主动自己买票来捧场的。于是，我告诫自己今后再碰到这种事应该自觉地多想一下，因为文化朋友都是清贫之士，干事是很难的，朋友们再不捧场，这世界真的是太滥了。

想到这些，这次到香港在入住酒店之后，立刻就去酒店附近的”天地书店”去了。果然，在店门口畅销新书中看到了《盛世》。买回书，在酒店房间里就看起来。因为《盛世》是一本根本无法在内地出版的书，写的内容恰好就是这两年我们经济发展有了俩钱之后的中国现实，是对权力和现实冲突的文学性描述和分析。冠中兄写得果然好，小说结构巧妙，人物栩栩如生而且充满悬念，最精彩的是最后的政论性的分析，让人看到陈冠中广博的学识和作为学人犀利精准的眼光判断。掩卷后，真有冠中何不当”国策顾问”之憾。

最有趣的是，看到冠中在小说之中提到我久违了的一处所在，就是香港的”重庆大厦”。他所写的”重庆大厦”是我第一次到香港在第一时间邂逅的场所，而且他对它的描述，很多地方恰恰唤起了我早就消失的印象。

想起来那是18年前的事情了。那年的岁末圣诞节期间，我一个人从德国经曼谷转道来香港玩。刚一出启德机场，立刻被一群拉客住店的人包围了。那时没有现在互联网的方便，可以在行前把自己的行脚全部安排好，所以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带有探险的意味，因为两眼一抹黑。面对这些热情的操着粤语和英语的拉客，我应对着，之间自然露出了北京话。忽见人群中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径直用普通话问我，你是北京人吧？我一听感到非常亲切，自然和他有了交流。他主动说，你住我的旅馆吧，我是北京来的。我问了价钱，他说我的便宜，尤其你是北京人，咱们算是老乡，我绝不骗你，一天300港币。我说这么贵？能不能再便宜点？他说现在香港这是最便宜的啦，到那你就知道了。其实我根本不知道香港旅馆的行情，只是按规矩压价而已，经他这么一说就过去了。但我还是怕上当，就问你那是什么房间啊？他说是单人间，电视、卫生间、电话都有。没有疑问了。于是他就带我坐上了地铁，告诉我去尖沙咀。早就知道尖沙咀，但那时什么尖沙咀、港岛、湾仔、铜锣湾这些地名都是稀里糊涂的词儿，我完全没有地理方位概念，跟着走就是了。在路上，他告诉我他是五十年代印尼排华时来中国的华侨，在北京甘家口那的华侨补校毕业后就一直在北京工作。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政府准许华侨出国，他就赶紧出来了。本来是路过香港，准备去美国，但实际上美国也不是特别好去，就留在香港发展了。打拼了二十多年，用积蓄开了家旅馆。他的经历让我越发感到亲切，因为自己太熟悉这些在北京的华侨们的命运了。一路上我和他就这么聊着，很热乎。

到了尖沙咀，上得地面，见车水马龙，人也乌泱泱的，心中庆幸自己运气不错碰到这位老乡，否则我自己到这乱糟糟的地方一定找不着北的。我背着大行囊，跟在他后面，很快来到一个建筑面前，他说到了。我一看说这哪是酒店啊？这不是一个脏兮兮的大居民楼吗？而且门口奇大，门楣上写着”重庆大厦”四个大金字。看我站在门口不进去犹豫，他有些不耐烦了。他说，你不用担心，我不会骗你的。香港的旅馆都是这样的。你们内地人根本不知道香港是怎么回事。哈，这时我忽然不是”老乡”，又成了”内地人”了。他见我还是犹豫，又说，300块钱你还想住酒店，酒店要两三千港币呢。他这一说，我明白了，酒店和旅馆这俩字在香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再想想自己兜里的钱，看来还是住旅馆的命。得，那就体验一把吧。我一咬牙说您带路，就跟着他进去了。进了大门厅，就见里面乱哄哄的都是摊儿，到了一个电梯前，进去。电梯很小，动起来稀拉桄榔的。停下，出去，转脸看是一个单元门，开着，迎面一个玄关，上有”首都宾馆”四个大铜字。这回我踏实了，看来这哥们真的是北京来的了，首都俩字念念不忘啊。绕过玄关，一条黑漆漆的过道，两边都是门。他带着我走到十几米最后的一个门，打开，请我进去。站在门口我一看，乐了，超级喜欢起来，真的是太有感觉了。就见这是一个大约不到5平方米的窄长小房间，一个单人床顺着房间搁着，床的一侧是一个宽40公分的小桌与床直角横着，床和桌后面就是一个窗户，窗户外3米处是另一个窗户，窗户里坐着一个鬼佬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地迎着我们这个方向敲打字机呢，一看就是一个流浪作家。这种作家按中国老年间说法其实是”二流子”，按现在说是”波西米亚”，好亲切！真是到了人间。我站在基本只能一个人站的空间里还没忘了我的权益，问”老板”，你说的卫生间和电视电话呢？他说卫生间在这儿。我回头一看，原来在门口左侧，进来时没看到。这卫生间一边儿抵着门口的左侧的墙，一边儿抵着床，宽窄都不到1米，门是那种塑料的折叠拉门。里面有一个抽水马桶，坐上去除了搁脚的地方就在没地儿了。马桶在方形空间里斜置，正好两边留下两只脚。马桶上边儿有一个莲花喷头，洗澡就跨着马桶练功夫了。真的太好玩了，我很满意这个设计。接着问，电视呢？他说在这儿。顺着他指的，看到电视在卫生间墙外床的上面，我又乐了，看来看电视必须躺在床上看，也是很享受的体验啊。电话呢？他又带我出门，看到玄关后面黑暗处有一小桌，上面放着一部电话。原来是公用的。正看时，就见旁边一个门开了，一个穿着印度巴基斯坦袍子的大胡子出来打电话了。这时我真的是太满意了，知道有了一次全新的体验，庆幸自己这么歪打误撞地来到这么一个阿里巴巴的洞穴。

一切落定以后，我先躺在床上体验看了下电视，然后上了厕所体验了”方便”，就想起给一个朋友打个电话约时间见面了。到了楼道公用电话前，按了一串号码，还真是朋友接起。寒暄后约见面，他说你告诉我你住在哪个酒店我去找你，我说不是酒店是旅馆（这回很明白），是在尖沙咀。他说他住在港岛（我也不明白是什么地方），可以不用开车坐地铁来，那地方很方便。接着让我告诉具体地址，我说在一个叫重庆大厦的楼里面。那个朋友一听我说重庆大厦，惊呼，什么？你胆子怎么这么大，敢住在重庆大厦？这一咋呼吓我一跳，忙问怎么回事，重庆大厦怎么了？他说，那是香港最危险的地方，里面住的都是贩毒的和卖淫的，是香港政府最头疼的地方。啊–，我一身冷汗，忽然想起了刚才看到打电话的大胡子，也忽然闻到了这间房子里的大麻味儿。

放下电话，有点郁闷。忽然有敲门声。开门，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站在门口，自我介绍说是老板的太太。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问我有没有衣服可以帮助免费洗。她一脸的和善，倒让我感到在北京那些归国华侨挺有身份的样子，又踏实了。问她，听说这里是住的都是贩毒的。她说，没事，你又不贩毒。我一乐，说可不是。她拿了两件我的换洗衣服走了。我也出了首都旅馆，逛起了重庆大厦。下了楼，再看，果然满是南亚的棕色人和非洲人，他们和香港人在1楼开着形形色色的摊子，卖小商品，开食肆，到处都是咖喱味儿，再仔细闻就是那股幽幽异香的大麻味儿了。更多人站在门口楼道里四处游逛，我自然也看出门道，这是等生意的了。看着这形形色色，我兴奋。重庆大厦，一个人的窗口，让我从此又对世界多了一份了解。

看了冠中的小说，我忽然兴起，想起一定要再去看看重庆大厦。于是，去了。看到，还是那样，一切依旧。

鲍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