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昆的博客

鲍昆：强烈推荐一篇一位实践自己理想的年轻人知识分子的文章。我们这个社会太多的坐而论道，我们也有满腹的牢骚和韬略，但是缺少的是实践精神。这篇文章或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和激励。此篇文章分两次转载——

乡村建设、别样选择与我

 潘家恩

 

2009年年末的一个清晨，忽然收到一封来自北方同仁的邮件，说即将在北京举办乡建十周年总结交流会。恰值期末，无法与老朋友们面对面的分享种种艰辛与难忘，但心里却仍然有一些异样的变化，原来一直都认为”乡建十年”只是对民国期间的叙述，竟然不知不觉间，这样一个同名的运动也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

希望它不是一则新闻，也不仅是一个庆典，更不是乡建同仁们的自我设限，希望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认真反思与总结，为新的开始定位好方向。

自从多年前接触”乡村建设”这样一个崭新的词汇始，它吸引我的一个关键点是–这场运动中始终有”人”的影子。且不说，给予这场运动以启发的，正是无数被重新肯定为”脑矿”的普通华工；而这场运动的最终目标也是希望能让长久以来被视为政治稳定”工具”或统计数字的无数普通人能减少被剥夺，能在改善最基本条件的同时还能获得尊严；更重要的是，这场运动，从不掩饰运动组织者、推动者的兴奋、烦恼、思考、痛苦与自我反省。既是那么的真实诚恳，又是那么的饱含热度，它让我们重新思考长期以来被认为本应隔绝的”象牙塔”与”泥巴墙”。

无数人在运动和反思中成长，而这场运动也同时以”人”的思考作为某种流动的发生载体。作为一个呼应，本文希望以一个运动参与者个人的经历和视角，尝试对本场运动进行某种微观的总结与反思。

 

一、从城市看农村

就我个人来说，乡村建设始于我大二的某个夜晚。

当是恰值新千年的前后，全社会都在分享着千禧年的狂欢与期待。作为”以农为本”的农业大学校园里，一方面，与正处在产业化转轨的其他高校一样，考研、四级、校园恋爱无疑成为大学生们的真正主旋律；但另一方面，当时的”三农”问题和社会矛盾又是如此的严重，每寸空气里似乎都充满了忧虑、愤怒、焦急与热切。既然高考时就已经铁了心报农大，直至将几乎所有志愿都填上不同的农业大学。我一入学，带着无比的热情和对大学的浪漫想象，在社团还未正式招新就”托后门”加入了已经有着6年历史的学生社团–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 研究会。

相信与很多新加入”支农”社团的朋友们一样–一夜之间，忽然发现原来自己并不孤独，来自全国各地似乎都怀着相似理想与经历的我们走在一起，”抱团取暖”所带来的热度与相见恨晚的感觉让我们十分的兴奋！海阔天空、秉烛夜谈、通宵达旦那是常有的事。刚从十多年应试教育的牛角尖中钻出来，最让我们发自内心并全身心投入的，与其说是我们对社会问题的理解有多深刻，不如说是对青年人奔放理想的一种必要安置。因此，氛围对我们来说更为关键。在这里，虽然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我们至少尝试去关心，虽然我们可能什么都没有，在参与中可能出现很多今天看起来明显幼稚的地方，但激情、对现实大胆的评论与尝试介入的热度，似乎已成为对无聊大学生活巨大同化力量的有效防御。

自然，在周围同学、室友和老乡的眼里，我们都是”怪怪”的一群–离群索居，不能与身边的同学打成一片，不好好学习，一点都不现实……，然而，当我们离开那个充满”爱情童话”与压抑电玩声的宿舍时，我们却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认同与适合自己的空气。面对那些时髦话语我们可能”土”的掉渣、无言以对，但当我们回到社团那个狭小办公室，却能滔滔不绝的上下五千年，同时还能在社团的”农研日记”上尝试让自己沉淀下来，与其他同仁分享自己的观察、困惑和思考；我们可能不”认真学习”，或许因为”不务正业”，但更是由于对那些在”专业”包装下远离实际及”三农”真实需求的所谓”知识”之天然厌恶……正是那些”课堂”、”老师”、”同学”离自己期待中的”农业大学”还有如此之落差，让我们成为别人眼中的”坏学生”，但我们却对另外一些”不入流”的知识充满了无限的热情，我们可以利用所有的假期、抓住一切机会”下乡”，组织”业余农校”、”三农角”，打破院系和年级的限制，自己寻找一些与”三农”直接相关的老师并组织讨论/辩论，还组织了一个初具规模的自行车队，到北京的各高校间游学，希望能真正的打开视野，遇到更多的同路人……

所以，本应该很痛苦、很抑郁的我，非但没有，还比其他同学多了一些直面冷嘲热讽的不甘与韧性。这段时光还给我一个重要的启示，一个人的动力再大、能力再强、想的再多，在人群中也会孤独的被淹没，要让”怪”的人/想法/做法得以真正存在，只有找到更多的”怪”，这样才可以”见怪不怪”。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只有发现了他们为什么认为”怪”？我们”怪”的价值在哪里？我们才能真正的获得自信与坦然！

今天回过头来，这个”怪”可能也就是某种另类（Alternative，因为在中国当代的语境下，这样的词汇已经被更多与小资品位或时尚时髦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我们也可以译为”别样选择”），而这些”别样选择”只能是从主流社会中生长出来，它才具有及时准确地回应和对抗”主流”之现实意义，但也因此，它必然在主流话语与目光的重围下痛苦的生长。如果没有积极的评价体系、缺乏合适宽容的土壤环境，我们如何免疫那无处不在的自我怀疑？我们如何抵御那温柔美丽的诱惑与”收编”？

我们身边不断出现新的”怪人”，也不断有”怪人”恢复”正常”，这本来很正常。但最令我痛心以致需要保持警惕的是，刚刚的”正常人”转身会轻松而又意味深长的将”往事”归为年轻时的不成熟，似乎当年自己的各种严肃思考、不含掩饰的清晰立场都只可能是某种以供怀旧的”青春旧梦”或未来面对更为年轻朋友时”倚老卖老”的资本。

我们当然需要理解其中的无奈，但更重要的是要敏锐的发现–产生如此影响并极易被轻轻略过的时代背景与主流论述。

让我们产生如此关注”三农”的热情和氛围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呢？那是李昌平喊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时刻，那也是无论《黄河边的中国》、《岳村政治》这样的学术书，还是《中国农民调查》这样的调查报告都一样全国畅销的年代。同时它还联系着更为久远的社会历史脉络–与我们这群”80后”几乎同龄，中国1978年的当代改革史让全面高速发展的富强主题和”现代化叙事”成为了主导各种领域的强力威权，并将沿袭百年的”危机”意识、对西式现代化的想象和文化精神层面上的普遍焦虑同时结合起来[1]。   

而进入激进全面市场化改革的90年代后，问题似乎变得更加复杂。有别于80年代，90年代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进而导致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成员生活之间，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出现了”断裂”，城乡差距急剧拉大，这场”马拉松式”的改革更不断将越来越多人甩出去，社会中开始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弱势群体，广大农村和农民无法跟上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进而进入一个表面多元的”断裂”社会。而在这样的社会里，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差异有时会达到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2]。

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时代特征外，那个年代对于我们这些从小生活在小城镇，然后到大城市上农业大学的人来说，还意味着：周围充满对”农”的不同层面的偏见，既有家人朋友因为”受够了！”而让我们尽快逃离”苦海”的煞费苦心；也有”城市中心主义”喂养出来的城市大学生对来自农村大学生低劣的歧视与可怜的无知；还有更让我们失望与愤怒的，是包括自己的学科在内，几乎所有的一切都类似乎以”学农”为包装和掩护，而让我们更快更好的”去农”，社会到处还弥漫着以”为农服务”的名义，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甚至”坑农”之目的。

这些都是当时我的愤怒与无奈，更是促使我将乡村建设与别样选择结合起来的基本原因。正是那样一个”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让我有了一个接触乡村建设的偶然机会。

那是一个深夜，因为学生社团的工作而不得不到半夜才蹑手蹑脚的回到宿舍，为了不影响室友们的休息，在微弱的手电光下打开一本自费印刷的《告语人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对晏阳初的访谈录），那是在北师大”农民之子”初识邱建生时他送给我的。正是那本书带我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既是因为那段一直存在但却并未被我们所知的历史，也因为一下子为晏先生所取得的成绩和光环而震惊，更重要的是：晏阳初的人生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同样都是从志愿者开始，同样都是建立一个社会团体以汇聚力量，同样都认为必须回到民间，而且向平民学习，但这种平民学习又不是简单浪漫化的”抬高”或”一厢情愿”，而是基于自我反思和重新调整我们与他们、理论和实践等在内各种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其中的困境及背后的原因，并终其一生保持着不变的热情、行动力与平和心态。  

晏先生还说”人的热情是可以感召的！”，那一晚恰如其分的感召了我，将年轻大学生”自以为在开创历史”的小小”自负”续入那场虽然充满差异、也绝不像后来者叙述中”再现”之辉煌，但却充分体现着知识分子理性自觉的动态运动中！同时它让夹杂着盲目自信与彷徨矛盾的我，不再患得患失，不再奢望于想象与口头中伟大完美的社会改变，而是从自己的反思和改变中去积聚与发现那些零散微弱但却不可轻视的建设力量！

耶鲁大学毕业的晏阳初博士骑驴下乡

30年代的全国乡村建设讨论会，包括梁漱溟、晏阳初等各地乡建团体负责人

今天回想起来，之所以自己没有像周围的很多朋友一样成为流行而又广泛分布的”愤青”族，同时也没有顺着社会运动的主流逻辑而进一步成为”行动主义”者，而始终坚持着阅读、写作和思考的习惯，这始终离不开乡建前辈给我的某种示范–激情和平和是可以共存，做”小事情”和想”大问题”从来不应该矛盾！我们评判甚至厌恶那些躲在”象牙塔”中自说自话的”知道分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继续处在”二元对立”的阴影中，我们心有”不甘”，不是希望让”不甘”将进一步的思考与更为深入的行动”打发”，而是希望我们可以更给深入的”扎”下去，通过自己得出答案–事情真的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吗？

当然，”一本书改变人生”的叙述更应该是神话或故事。前晚的感动和激动很可能轻易的被”今天”的现实与身边依然如故的目光所教育，但那些启发还是让我可以较为从容的思考校正自己的起点与未来方向。

剩下的大学几年，很幸运的认识了温铁军老师、刘健芝老师、刘老石、邱建生等同仁，因此加入了更为广泛的当代乡村建设实践，特别是初期的酝酿阶段，期间帮助《中国改革（农村版）》搞过发行，接待过上访农民，参加过2003年1月就开始的各种乡建培训班。

今天回过头还发现：虽然从小生活在南方小镇，但我真正认真思考自己的生活和”三农”问题却是在到了城市之后；虽然至今我仍然不掩饰自己对于城市生活方式略带厌恶的陌生，但真正打开我们事业的起点却也是在城市。与其说那里拥有更为方便的交际空间与资讯，不如说，正是在那如此鲜明的对比和差距中才更让自己心中”平等、公义、劳动光荣”等抽象观念在”不甘”的刺激下显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建设始终是一个”回首”和”反观”的实践。也正因于此，乡村建设从不应狭隘的在参与对象与发生场域上作出规定。

而透过乡村建设，我们或许才看到“三农”原来是在城市现代化洪流的充分裹挟之下。表面上看似充分自主，然而却是双重”失语”。既使我们很多人来自农村，从小生活在农村，那又怎样？可能从小就开始远离自己村庄到遥远的乡镇上寄宿小学；可能我们的老师虽会标准英语、但却不会讲我们熟悉的方言更不了解也不需要了解我们的生活；可能那些和城市小学一样的教材可以让我们更为羡慕嫉妒外面的生活，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90%的我们只能是”陪读”、为什么初中毕业的我们只能以”打工”的身份和艰辛去感受那童年时就种下的”城市梦”……

我们可能会更加努力，但是为了对农村生活的厌恶与生我养我村庄的逃离；我们可能也有梦想，但那梦想的真实意义却是让梦想成为可能的梦想；我们来自乡村，但却不属于乡村，更别奢谈为了乡村！我们失去了认同，我们甚至不再有童年”闰土”般的无邪与快乐，我们的根已经被割断；我们的生活经验背靠乡村，但我们的想象图景和考虑方法已经于城市无异！

然而尴尬的是，我们熟悉并陌生的乡村毕竟也不是那些”挤地铁/喝污水”现代城市一族疲倦之后”农夫、山泉、有点田”般的牧歌想象；就在电视广告的轰炸与以消费论英雄的新意识形态渗透下，外表宁静的传统乡村却处处弥漫着不甘寂寞的骚动，“乡村”不仅真的只能成为现代都市人的遥远”乡愁”，更几乎成为同样遮蔽农村人自己深入认识家乡的”真实谎言”。

因此，在这个阶段，我基本上是并且只能是从城市看农村，而这样急切而遥远的眺望势必包含着自己的童年记忆及更多的想象。然而，一遍遍的”下乡”当然满足了自己”硬把他乡做故乡”的弥补心理，对着偌大的中国地图，已经在超过一半的省份留下自己不深不浅的足迹，但也同样积累了一些空虚的心态与抽象的概念。“眼”高了，可”手”在哪里？年轻人所特有的”个人英雄”心理在一定时间内挺起了自己的信心与勇气，然后也迅速的被另一个”自我”所厌恶和怀疑–它多么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更为彻底的改变。

总之，在那贯穿我大学四年的阶段始终心中有”火”。然而乡建是什么？对于这个阶段，它先是年轻人急切需要并且可以用来自我证明的”光环”。然后它也是大家可以各取所需的某种”包装和道具”，同时它还是对未来充满焦虑与踌躇的我们及时打开的视野，以及让过度的激情得以平衡的平和心态。

而”别样选择”，则复杂的包含着：某种对理想的偏执、不愿随波逐流的”不甘”与人生起点的重新校对。

“赶科技大集”–早期我们的”下乡”形式   北京高校大学生骑自行车到定州翟城村

二、从农村看城市     

2003年，因为”非典”的到来，让我们史无前例的躲过毕业答辩，但各种骚动仍然弥漫于整个校园。似乎大家都”看透”了人生与生死，但却更为投入的加入到包含”打牌+杀人游戏+网络游戏”等在内的更大虚幻与狂欢中。而”死亡”可能带给我们的严肃思考，或让人临终前产生为社会或他人超常规的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在我而言，开始变得不再铿锵有力了！如果弥漫于这个世界每个角落的的”犬儒主义意识形态”没有获得改变，死亡本身不就是游戏人生的一部分而已？心中如果没有更为丰富的苦难或快乐，让位于恐惧和”对恐惧的恐惧”那不是再自然不过吗？

空荡荡的公交车与难得不再堵车的北京交通，让我可以每天骑车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往返于学校与实习单位。但已经可以正式留下来的这家部级直属事业单位还是让我厌倦，我逐渐明白了为何会有那么多富有才华、想象力与社会理想的大脑会变成当初自己都鄙视的官僚。

2003年7月19日，请假参加了心仪已久的晏阳初乡建学院揭牌仪式，既因为它位于定州翟城村这样一个历史乡村建设的发源地，更因长久以来那就是大家心中的一个共同期待–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扎根农村的真正实体。回京后没几天，我很自然的辞职了。在行动援助的支持下，作为乡建学院理事单位的派驻代表，和《中国改革》的邱建生及香港CSD的袁小仙一起，开始这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

办在村里的免费农民培训学校

说是已经揭牌成立，那不过是处于实践一线的人们在现实压力中形成的策略选择与办事风格–我们需要关注，这样才有可能引来最为缺乏的各种资源！然而各种工作基本上还是完全的空白，大队人马与热闹之后，留下了无数的期待、部分的赞赏与更大的压力。

开始时，我们三个人都还只是兼职，最早是邱建生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朱小娥搬到村里，开始了最为艰苦的开拓–那是一座建于50年前并已废弃多年的老乡村中学，破败漏风的窗户、不稳定的电压、特别是第一个没钱买煤的冬天……根本就不是我们媒体报道中的明亮色彩与华丽开篇，晏阳初与乡建当代复兴实践的光环没有能够给我们带来实质的温暖，有的是更多是”不冷眼”的旁观与略带热度的精神/口头关注。虽然如此，热情的村民和至今依然被我们铭记于心的部分志愿者（团体）给予了我们”雪中送炭”的帮助，让我们走过了创业的艰难。

破败的教室

70多岁的老志愿者龙量才老师在整理部分刚捐赠图书

村里小朋友在学院图书馆学习

到了2004年3月，我和小仙都感觉这样远程参与远远不够，所以我们也决定搬家了。于是，先是”人”搬，然后就是让我痛苦的三大架书籍，只能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一本本一箱箱的分批次落户，最后就是铁路托运那辆大学里骑了三年的二手自行车。

如此搬家，既让我十分深刻的从物质层面上了解到”北京-定州-翟城村”这样三级区域在交通等硬件方面的巨大差异，更让我经常性的在半天内从一个能够举办”奢华奥运”的骄傲空间迅速转换到T型台的幕后或豪华大餐的”后厨”–分布广泛又普普通通的村庄。我也才真正体会到当年的”大海归（龟）”晏阳初及平教会的”洋博士”们举家迁往定县，是需要多大的决心与放弃。

开始到村里开始生活了，才发现还只是”走近”农村，而远远不到”走进”农村！大学社团里滔滔不绝的”三农”理论（或想象）在现实面前是如此的苍白、狭隘与”花拳绣腿”！原来在读乡建前辈文章时，表面上我们似乎都懂了，既没有艰深的理论，也不需要过多的立场调整。然而在乡土中国的实践中，面对那些完全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我们断不可根据已有教育习惯进行概念化的处理，而是要将其”还原”到实践中，看到其在现实中有着什么样的张力？其背后的”立场”又是如何得出的？而真正具有解释力理论的最基本要求就是经得起”还原”，正是这种”还原”及与现实互动中所显现出的张力才能够给”后来者”以真正的启示。

如果说搬到定县有什么最为直接的冲击？那无疑是心态上的！饱含热度而又错综复杂的现实让我们收起”削足适履”式验证，不管是什么理论什么原有经验，在这里都要求先通通放下，而是回到理论和理念的原点–”发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敏感的把握调整自己所处位置，清醒的意识到：“农民”不该只是我们想象中被动的”对象”，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有着喜怒哀乐；”农村”也不该是我们可以自欺欺人的加以”一言以蔽之”，每个村庄都有着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我们才来了多久？我们怎么”敢”狂妄的自认为已经真正了解，并试图改变它？我们要处处留心，不仅要”发现”村庄贫困背后的权利关系，同样也去”发现”一个与传媒及课堂上千差万别的”底层”；我们还发现，虽然比起城市白领来说，村民可能收入低的多，但他们竟也是我们的最初资助者和志愿者之一，50多岁的大娘乒乓球打的竟然比我们都好，村民为了学电脑可以是如此热情–没有电脑，竟然在自己手绘的纸键盘上秉烛练习……

农民朋友们的学习热情深深打动了我们

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听课

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听课

如此”发现”，不是传媒小报式的猎奇，也不是”学术贩子”们的”贩卖”，它真正让我们有可能把脑中抽象的概念与肩头”唬人”的理念暂时放下，更为自觉的”走近”他们，但又保持自知自明与充分警惕–我们不可能真的是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不再”天真”，不再用或冰冷或浪漫的语言来包装他们，不再将他们静态的凝固在那里，以学术的”逻辑严密”与”客观中立”为名义，对他们进行”写生”般的叙述与加工！

只有这样，才能摆脱乡建”原教旨主义”所可能同样产生的路径依赖。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理解了陶行知说”创我者生，仿我者死！”时的良苦用心与意味深长。

在大学阶段，虽然知道乡建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也窃以为乡村建设，就是按照”定县模式”所说的各方面工作都做，合起来便是整个乡建。而到了现场，发现乡建绝不该是”杂货铺”，重要的是背后需要有一个与让”乡村未被建设”不同的图景和想象，进而产生相应的策略、主次、主线等。

    因此，我发现乡村建设绝不可被狭隘的理解为”乡村的建设”，它更为深层的联系着对发展模式的”别样选择”，同时还携带着从实践出发的社会批判！

而对于我自己，”笼鸟归林”所带来短暂兴奋之后却是长期的尴尬！北京和农业大学接受过的现代专业教育也不可避免的给了我某种”光环”，似乎让我具有某种权威而得到老乡们的尊重与喜爱。然而这里真的不需要我长篇大论的”推销”抽象概念或社会危机，我自己却扎扎实实的不会种地！虽然在家理应是有这样的机会，但和无数来自农村的同龄人一样，”农活”因只是未来没出息”差学生”的预备职业，而无需我们染指，它也或是全家人为了让我们具有和城市里一样好的读书条件而做出的某种”补偿”。因此，就在我们为”闰土”同情鸣冤的读书声中，我们已经再也无法感同身受”闰土”的遭遇与挣扎。虽然在号称为”农大”的环境呆了四年，但学科彼此的隔膜让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农学相关专业同学下地；虽然当了几年的”三农”社团负责人，我们对学生领袖的想象与期待让我似乎只是多积累了一些组织活动的经验与”黑板养猪”般的技巧或建议，它甚至让我变得毫不羞愧的不懂装懂，因为每次下乡都不需要太久，也不是自己的家乡或熟悉的地方，我们已经收获了见识和调查报告，激情和热情也已得到充分的挥洒，似乎就足够了？……这样的尴尬难道仅是我个人？当整个社会都对”三农”困境手无足措时，我们还能要求年轻的学生更多吗？

起初阶段，我就是遭遇了类似的尴尬、自我怀疑与自责。幸运的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团队，一群80后在分享同样的困惑与问题时蹒跚前行，而纯朴的村民给了我们最为珍贵的宽容和耐心。

全体志愿者到村里免费发年历

2004年的农民合作社培训班

乡村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融为一体，也让我们这些工作者成为这个农民培训学校的第一批”真正”学员。现在回过头去，还可以回味很多当时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比如从村里老人口中得出翟城原来街道的名称不是现在的”东、西、南、北”实用叫法，而是充满儒家意味的”仁、义、礼、智、信”，还有村庄中的各种仪式：赶集，庙会，老乡们最快乐的集体做手工月饼场景……翟城村成为了我最为经常的梦境所在，同时它也已不知觉的成为我今天看问题的某种参照坐标。

而乡建学院的工作，仍然充满艰辛和希望的逐步开展着：农民培训、大学生志愿者交流营、生态农业、生态建筑、翟城及全国各地的村级试验区、几乎每天都要接待怀有不同目的的来访者和媒体……但人群散去，校园安静下来，呆呆着注视着那些充满着一个村庄半世纪历史记忆的旧建筑，我忽然想到：乡建学院难道不也是中国时下热闹无比”三农”的缩影吗？它不断在镁光灯下被聚焦，但却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努力的发出不那么动听的声音，也会不断的被滔滔不绝的主流声浪所误解和嘲笑；我们如此期待着一个小小的民间学院去载起”三农”[3]，正如我们同样”恨铁不成钢”的期待着农村为何老这么”有碍观瞻”，为何不能”自我修复”以致我们的内心可以减少点”不安”？

 ”活着，就是胜利！”这句略显悲情的话，既是我们当年”自嘲式”的玩笑，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帮助我们更对准确的理解所处之困境和定位。我们不该”道德自恋”，也无需悲壮的”自怜”。但我们却仍可以通过这句话来理解主流的强大以及当代”犬儒”意识形态笼罩下做任何小小改良行动的艰难。所以，我们既需要保持着另类选择的自觉与坚持；同时也要看到，在”千人一面”"万口一辞”的大一统下做出任何一个不同于主流的小小努力，都自有立此存照的独特意义。

大学生志愿者暑期交流营

编印给农民和大学生的读物与教材

在那难忘的三年多时间里，从翟城村出来的我们，真的很”土”！不管是”留洋”回来、还是”地道”的香港人，穿着13元一双的村里大棉鞋，手里经常还拎着自己地里产的农产品，每次进人民大学都要被保安不断盘查……除了不方便外，我们从来没觉得什么不妥，也不需要什么”农民化”的化妆，还切切实实的感受到老乡们”进城务工”的待遇。

然而，有一次到北京开会，却让我们忽然震住了–当看到不管是在寂静的郊区还是繁华的城区，北京的路灯和各种没有必要的灯都开得一样的夺目！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这段时间村里老停电，连最最重要的浇地用电都要限制，老乡们视之为自然，我们也都被迫习惯了这样的既定现实。只是心里在想，为何都完成包括三峡等在内的世界级超巨型水电工程了，还是这样？

原来，我们的发展永远是需要有”优先序”和”牺牲者”的，城市和农村也从来都不是可以分割的，正是因为城市的”过度发展”，或城市这种过度耗能生活方式的过度”普及”与过度”迷信”，才产生了”三农”问题，才需要乡村建设。反过来说，乡村建设的真正开展是否可能在不对”城市”以反思节制的同时进行呢？当然，农民大叔们半夜就爬起来排队等水浇地的艰辛是不会被习惯城市生活方式的我们以任何方式想起过不妥和不安！既因为我们看不到，也因为我们”故意”不看，更因为我们即使看到了，按照已有的思维习惯与生活方式，又能怎么样？

正是在如此现实的体认面前，我们开始明白，乡村建设不该让农村成为拉动内需名义下城市资本的”避难所”，也不是让农村成为”有闲阶级”和城市中产的美丽乡愁所在或者现代化的另类修辞，我们更不希望以此附庸出对现代社会来说绝对必要又似乎有效的道德姿态。

在那里，因为脚踩大地，心中虽然充满了愤怒，但我还是努力的让自己的心态恢复平和。虽然面对各种不公，但真正生活在”底层”的人们，除了愤怒和”阿Q式”的自我安慰，仍然有着同样分量的坚韧乐观、互相搀扶的温情及同苦难”共舞”的不放弃，他们需要活下去，而且更需要活好！

因此，我逐渐放弃了学生社团时代的”高调”，让激情”淬火”，尝试学会用沉默来感受体认三农的”失语”。而这种失语无疑也被指认为”底层”的共同病症，不仅因为他们太分散，更因为在如此现实化下–他还没开口，就已然被指为落后！更进一步说，乡村和”小农意识”在叙述中已经成为现代化的”他者”，只有被不断的放逐，我们才能继续在那个”百年现代梦”中自圆其说。这个过程经历了”五四”、八十年代以来对”前改革”及文革清算、90年代以来激进改革……，从未中断。

今天想起来，我和我那些80后的同仁们竟是如此的幸运！就在我们还带着无数美好的社会理想、激情有余但却又”两手空空”，满脑充满着不乏空洞但也断不可简单的加以”取笑/轻视”的美好愿望。有那样一个地方和不算坚固的”围墙”做缓冲，既让我们充分自由验证无数个来自书本的概念与结论，让自己充分意识和调整姿态，同时又有空间让我们去反省修正自己年轻和善意的”无知”，而不像更多同龄人一样在现实的残酷面前因太大落差而”缴械投降”。如此充满”无奈”的结局在我的大学生活中可谓随处可见–”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   

当我们的社会和”成熟”的人们可以很轻松的去命名指责这些为”秀才下乡”时，我们无需辩护，辩护无疑只会落入对方的逻辑而让严肃的讨论被消解或替代。我只想说，当这个社会连”秀才”都”下乡”，或连这样一种越界的”补位”仍然需要被挖苦和嘲笑时，我们的”社会/环境”怎么了？

就像我们在种地三年中所认识到的那样：健康的土地=健康的植物=健康的食物=健康的人！当我们为人的健康和食物的安全而忧心忡忡时，有多少人真正认真的关心过食物来源与土壤状况？如果我们承认需要”育苗”，需要”脱毒”（难道那些常年接受以城市为中心教育影响的”秀才们”不需要吗？），请我们大家共同的来改进”土壤”–创造一个可以被寄托以无数期待的沃土！

因为对石油农业的反思，我们尝试一定程度的恢复畜力耕作，更重要是引起”争议”与讨论！它也是今日”小毛驴”市民农园的旨意之一

然而，我们也不是像不知情的外人所指责的，我们仅在”实验”三农！这里，承认是试验，因为我们希望打破理想化的模型，而在”试验”时发现那些可重复的规律和限制，更多的从实践中获取认识，并让认识与实践得以对话。但我们绝不像是自然科学中”白老鼠式的实验”–我们不希望把”三农”简单的对象化，既因为推动者也需要反思，更因我们不希望站在”有权者”高高在上的立场上，将百年现代中国的诸多责任推给”三农”，然后再以一个”超脱清高”的姿态进行”客观中立”的研究。我们希望研究者能够真正放下”拯救者”的身段，甚至想想，自己可能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本身。

我们希望和农民朋友们共同承担”试验”中可能的风险和代价：我们全年就住在村里，试图按照村里的节奏和时间生活着，尝试学习村里的方言；我们费劲周折的筹款，为了免去囊中羞涩农民学员们的培训费用并提供路费补贴；我们和翟城村的老乡及全国各地的农民学员们共同分享着前行路上的艰辛与收获，诱惑与互勉，彷徨与坚持；农民朋友们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和牺牲，而我们也将自己最有创造力的几年青春放在了村子里。

温铁军院长与学员们一起劳动

台湾谢英俊建筑师和志愿者们一起盖厕所

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我理解到作家莫言所说的–我们要”作为老百姓而写作”，而不是”为老百姓而写作！”

如果说上一个”从城市看农村”阶段，虽然”满口皆农”，但却毫不知觉地将”农”陌生化了–它被化约为某种意义上的”对象”，我们研究它，我们叙述包装它，我们甚至依赖它以成就我们的学术地位，申请到可以”职业化”自身的各种资助……同时，长期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还让我在”象牙塔”中拥抱着各种迷信：历史和科技必将带领我们走向越来越光明和富庶的明天；相信科学和专业人士终将帮助我们克服困难，或许不久会发现新能源，或许海水可以变石油，或许明天有明天的办法；总之，我还是太相信–在这个危机、眼泪和幻象都同样可以被制造的现代社会里–自己的判断能力了。

而这个新阶段，”乡村建设和别样选择”意味着让我重新认识那些一直被认为”不证自明”的所谓”常识”。脚踩大地让我开始变的卑微，既让我能够近距离体认到”三农”的真正危机与农民无言的艰辛，也让我看到土地神奇的自我修复能力，更让我承认我们替代或成为不了他们，去思考”我们”和”他们”这样区分的背后是什么？

这些，我至今都认为是把握”乡建”精神的实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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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念群，《”危机意识”的形成与中国现代历史观念的变迁》，转自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2] 孙立平，《关注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新变化》，《社会科学论坛》2004.1

[3] 谭翊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载得动三农几多愁？》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96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