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昆的博客

大国悲壮

鲍昆

         如果按社会发展史的一般定义，一百七十年前的古老中国开始了向现代化国家的转型。那个开始，并不是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古国自身发展逻辑的初衷。中亚横贯南北的帕米尔高原（在中国古代称“不周山”和“葱岭”），将远在东方的华夏大地与世界区隔开了来。这片广袤的土地，有着独特的地理气候，特别适合农耕文明的成长，于是一个完全符合自身地理条件的农耕文化系统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独立地生发了。她创造了辉煌的历史，而且充满了自足性，它通过几百年一轮回的统治权力更迭，不断修正和维系自身系统的稳定性。

         16世纪中叶，欧洲的荷兰开创了资本主义的纪元。以海洋贸易为先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也跟着开始了。1602年，荷兰商人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辖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技术和枪炮在世界各地建立城堡和采购站，于是以荷兰人为首的欧洲资本主义开始了对全世界的资本殖民主义扩张。大约两百年后，英国开始了新机器制造业的工业革命，欧洲的资本主义真正成为迅速改变世界的力量。这个力量打破了原来世界各个区域各自为生独立发展的格局，真正的人类现代社会历史来临了。古老的中国自然也难逃厄运，一切都必须面对。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迄今一百七十多年，中国的历史是被资本主义全球化绑架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个无奈的历史。在机器和枪炮面前，在机器制造的生活方式面前，那个曾经被十三世纪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向欧洲人所“描述”的，世界上最富有的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不再是神奇和令人想慕的了，而是变成遥远的“落后”和“愚昧”的代名词。中国从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忽然变成了一个最孱弱的国家。

        一百七十年以来，从科学技术到哲学艺术，中国开始了痛苦的蜕变。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漂洋过海来的人和物，被中国人称为“洋人”与“洋物”，“洋”字于是成为中国现代史以来最为具有力量和新奇隐喻的词汇。中国的现代性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洋化”的过程。在“洋化”的早期，国际资本势力还未强大到彻底占领中国的广大市场的时候，中国还有自己的机会。清末开明的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在皇室革新派的支持下，都曾做过“洋务运动”的努力。他们开办各种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兵工厂，并且进行军队的现代化改造，但终究都归于失败了。甲午战争一役，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大清帝国现代化转型的梦想也随之彻底破灭，中国彻底成为国际资本主义强国鲸吞蚕食但却毫无抵抗力的对象。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清皇室为了维护自身权力进行的一场权宜之计的技术性的运动，而不是在生产关系和国家结构制度上进行变革的革命性运动。所以它注定是要失败的。

        甲午战争的失败，也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灭亡。1911年，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色彩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制，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不具备领导中国全面走向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的能力，各种新旧和中外的势力一时在旧中央制度坍塌之后的北洋政府时期，开始了胶着性的较力和相互征战。在这种混乱的社会局面中，现代化建设是没有什么可能的。进入上世纪三十年代，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开始力图在政治上统一中国，上海等沿海地区暂时获得发展的机会，一些民族工业出现壮大的迹象。不幸的是，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宣告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努力再次被外来资本帝国殖民主义的“现代化”扩张所阻断。在此之前，日本在1931年开始的对中国东北三省的军事占领完成后，以为那里从此会成为大日本帝国的领土，所以曾经进行过大规模的殖民和投资建设，结果为那个地区的工业垫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其它广大中国领域的现代化，却因这场战争彻底地停滞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紧接着在1946年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这场战争一直到1950年才彻底结束。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彻底控制了中国，并于同年10月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诞生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频繁战乱终于戛然而止，一个统一的和能够有效管理的中央集权国家终于形成。这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创造了最关键的条件。中国终于可以开始实现自己的现代化梦想了。

         1950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因朝鲜半岛内战的爆发，不得不卷入这场域外的战争。但是统一的中国和有效率的政权不但没有因为这场战争而停止自己的建设步伐，反而因这场战争激励起更大的建设热情和统一团结意志。与此同时，中国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进一步加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相互支持。中国以在朝鲜伤亡近40万志愿军将士的代价换来了苏联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大力支持，推进了中国军事的现代化。紧跟着， 1953年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开始了雄心勃勃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一五”计划时期，我国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计划所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主要依靠我国人民的力量，加上当时苏联等国家援助的156个工程，共有595个大中型工程建成投产。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胜利完成，初步铺开了我国工业布局的框架，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上，第二个五年计划再次提出。由于“一五”计划的顺利实现和抗美援朝的胜利，让领导者们充满了对未来浪漫主义的理想。于是，“二五”计划在制定和执行中出现了严重的冒进倾向，许多计划指标不断修正和大幅度提高，甚至认为中国可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建成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在若干经济指标上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了。暂时的胜利让中国的领导人们过于自信了，以为可以用战争非常时期的运动型手段进行科学性极强的经济建设，甚至提出了完全不顾现实情况的“大跃进”运动，企图创造一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奇迹。为了保持强势的推动性，毛泽东发动了“反右”政治运动，以消灭一切抵制冒进和为社会进步建言的科学声音。在这场运动中，共有约五十五万名当时大部分是社会人才的人士被划为“右派”，并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进行各种形式的“劳动改造”。在“大跃进”和之前的“一五”计划中，中国落后的农业成为发展的阻力。为了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推动了人民公社运动和大兴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前者在短时促进了生产之后迅速曝露出打击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弊端，而后者则为未来中国的崛起垫定了安全基础。大跃进的冒进政策对中国刚刚形成的社会生产力形成巨大的打击，造成大规模的饥荒和人口死亡。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工作会议的“七千人大会”，对冒进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检讨和调整，要求实事求是和脚踏实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对毛泽东需要承担的责任并未深刻检讨，为后来的“文革”动乱留下了伏笔。1962至1966年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不幸的是，毛泽东在1966年再次发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代化进程又一次受到长达十年的干扰。直到1976年“文革”的结束和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才开始走上不受政治干扰的全面现代化的强国之路。

         必须指出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强国路线，曾经让我们的国家民族蒙受许多苦难，但是放在更大的历史空间下来俯瞰和考量这段艰难的路程，则会让我们看到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是面对国际强国政治环境的必须所为。毛泽东那些激进的思想路线和实践，一方面造成许多苦难，一方面为今天我们的强盛打下了一个坚实的起飞基础。

        在中国从1949年以后几乎完全独立于世界之外的三十年中，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迅猛发展。有幸的是，毛泽东在1972年因内政外交的需要审时度势地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主动进入国际社会。中国由此打开了国门，结束了长期闭关锁国的状态，对世界开始试探性地开放。文革后执掌政治领导权力的邓小平，大力推进国内的经济改革和对外的市场开放，中国开始了迄今以前三十年的融入全球化的现代性进程。

        在前三十年的工业基础布局和政治制度上，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顺利展开。曾经被严重诟病的五、六十年代无限制人口政策造成的人口过剩，反而为这场全面的经济起飞提供了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大胆招商引资的国策也引来大量的国际资本。终于，一个为全球商业市场提供廉价商品的超级“世界加工厂”的制造业大国出现了。中国全面地融入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与此同时，中国内部增长的财富也导致了以东南沿海地区为龙头的城市化过程。这引起了以传统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的另一场危机。大量的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家园，到沿海地区务工，以自己的血汗维持生存。同时，大规模的城市化，导致土地的资本化，作为国家安全基础的农业生产受到威胁。城市化也造成了广泛的各级权力腐败和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与此同时，为了追求高经济指标的增长，国家的自然资源受到掠夺性的过度开发，环境生态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大国崛起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

        中国现在成为世界第二的巨大经济体和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地缘大国。这是自一百七十年来一直落后挨打的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愿望。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为了今天我们曾经牺牲了多少代人的幸福，又有多少志士仁人和普通民众为此献出宝贵的生命，一切来得太不容易了。这是一段创造“辉煌”的历史，更是一段血泪浸染的悲壮的历史。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在五千多年的华夏文明史中，这六十年可谓“弹指一挥间”，但对于每一个短暂的生命来说，六十年却又是不能承受的漫长。这辑六十年的历史影像，就是这一悲壮过程的缩影。让我们仔细地审读和回味它吧。让我们记住那些已经消逝的身影和面容，让我们因此珍惜今天，小心翼翼地面对未来吧。

        ——天佑中国。

        2009-9-6

       本文是为中国移动杂志“中国六十年”影像志所写前言

鲍昆：平遥摄影节现颓势

时代周报记者  谢培2009-09-24 19:00:08    第45期

平遥摄影节的柴油机厂展区，第四届连州摄影展总策展人、艺术批评家鲍昆和平遥摄影节的艺术总监张国田不期而遇，两人上前几步握手寒暄，互称老师。

鲍昆不属于艺术江湖上那种说话不痛不痒的批评家，接受时代周报专访时，他对平遥摄影节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更质疑目前国内众多城市花费大量资金举办的”国际摄影节”。

就是一场文化庙会

时代周报：平遥国际摄影大展9年了，现在留下了什么样的文化积累？

鲍昆：作为中国最早的影像艺术节，这么多年应该会形成一定的价值追求。在促进了地方经济、活跃了地方文化生活之外，能不能在这个摄影节中不断地加强、提升社会价值和追求？

平遥现在成为一个大盆，什么都掺进来，结果是没有产生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你在精神上、艺术上都不能给社会带来一种启示，就不能成为一种文化的领跑者。从这个角度来说，平遥已经是很失败的。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待平遥摄影节的未来？

鲍昆：如果不调整，继续做下去也没有问题，但是地位上将越来越不重要，或者慢慢变成地方性的摄影节，或者竞争不过别人认真打造的摄影节。如果经过调整，做出一个学术的平台，将会慢慢提升、坚固它的品牌。

时代周报：本届来平遥展示的图片数量达到2万张，质量上差距很大，即便有好作品也被淹没在其中了。

鲍昆：平遥摄影节在业界被称为文化庙会，对地方经济来说真的起到了很大的拉动作用。但摄影节组委会相对来说不太重视艺术、文化，对他们来说，人多就行。平遥在招展这方面是不设限的，没有门槛，谁都可以来。

时代周报：文化庙会在一段时间内带动了经济，但是如果不能保持一定文化品质的话，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这依旧是一种损伤。

鲍昆：你说得很对。实际上这几年平遥摄影节已经出现颓势了，今年来参展的人很多，参观的人非常少，一年比一年少。如果它继续这样做下去，明年会有很大的问题。

拍脑门的城市摄影节

时代周报：那些国际知名摄影节近几年的状况如何？

鲍昆：这些年它们也在衰败，西方的摄影节衰败得好厉害。

时代周报：如何看待国内各地此起彼伏的”国际摄影节”？

鲍昆：我们社会全面地出现了一种晕船化状态，这种晕船化状态就是说，很多事情都很容易开始，不像以前，事情开头总是很困难的，现在技术和财富都不成问题。比如中国，明年又有30个摄影节出现，前几天我在河南平顶山市，听见几个领导很轻松地说：”那就办一个吧，不就几百万嘛！”

时代周报：很多”国际摄影节”昙花一现。

鲍昆：这些年摄影节非常多，有的是地方官员一拍脑门的一种政绩行为，这个领导调走了，下一届就没人再管这个事了。可能下一届有人觉得这个会很热闹，但他本身又不懂怎么去进行，后来发现他并没有得到他所期待的，所以又放弃了。

时代周报：现在”摄影”是否能给当地的旅游、城市名片品牌推广带来那么直接、立竿见影的效果？

鲍昆：现在不行了。

时代周报：那大家为什么还这么热衷做这件事呢？

鲍昆：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任何一种现象出现，它产生的影响都有一个惯性时间。平遥作为一个成功的案例，从开始的传播，到慢慢地消弭，到最后的过去，是有一个过程的。

买来的”国际化”

时代周报：各地的”国际摄影节”最重视什么？

鲍昆：大部分只是需要热闹，人来得多，来很多的各种大腕，他们只要这个。

时代周报：很多”国际大师”过来只是站站台。

鲍昆：谁能冷静地统计一下，我们这十多年来，在摄影节上所谓要追求国际化，到底花了多少冤枉钱？”国际化”还造成我们摄影师的误读，觉得西方人什么都好。这是我们的文化自卑、本身的民族心理问题，但我希望摄影节让我们的民族自信能更强大。

时代周报：国际上邀请参展者的通常做法是怎样的？

鲍昆：国际惯例，有足够影响力的摄影节只发一个邀请，最多落地接待。但我们中国全包。人家完全可以当这十几天是一次免费旅游。现在很多地方都把请来了多少”洋鬼子”作为摄影节的一个重大成果，而这些人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官员们其实并不知道，也不懂。我们的国际化是买来的。

时代周报：国际大腕近些年也热衷于来中国。有人参加中国摄影节都成了职业。

鲍昆：近5年来，中国是全球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最向往的地方，因为未来的中国 可能就是类似于美国这样的中心国家，他们不愿意落掉这样的一个机会，希望在这里早早种下树苗，扩大他们的影响力。那么多”国际摄影节”都在请洋人，有的人是交叉地被邀请，有的人甚至一年来中国参加很多次摄影节，那些本身是学者、艺术家的就烦了。而像普雷基（联系图片社总裁）这种生意人就例外，他们来得越多就越有商机。

郭杨、臣女、文武、金展、实习生胡少芳对本版文章亦有帮助

鲍昆说明：这是一篇广东时代周报的采访报道，并非都是我的原话，但意思基本差不多。特说明。

原文地址：

http://book.ifeng.com/culture/whrd/200909/0924_7467_1362944.shtml

http://www.time-weekly.com/2009/0923/wMMDAwMDAwMzgwMA.html

姜健发言

　　姜健(摄影家、策展人、大河画廊艺术总监)：今天非常地激动，在八十年代这样的一个背景氛围下，来了这么多的八十年代的影友，来了这么多年轻的摄影家，来了这么多媒体的朋友。我们做这个八十年代，其实是有一个想法，改革开放之后这十年非常地重要。摄影在八十年代是一个觉醒的年代，是一个萌动的年代，那么摄影在八十年代之前，应该是一个大一统的摄影的天下，也就是说是一种工具，是一种一个声音的摄影的道路。那个时候摄影没有一个自由的观看，没有一个个体的表述。那么八十年代之后，在改革开放之后，有很多的摄影家就是有了自己自由的观看。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三十位摄影家，其实就是一个代表，当然我们其实并没有涵盖八十年代。因为大家看了这么大的一个厂房，三百多幅照片，依然是非常拥挤，而且我们都知道每一位摄影家的作品，其实那个时候的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我们不可能用一个这样的形式来完全地涵盖。所以今天的研讨，其实我们就是想请各位艺术家和没有被邀请的一些朋友都可以自由地发言，来共同地探讨八十年代。

　　这次活动是由大河画廊发起的，我们的意思也是想在摄影界做一些关于学术，关于摄影本质的一些探讨和研究。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摄影艺术的发展，我们应该做一些工作。那么，作为我自己来讲，我也是一位摄影师，我在八十年代也在拍照片，但其实我在八十年代拍照片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比如说我在85拍的场景，其实是我在最早的时候，七十年代的时候随父亲在农村生活的那两年经历的一个回顾，或者是一种记忆。并没有想到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但是一拍拍了八年，在93年的时候才发表。因此这个作品在八十年代并没有曝光度。

　　今年广州摄影双年展李振盛捡的那些垃圾里边就有我的那个《场景》，而且做了展示，说明什么?那个时候我真投过稿，但是都没有被采用。就说明这种影像在那个时候是不被确认的。就是说你个人的这种表述，只是讲了你自己的事情，可能就是你懂人家没有懂。那么在那个时候的媒体很少，可发表的机会也很少。因此，它必然是这样一个下场。

　　但是这部作品，我觉得它重要的是它是在说自己的话，讲自己的事，真正是属于自己的心声。因此，在八年之后发表的时候，我才回过头来感觉到摄影的这种个人的记忆，其实只有变成公众记忆才有价值、才有意义。但是它的初衷一定是跟个人有关系，跟你内心深处的感情有关系，跟你的生活有关系。所以，后来的作品，就是说一直持续这样的一个系列的态势，我后来拍的《主人》也是用了八年的时间。但是所有这些后来的语言方式，我觉得跟八十年代那个时候自己的语言态势的形成是有关系的。因此，八十年代也造就了很多艺术家，使很多人有了这种自由发展的机会，在九十年代，我们才可能有九十年代这种成熟的影像。

　　我先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鲍昆发言

　　杨小彦：姜健描述了一个史实。我是鲍昆网博客的粉丝，你的博客文章我基本上都看，包括很多留言，我觉得鲍昆在博客的言论非常有影响力。其实八十年代我也是通过李媚认识鲍昆，认识北京的一些摄影家，八十年代鲍昆不仅是重要的见证者还是实践者，我也看到了你们编的《中国摄影五十年》，里面也反应了八十年代的摄影作品。你来讲一讲。

　　鲍昆(著名摄影评论家)：谢谢杨小彦。我想说的是这样，当然大家这两年随着历史进入今天，中国全面地现代化，现代化以后突然大家又有闲心，在回顾自己的历史。所以我们看从这些年，尤其是最近四、五年，艺术界全面都在回顾自己的精神立场。这样就是纷纷地，包括知识思想界出来查建英做了一本《八十年代》这本书，最近北岛和李陀又编了《七十年代》这本书。大家为什么回顾历史?其实和我们的历史有关系，我们看历史真正的目的是要寻找我们今天为什么这样的答案，和我们需要在历史中找到一些经验。这个经验对我们未来，我们国家、民族、社会整体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从这一点，我们社会有一种不是像小资所理解的那种”怀旧情绪”，那是一个很扯淡的说法。作为我们应该严肃地从文化角度，回顾我们自己这几十年所走过的道路，因为这几十年，我们从一个农业社会，突然现在变成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工业制造国。从一个物质匮乏的，生活上极度贫困的社会，进入到现在这种物质充分泛滥，消费主义的社会。我们现在也存在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当然最严重的问题，我们从非常均贫富的社会进入到现在严重的两极分化的社会和权力滥用的腐败的社会。所以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从历史中去寻找答案。但是，在这场回顾历史的过程中，任何善良的愿望，也经常会添加其它的佐料。尤其在艺术品市场化的过程中，大家都希望自己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从而提高自己的身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既然要回顾历史，那么一定就会形成一个结果，最后你所有的话语，它会形成一个历史的文本。这个文本，它会进入整个历史的叙事。但是这个叙事，我们今天每个人严肃的责任，就是我们是否能够给我们的未来，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个严肃的、清楚的历史。

　　我想，这是应该我们所有人在进行历史反思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底线。那么对于八十年代，到底怎么理解?现在很多人顺口就说的八十年代、七十年代，绝大部分人认为历史这个年代的限定是按历史编年的自然顺序。

　　1970年-1980年叫七十年代;1980年-1990年叫八十年代;1990年-2000年是九十年代。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众的说法，是一个非常不严谨的说法。对于年代的划分，很重要的一点是从文化思想史来划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年代划分方法。如果从这个方法上看，七十年代应该是1966年-1976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十年的时间，我们民族的社会、文化、精神它是完全同质性的一个时期。

　　八十年代恰恰应该是从1976年-1989年。这才是应该叫”八十年代”。因为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社会无论从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到我们的文学艺术，它是一个明确的阶段。1989年”六•四”开枪以后，中国的历史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它是完全不同的。至于再往后，2000年以后怎么划分?我想可能我们现在还不太明白，可能需要更多的关心历史的人，关心自己命运的人，再去认真地思考。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觉得我们在座的人，应该说坐在前排的这些人，我们都经历了两个重要的时代，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是一个苦难的年代，所以前不久我在尤伦斯的一次会议上，下面有很多90后的小孩，他们在看到《七十年代》那本书以后，居然说你们真棒，你们都是一些思想英雄，你们那个年代多好，还能有那么虔诚的机会去读书，去探讨思想，我当时一听就急了。我说：”请你不要把一个严肃的话题大众化。”我说：”七十年代在你90后看来，你觉得是充满诗意、浪漫的年代，对不起不是这样的。”严肃地告诉你我的回答，七十年代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苦难的年代，因为我们所有个人的人性，都被集权蹂躏，你们所看到你们今天认为浪漫的行为，实际上是我们在极端的被压抑下的一种无奈的寻找自己精神安慰，寻找自己快乐的没办法的行为。但是同样，我们这些人都经历过八十年代。现在大家都把八十年代定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启蒙的，激动人心的年代。但是我觉得同样也把它浪漫化了，而且也把它崇高化了。

　　其实八十年代是个什么年代呢?我们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刚才小彦也说创造者。如果说回到中国摄影界，我可以不客气地说，一九八0年代的中国的前卫摄影、先锋摄影，我和李媚我们共同创造了很多。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很多历史就是我们创造的。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亲历者，实际上我们更知道那个年代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我们现在也不要把八十年代崇高化，其实八十年代，我觉得我们像什么呢?我们就像一群懵懂的孩子，突然眼前给你了一片非常明亮的草地，我们想进去，实际上进去怎么玩，我们根本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们。怎么办?但是也得玩，这个玩能把听来的，看到的一切东西都放大化，使劲地玩。

　　比如人家说这个游戏走三步就可以了，我们一定要走五步。这五步中，可能后两步完全是错误的，但它是非常刺激的，非常充满冒险行为的一次快乐。我觉得我们当时实际上是在模仿，在从过去的一种东西，利用过去的一些思想资源，做过度的阐释和发挥。我们其实是这样的，所以大家看墙上这些照片，这些作品，你们千万不要认为说：”你真棒，你们那个时候就拍出这样的照片。”其实我们好多东西并不太懂，我们就是看外国画报，非常可怜的有限的那些视觉外域资源。我们去学习，去模仿。像模像样地去组织自己的展览，甚至在1982年”四月影会”停办以后，接去四月影会香火的是我和凌飞四个人的展览，当时特别轰动，可悲的是我们不知道群体的概念，根本没有这个词汇，于是就叫”四个人的联展”，1985年以后，所有我们现在的东西，随着境外信息渐渐地畅通，这些东西越来越多了。实际上我们当时很多的创新和各种革命性的尝试，它的思维方式还是在旧意识形态之下的东西。就跟现在有的人说你什么态度，什么立场，你为什么不忏悔?你对文革为什么没有反思?这个我就听着特别反感。为什么?好像你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度上你在声讨别人，你最人道，你最人本，但是你的方式恰恰是最不人道、最不人本的。你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忏悔。忏悔在宗教上是一个个人的行为。当然对余秋雨另说，余秋雨骂他是有道理的，你为什么不忏悔?因为余秋雨他已经不是一个自然人，我觉得他这么多年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所谓公共的知识分子，这个词暂时引用，他成了一个明星，成了某种话语的代表，他是公众人物，这个时候你自己在粉饰”文革”，在为自己乔妆打扮，混淆是非，那是不能让人答应的。同样换另外一个毫不知名的人，如果余杰说你为什么不忏悔?我肯定说你管得着吗?你没有资格，那是人家个人的事情。首先这种问话方式，你的态度恰恰是文革时候的思维。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在八十年代我们苦苦探索的时候，我们没有思想资源，我们所能用的仅有的思想资源，就是1982年以后，知识思想界利用马克思在他的《1840年哲学手稿笔记》中就那么简单的几句话，来过度地去阐释人道主义、人文主义这些东西，说来说去就那些东西。

　　说到这儿就想起我在《现代摄影》发表了很多文章，上来就谈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以至于像杨恩濮说你是学马克思主义出身的吗?我说我哪是。为什么谈马克思主义?谈马克思主义是你的策略，保护自己，有合法性。但是现在看这些文章，其实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只是一丁点，只是回到了一个人的价值上谈问题。至于西方艺术史怎么回事，我们是不了解的，根本不知道。虽然当时有限的几本西方艺术史书来了，也看了，但说句老实话，真的有点看不懂。为什么看不懂?我看了这么多年书，终于明白，知识，你自己的知识实际上是一个生产过程，他不是说你读了一本书，你就掌握了一个世界，掌握了一套知识体系，不是的。知识的建立需要许多积累，许多阅读，各个维度的角度共同来参与，才能搭建自己的知识结构，还要有你自己直接眼睛看到的身体的经验，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在看这些西方著作的时候，说句老实话，要不就是断章取义，要么就是似是而非，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我想这个情况到了1987、1988以后，越来越好，因为译著慢慢多起来了，最早出国的那群人有的回来，把他们在西方的一些经验直接地告诉我们，但是现在想起来，他们告诉我们的那些经验，也是一个乡巴佬进城看花花世界的那些表面的印象，也不是真正的现在我们理解的西方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八十年代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一群小孩，努力地学习，也谈不上多正确，唯独留下来只是一点可爱的精神，仅此而已。谢谢!

八十年代中国摄影在平遥重现 

         八十年代的我还太小，邓丽君、喇叭裤、文艺青年似乎构成了我对80年代初期的想象。 

　　诗人北岛形容那段时间是从追求理想向追求经济效益转变之前的一段单纯而又空白的时期。当时整个社会的语境是自我意识的觉醒，文学界出现了朦胧诗，美术界出现了星星画展，而那时期的中国摄影在这股自我思辨与反省的潮流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催化作用。 

         将近三十年的时光过去了，中国摄影不论从样式还是从意识背景上都和当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一个变化是：消费时代的到来，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了人们追求理想的纯粹性。在什么东西都能标价出售的时候，我们反而开始怀念那个从理想出发、为理想努力的单纯年代了。

          9月19日，在平遥摄影节上，由大河画廊主办的“醒——八十年代中国摄影提名展”为我们的怀念找到了载体。

           该展览在平遥古城中的柴油机厂展区进行。进入展厅，耳边响起的是那首熟悉的“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再加上展览现场那些古老的机床，八十年代的感觉扑面而来。

           此次提名展选择了王志平、李晓斌、鲍昆、吕楠等30位艺术家的300余张作品。这三十位艺术家，在那个百花齐放的年代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无论从摄影形式语言的探索上还是从以摄影来关注现实的角度上来说，都足以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摄影探索的先锋。虽说其中有些作品的语言在今天这个数码时代看起来显得有些简单，但是他们之中所包含的人文关怀精神和对社会问题的尖锐剖析，到今天看来也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9月21日下午，参展的艺术家以及包括著名电影批评家崔卫平在内的诸位专家学者汇聚在“八十年代中国摄影提名展”的展厅中，大家各自发表了对中国摄影在80年代的演进与发展的看法。大家共同明确了所谓的八十年代中国摄影不应该以自然年份而是应该从文化思想史的发展角度来划分，即1976-1989年才能真正的成为中国摄影的八十年代。批评家鲍昆建议大家不要将八十年代误读为充满了浪漫与崇高的年代，因为在那个时期更多的还是在压抑下无奈地寻找自我精神安慰的痛苦过程。 

王江

“醒——八十年代中国摄影提名展”研讨会速记稿（一）

杨小彦教授主持会议 

　　杨小彦(著名摄影评论家，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各位朋友们，各位学者、摄影家，今天我们这里开一个简短的研讨会，研讨会来宾就不用介绍了，大家都认识，反正前面有个名字。 

　　八十年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某种意义上都是在八十年代成长过来的，今天很多事情都历历在目，都在我们的回忆中不断的浮现，今天的艺术状况、摄影状况和八十年代整个启蒙运动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为了这个展览慎重地来过两次学术委员会，开过两次研讨，想把八十年代作为一个问题和现象提出来，倒不在于要为八十年代谋取什么功名，而在于寻找今天摄影一个历史的来源。八十年代，我们那个时候都非常地年轻，都以一种勇气和一种创新的精神，想闯进一个刚刚开放的中国，我们都从一个极左的“文革”的中国，走到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八十年代都共同沐浴在思想启蒙运动的氛围当中，现在过去那么多年了，中国的整个现实和文化状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年八十年代有很多在摄影第一线工作的，今天有的成为非常著名的摄影家，非常著名的学者，也有的可能会从事更多的行业，除了行业以外。这个时候我觉得回顾八十年代有一种特别的意义。不仅表明我们的历史的连续性，而且还想借此谈到形成今天的思想基础，这个思想基础还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研讨会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研讨会，我们只是就此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在于通过对八十年代，通过对这些在座摄影的各种回顾，来增进对今天的认识。就我个人来讲，八十年代非常重要，我个人有三件事情非常重要：

　　一个是这里有张海儿的展览，今天他没有来，我今天在路上拍照的时候跟陈卫星老师还聊起当年的经历，到今天还记得我和张海儿如何在街头谋杀胶卷，当时我们一天消灭三十个胶卷，看看我们能不能达到一个目标。现在看到张海儿的照片我非常亲切，特别是有一些照片他拍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甚至有一些他拍的时候我在拍他，但是重来没有冲洗过，另外就是和李媚认识，也成为李媚重要的作者和支持者，和李媚的友谊一直保持在今天。昨天我和李媚在火车上走的时候，我说我们沿海，我们广东人并没有什么群体概念，沿海人都是比较个体，就像今天我跟顾铮说的一样，好像我们并没有一个什么概念要在摄影界或者是中国形成一个什么派。 

　　杨小彦：的确在摄影这一块，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李媚拉的我，使我对摄影有更进一步的热情和情绪，延续到今天。今天我一直在中国艺术界，其实我在美术界做了很多事，但是美术界不知道摄影的事，也不知道我干什么东西，反过来摄影界也很少也有人知道我在艺术界干的事，但是我非常感谢李媚……我的确发表过这样的意见，从价值观来讲我更看中中国当代摄影，它在人文价值和历史记录方面达到的成就，是今天当代艺术界不能达到的，也有很多当代的朋友非常热情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在北京有一些年轻的艺术家们，就不断地告诉我们他们要去召开纪实摄影研讨会，让我介绍人去参加，讨论这个问题，就说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由于跟李媚合作的关系，引起了八十年代末的杭州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我和顾铮成了好朋友，还有一张照片。 

　　第一张照片，正在掏相机的似乎图谋不轨的人就是我当年的样子。所以今天我一见顾铮，顾铮告诉我终于在他的底片档案里面找了出来，放在了这里，当年这张照片发在《现代摄影》上，不过今天二十年过去胖了很多，没有那个时候那么英俊和迷人，那个时候也不英俊。这时八十年代时候的情况，当然我还认识了很多朋友，在座的很多朋友，以后都陆陆续续地走在一起，我觉得我们这个会议是一个比较亲和力和随意的会议，同时我们要见证八十年代的重要性，如果没有那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没有思想启蒙，我想今天的一切都可能会缺乏基础，这是我的一个开始。我们这个座谈会的发言是自由发言吗?参展摄影家说。

1980-1982年期间，是我狂热地摄影时期，不但模仿各种前人的佳作，而且也总是想自己能够“创新”。于是，在1982年的暑假前几天，自己迫不及待地到北戴河“实验”了一组关于海的作品，回来后还写了一篇今天看起来很稚嫩的文章投稿给香港《摄影艺术》杂志，没想到立刻在下一个月刊出。下面就是文章和作品。

大海的性格

鲍昆

    我们人类居住的星球叫地球。其实，与其叫它为地球，不如称它为水球。这个星球，有四分之三的表面是被水所覆盖的。这四分之三的水，我们称之为海洋。大海是地球生命的摇篮，生命起源于大海之中。

    每当我来到海边，我总爱长久、长久地坐在礁石上，看那排山叠嶂般的浪涌奔腾而来，听那沉雷轰鸣般的潮声回荡不息。我也爱在那风起浪涌之时，搏击风浪，享受万物运动的无限乐趣。我更想把我对海的爱、海的印象，用镜头和胶片再现出来。

    今年年初，有幸在青年摄影家王苗那里看到了她所拍摄的一组海，宁静、甜蜜，充满了诗一般的柔情画意。王苗的海，使人感到大海像母亲一样，温暖亲切。但我却多么想再看到大海的另一面，那粗犷、不安、充满力量感的男性性格的一面。当然，把海的这一面拍摄下来的愿望也就油然而生了。

    一放暑假，我就急匆匆地赶到了北戴河海滨，并盼望能碰到一个天公肆虐、兴风作浪的”好天气”。

    事与愿违，一连七天，北戴河都是丽日当空，微风习习。大海像一块晶莹可爱的碧玉，静静安卧在那里。我沿着海边辗转徘徊，失望到了极点。

    就在我即将踏上归途的那天下午，忽然一阵海风吹来，北戴河海滨腾起层层白浪。浪虽不大，却十分难得，我兴奋地架起相机。怎么拍呢？怎样才能出新呢？我所见到过的海的摄影作品，一幅幅快速地映过我的脑际……。王苗的海沉静；乔治·洛蒂的海含蓄轻柔；黄翔的海平稳刚毅，我都不能单纯地仿效。对了，他们大都用长焦距镜头来捕捉他们对大海的印象，我何尝不用广角镜呢？用广角镜头拍摄近在眼前的浪花不是能更好地表现大海的性格吗？

    我穿上游泳裤，把相机背带紧紧地缠绕在手腕上，向大海深处走去。当我走到离岸边五、六十米的海中，汹猛的海浪已经快让我站不住脚了。我弯下腰，把相机紧紧贴在水面，从取景框里就看见海浪排山倒海般向我冲来。我必须在浪涌离我一、二米远时按动快门，然后急速地举起相机直起腰并向后转身，否则，无情的大海会把我及心爱的相机都吞噬了。我在海水里追逐着、躲闪着、把整个胶卷都拍完了，相机上面还是溅满了苦咸的海水。由于海浪瞬息万变，我又需要躲闪它猝不及防的袭击，拍得结果如何，心里实在没底。

    回来后胶卷冲洗出来了，看到画面上千姿百态激动人心的浪的影像，我知道成功了。虽然有些影像焦点由于晃动造成不实，但海浪的动感十足，真实地记录了我对海的印象。

原文发表在1982年8月号（总23期）的香港《摄影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