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昆的博客

2008年10月2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一位军官帮助参加外国元首欢迎仪式的三军仪仗队战士揭开罩住面部的红旗。

影像符号的多义性
鲍昆 文

享有苏格拉底式学者之称的贡布里希在他的著作《图像与眼睛》中曾指出，图像的正确解读要受三个变量的支配：代码、文字说明和上下文。他还认为，“图像的唤起能力优于语言，但在用于表现目的时则很成问题。而且，如果不依靠别的附加手段，它简直不可能与语言的陈述功能相匹敌。”

贡布里希是最早意识到图像时代人们接受视觉信息的心理反应的。他所说的三个变量，其实也是理解图像的三个原则。

路透社北京分社的年轻摄影师李江松拍摄的一组照片“Where is your head？”（你的头哪儿去了），恰是贡布里希以上所谈问题的恰当范本。

这是摄影师从日常采访时所拍的大量照片中挑选出来再编辑的一组影像。它们都有一个共同表征，即因为摄影的视角和镜头焦距造成的视差，照片中的人物好像没有了头颅。一组没有头颅的影像，必然会形成一个悬念式的趣味点。“无头的人体”是这组影像集合的理由，也是每个影像最为关键的代码和能指。但是，摄影师并未按照贡布里希所说添加上另外一个“变量”，即“上下文（关系）”。严格地说，这组集合的照片群置并列的形态还是构成了一定的“上下文”的，只是关系晦涩含混，以至于造成了无“上下文”的实际效果。显然，作者无意将这组影像当做具有实际指义的新闻报道影像；他希望这组重新集合的影像能够产生新的意义。

还是在《图像与眼睛》中，贡布里希说道：“当我们在寻找一幅画的信息时，我们得想当然地接受许多东西，这种想当然的接受总是靠着我们对各种可能性的预先知识。”也就是说，我们对图像的认知是离不开日常生活经验知识系统的，尤其是那些图像代码并不明确的时候。能指的模糊，必然造成所指的离散。“图像的上下文也必须依靠以传统为基础的各种预测的支持。如果这些联系中断了，交流也就中断了。”

在这组影像中，有一部分还是符合贡布里希的要求的。比如一张照片里穹顶的图案，可以很容易让人看出是人民大会堂会议厅，一个“无头”的乐队指挥的身躯，正好与屋顶的五星及光环形成巧妙隐喻的关系。另一张照片里，狂风使得国旗遮蔽了升旗手的脸，这让人们自然产生了某种唏嘘之意。这些图像都可以单独完成能指和所指的内在联系，因为它们都和人们的经验有关。另外，一些则因影像内部代码的无意义，而显得只是一种摄影中偶然碰到的视觉差，而且每帧之间也无法构成必然的逻辑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在摄影史中，曾经有一个关于本体能力“发现”的年代，那时任何奇异的拍摄效果，都具有历史发现的意义。在这个摄影术已经完全普及甚至渗透和覆盖到生活的各个层次的时代，这样的发现已经不具革命的意义。在今天的语境中，追求意义的表达才是各种艺术文本的生命所在。精心的编选、组合，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之一，有时它可以产生超出照片本意的新语义，然而这经常被当下的摄影者（尤其是新闻摄影记者们）所忽略。这是这组照片引人思考的所在。

2004年8月4日，上海地铁站内，一位行人从一组哈哈镜前走过。

2007年3月5日，人民大会堂，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乐队指挥在当日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前彩排。

2011年8月30日，湖北省武汉市郊外大舒村，一名男孩观看由当地农民舒满胜自制的UFO飞行器。

2011年4月11日，北京房山区大石窝村一家汉白玉雕刻厂外，一尊毛泽东雕像被置放在阳光下。

2011年7月1日，重庆市，两名女学生等候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而举行的唱红歌比赛表演。

摄影师简介

李江松，路透社北京分社摄影记者。作品多次入选路透社年度最佳及路透社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最佳。他拍摄的四川大地震组照，曾获美国全国新闻摄影师协会（NPPA）2009年自然环境类一等奖。

本文发表在《新世纪》周刊 2012年11 期上

作者：刘禾
言必称希腊——凡说及西方文明，这总是难免的。
当年梅光迪等人发起《学衡》杂志，昌明国粹，就曾拿孔子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翻开首期的封面，两位先知的肖像立时赫然入目，不能不令人生出几分敬意。如今回头再看学衡派和新文化运动的那场笔墨官司，一条线索清晰可见，即它从头到尾都贯穿着对知识的争夺，争夺的焦点是：谁掌握了西方文明之真髓？为了论证新文化提倡者在西学上的浅薄，学衡派反复地引用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IrvingBabbitt的著述，其要点大致为：十六世纪以来，特别是个人主义出现以后，西方的主流文化有一种趋势，那就是对古典人文主义的背叛；因此，中国人不须”膜拜卢骚以下之狂徒”，”冒进步之虚名，而忘却故有之文化”，而应发扬国粹，”再求进而研究西洋自希腊以来真正之文化”云云。(《学衡》一九二二年第三期)
白璧德要是能活到今天，欧美学界的最新动态一定会叫他看得目瞪口呆。一九八七年到九一年之间，马丁· 波纳尔(Martin Bernal)先后发表了他的《黑色的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源泉》(Black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一书的头两卷。不曾料想，这个四卷本的著作还没有写完，就已经牵动了欧美学界的中枢神经，给历来被西方人引以为骄傲的希腊”真正之文化”带来了一次严重的挑战。人们不安地意识到，古希腊文明同亚利安人之间的那种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血缘关系，可能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这种不安自然会带来几分好奇，作者马丁· 波纳尔究为何许人也(哪里杀出一个程咬金)？说来也巧，此人倒和中国有些特殊的缘分，因为波纳尔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古文字学者，精通古希腊文、埃及文、希伯来文和科普特文，而且还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曾撰写了《刘师培与国粹》〔”LiuShih－p”eiand National Essence”〕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到一九○七年》［ChineseSocialismto1907〕等著作。中国的国粹运动和古希腊文明，这两个彼此毫不相干的题目，在波纳尔的学术生涯中竟然获得某种内在的联系，它们好像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走上了对欧洲文化霸权的批判。
波纳尔的语言天赋和渊博的学问，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中国，都属罕见。他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英国犹太人，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过蒙巴顿将军的顾问；祖父则是大名鼎鼎的古埃及文专家，曾编过一部埃及语词典，这本权威著作至今还是有关专家的必读书。波纳尔本人通晓多种语言文字，除了上面提到的汉语、古希腊文、古埃及文和希伯来语等以外，还有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越南语等。多年来，他一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担　任　教授，主讲政治学和中国政治。六、七十年代期间，波纳尔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并参加编辑了：《越南及其工会成员》〔VietnamandTradeUnionists］和《亚洲的劳工–一个新的篇章？》［LabourinAsia：ANewChapter？〕等书，同时还撰写了上面提到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七十年代以后，他开始全力投入对西方古典传统的研究，从考古学和词源学入手，钻研闪米特文化、古埃及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为《黑色的雅典娜》一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他还完成了一部词源学专门著作，叫做《卡德摩字母–公元前一四○○年字母系统向爱琴海地区和西域的传入》(Cadmen Letters：The Transmission of the Alphabet to the Aegean and Further West Before 1400B.C.)。
《黑色的雅典娜》第一卷发表于一九八七年，并荣获了九○年度全美图书奖。这本书对十八世纪以来的欧洲人文学术传统(一七八五–一九八五)做了深刻的回顾和反省。作者在对大量史料做了周密的考证以后，揭示出一个被人们长期忽略了的事实，即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实际上是十八世纪以来的欧洲学者、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语文学家编出来的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故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持种族偏见，敌视犹太人和亚非民族，而他们生产出来的”知识”却顽固地影响着后人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认识。波纳尔在书中对这些学者做了逐一的分析和批判，其中包括佛里德利奇钒鹿潘固胤伍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乔治犯鹇尢(George Grote)、卡尔凡祭锔(Carl Blegen)、瑞思房ū咎(Rhys Carpenter)等。他指出，上述人文学者十分忌讳有色种族对白色种族的”污染”，因此，不肯承认非洲文化和闪米特文化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并且在学术著作中竭力抹煞埃及与迦南对古希腊文明形成的贡献。这些人认为，希腊文明的起源始于公元前十四至十三世纪之间印欧语系的白人种族由北方的迁入，而不是早期非洲和亚洲文明的流变。每逢碰到古文献中记载的希腊人自己对埃及和迦南的科技、哲学和政治学说的种种描述，以及后者在爱琴文明中的重要作用时，这些学者又是怎样自圆其说的呢？有办法。他们将此方便地归入神话之列。波纳尔给这种文化理论起了一个恰当的名称，叫做”亚利安模式”(TheAryan Model)。
《黑色的雅典娜》第二卷在去年出版。与上卷不同，作者在这本长达七百多页的厚书里全力做了一件事：运用大量具体而又详实的考证，去推翻他所批评的那种”亚利安模式”。这无异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于是，从牛津大学到哈佛大学，许多人文学者都一下子被卷入争论的旋涡。《纽约书评》、《新闻周刊》以及许多专业的和通俗的刊物也都纷纷响应。这场争论颇耐人寻味，因为人们这里关心的虽是一个学术问题，即埃及对古希腊文明的形成到底起过怎样的作用？但是很显然，一部分人义愤填膺的程度似乎又大大超出了他们的学术利益。比如，艾米丽犯ツ(Emily Vermeule)在今年三月给《纽约书评》写的一篇题为《颠倒乾坤》(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的文章中，就对波纳尔进行了直接的人身攻击，因为她不能原谅：”一个有名望的中国专家跑到古代地中海研究领域来干什么？”文中还引了弥尔顿《失乐园》中的诗句，影射波纳尔是那个花言巧语的魔鬼撒旦。(但是弗默尔弄错了。因为她所引的那段诗句并非出自魔鬼撒旦之口，而是一个名叫毕利奥Belial的小魔鬼。–这是一位读者写信给《纽约书评》指出的。透过许多读者来信，可窥见这场争论的刺激性：认真商榷者有之，口诛式的恶意文字亦有之)弗默尔等传统西方学者的这种恼怒当然是有理由的–波纳尔的书严重地亵渎了西方文明。但是，这个亵渎却很难驳倒，因为该书通过考古和词源学研究，发现了大量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亚非文明曾塑造希腊文明的证据。如，希腊语有一半以上的词汇来自埃及语或闪米特语。再如，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克里特文化，据波纳尔的推测，可能是埃及人到那里殖民的结果。这种推论当然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因此引起了种种质疑，成为一大悬案。但不论是通过殖民还是什么别的途径，波纳尔举出了语言、建筑、科技、艺术等方面的大量证据，说明公元前二一○○至一一○○年，也就是希腊文明形成期间，非洲文明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源头。一句话，雅典是黑色的。
曾有人问作者，写这本书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回答是，他要煞一煞”欧洲人在文化上的跋扈心态”。这一煞不要紧，波纳尔身不由己地加入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文化批评，因为，自从七十年代末爱德华啡恋路⒈砹恕抖街饕濉(Orientalism)一书以来，欧美人文学界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就始终把西方的文化霸权作为批判对象。到目前为止，这个批判已经给西方学术研究的格局带来了剧烈的改观。波纳尔的著作从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了这场批评，因此它引起震撼是不足为怪的(《黑色的雅典娜》另外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一部分黑人人类学的学者发起的黑人中心运动。美国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捍卫者对此感到焦虑，并及时地阐明了针锋相对的立场)。
过去的十几年中，欧美的人文学科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究竟发生了哪些大的变化？《黑色的雅典娜》一书以及它掀起的波澜，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深入了解的机会。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后殖民主义理论，不妨说它是后结构主义介入文化批评之后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术动向。例如，萨伊德和帕忒凡焯亟(Partha Chatterjee)就深受福科的影响，他们把东西方文化比较理论看作是知识和权力运作的场所；佳娅特丽稢匪蛊ね呖(Gayatri Chakrovorty Spivak)曾将德里达的《语法学》译成英文，使得解构主义成为瓦解西方中心主义的一柄利剑；霍米钒桶(Homi Bhabha)则把拉康的精神分析用来重读法农(Fanon)，寻求在东西文化冲突中建立新的主体意识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以上这些著名学者都不是白人，他们是从西方以外的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的理论研究之所以在欧美学界引起高度的重视，恰恰是因为他们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传统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而不是与之认同。
以美国而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业已覆盖多种学科和领域，包括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理论(包括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少数民族研究、还有其它所有冠以文化批评之名的学术研究。目前，代表这些学科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往往都有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渗透。在这种情势下，人们已经不可能大谈文化(无论是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还是东西文化之比较)，却不去深究这些概念和方法里面包藏的知识前提，如话语场、知识的历史性和临时性、以及人们在知识和权力之间建立的复杂关系。萨伊德批评的”东方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东方主义”曾替西方生产出大量的关于”东方人”(the Oriental)的知识，西方人正是通过这种知识取得了自己对于东方的文化优势；与此同时，这个知识的生产过程又被充分地透明化，使人无法看到它本来的历史痕迹。后结构主义对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重视，在萨伊德和其他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研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些学者不仅关注某一个文化如何生产关于另一个文化的知识，并如何通过这样的知识实行文化霸权，而且还对生产这些知识的具体学科、学术、研究范畴以及学者本人的立场(文化的、种族的、阶级的、性别的，等等)保持高度的警觉，做出了大量的反省。波纳尔在《黑色的雅典娜》的第一卷中正是这样做的。
应当指出，萨伊德和斯皮瓦克等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评老是带着一种强烈的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情结。这种情结与他们本人的境遇有密切联系(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自前英法殖民地，或者是在欧美受歧视的少数民族)，他们的理论也由此获得极大的感染力，并即刻汇入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反叛传统。但是，此情结又迫使他们面临一个难以逃脱的困境，因为当这些人把所有的目光都投向西方，反复强调东方人受压迫，没有自己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其实在另一个层面上又肯定了西方人对知识的垄断。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们自己的学术实践中，比如，萨伊德、斯皮瓦克、巴巴等人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欧美文本中有关东方的”知识”上，却很少留心除英语或法语以外的学术研究。阿拉伯人和印度人通常是作为某种修辞、隐喻或象征，而不是以平等的学者身分进入他们的讨论，好像那边没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学术传统、更没有自己的知识主体(或发言权)，于是，一切言说行为都被笼罩在西方人的统治下。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我认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是必要的，甚至是相当迫切的。但这种批判必须超越苦大仇深的境界，才能趋向成熟。印度历史学家帕忒凡焯亟艿摹豆颐褡逯饕逅枷胗胫趁竦厥澜纭(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一书已经在方法论上朝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作者把目光从西方转向印度的语境，研究的是西方现代国家理论如何在殖民地时期进入印度知识分子的话语，而当地知识分子又如何运用它去抵抗殖民者的统治，以达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这种研究向我们充分展示了知识运作的复杂性：跨文化的语言实践活动不能不使西方理论失去它原有的意义，而在新的语境中生发出新的意义；这就意味着，西方的文化霸权可能通过某种中介产生出新的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来，譬如，印度独立后，”现代性”的理论立刻沦为彻头彻尾的国家话语，其主要功能是替现代国家权力做合法性的诠释。
后殖民主义理论对西方文化霸权批判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对现代化的反省。在此之前，法兰克福学派一直代表这方面最有权威的声音。但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性的批评重点在现代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各种流弊，例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强调的”文化工业”对人的异化作用。可是，他们的理论一旦离开欧洲启蒙主义传统对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关怀，离开对人之”完整性”的乌托邦式的寄托，就找不到恰当的语言对现代性进行更深入的批评。至八十年代，哈伯马斯曾试图用公共领域和人与人之间交流等概念，去突破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主义哲学思想的依赖。但是，这位哲学家在对”现代性工程”(the project of modernity)做出新的阐释并与之认同时，完全忽略了欧洲文化霸权在生产现代性理论和有关知识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结果他的”现代性工程”又一次成为替欧洲文化霸权制造合法性的理论。
后殖民主义理论也检讨现代性给人类历史带来的各种问题。但是，它做到了欧洲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文化批评理论力所不及的事，那就是，把现代性、民族国家、知识生产和欧美的文化霸权都同时纳入自己的批评视野，为我们提供一个不同于西方人的立场，不同于西方人的眼光，不同于西方人的历史角度。有了这种立场、眼光和角度，不仅世界的文明发展史必然要重写，而且，人类向何处去？未来的文明又当怎样构想？这类问题就不一定由现在的西方人说了算。东方、南方、北方都要有自己的声音。当然，不同于西方的立场、眼光和角度前人不是没有尝试过，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国粹主义和中国从晚清到五四以后的几次国粹运动，无一不是以批评现代化和发扬本位文化为出发点的。但是，当国粹派将现代化／西方和本位文化／东方对立起来的时候，国粹的概念就不仅成为反对现代化的工具，而且成为狭隘的国家主义的另一说法。相比之下，后殖民主义理论则对民族国家持一种谨慎的批判态度，既不与之认同，也不简单地否定。同样地，它对现代性的批评，也不事先假定一个优于现代化的本位文化，而是着眼于有关的知识与权力生成的历史环境。这是一种非本质主义的历史观。从这个观点出发，国粹、本位文化和现代化等，就不再是需要个别地单独界说的客观事实，而是在知识与权力运作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一些相互关联并相互制约的历史概念。在中国，这些概念由于实践的需要而共同进入现代性理论，并在不同的时期构成了不同的话语场，因此，围绕西学和国学的争论，实质上是不同派别为了各自的政治或其它目的所进行的争取话语权威的斗争。例如，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和国学保存会诸人提倡的国粹概念与五四后的学衡派的主张就有甚大差别。前者为了反满抗清和抵御列强的需要，提出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章太炎《演说录》，《民报》第六号)后者为了对抗新文化运动，采取了相反的态度，西学上”言必称希腊”，国学上则尊崇孔儒，而且两学彼此呼应，互为因果。温故知新，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对知识的争夺在今天的话语场内仍在激烈地进行，因此，话语实践、知识的来龙去脉、以及现代性理论中的各种概念和范畴的运作，就不能不成为理论思考的当务之急。
我想，《黑色的雅典娜》至少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知识远比人们想象的要狡猾。

Martin Bernal，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VolumeI，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575pp.，and VolumeⅡ，The Archaeological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736pp.，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7－91.

春节前，和朋友一起去看望了88岁的林少忠老先生。林老精神很好。

林老赠我们他最近出版的诗集。他调侃这本书是“山寨”的，因为没有出版号，是自己给自己出版的。

书的第一部分的第一首诗是林老写于1998年的《摄影的自白》，是林老一辈子钟爱摄影和使用这个媒介的心得。林老以白话的诗歌文体，将摄影这个媒介的性质朴实无华地白描，准确、干净，并深具含义，比那些云山雾罩非要把简单说复杂的“时论”要有力多了。

前一篇博客转载了南无哀先生的一篇“东方学视野中的中国照片”文章。里面有一张照片是南无哀先生作为举例的威廉·桑德斯的“公帑审案”照片（上）。这是一张在西方多年十分著名的关于中国的照片，影响巨大而且深远，成为西方人多年对中国想象甚至形成印象的重要形象文本。但是这张照片彻头彻尾是一张假照片。

在去年10月份的淮安国际摄影节的“史料·史识，摄影术传入至今的中国摄影书写”研讨会上，与会的大家对这张照片进行了辨识。中国摄影杂志的王保国先生发表了对这张照片研究后的看法。他指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所谓的中国清代公堂审案的记录照片，这是一张为了商业目的胡乱摆拍的照片。他指出，无论公堂的格局和照片中人物构成与坐姿等，都不符合真正衙门公堂的规矩。首先，“青天老爷”后面的中堂画就不符合衙门公堂的规矩要求。那幅中堂是普通人家堂屋上悬挂的“关公”，而不是衙门公堂上应有的明镜高悬或日月高升等。经他一介绍，大家仔细研读这张照片，发现破绽越来越多。比如，“师爷”坐的憋屈的小茶几、墙上的对联等等。再仔细看，连那扇墙也是假的，是用布搭的——。

威廉·桑德斯这几年是老照片收藏市场上的品牌，很为抢手。人们往往被他照片中的历史生活信息所吸引，但却忘了他所摆拍的这种场景曾经在东西方的相互认知上所起到的作用。对于老照片收藏，如果能够在这个层面上深一步认识，这种老照片反而会增加历史价值。因为，威廉·桑德斯告诉了我们，离开了简单娱乐拍照后，照片的作用从来都是复杂的，尤其是它置身在复杂的历史语境之中时。

威廉·桑德斯介绍

全名威廉·托马斯·桑德斯William Thomas Saunders （1832年至1892年），是一个在中国定居的英国摄影师，并成为在十九世纪中国的主要商业摄影师之一。

威廉桑德斯在1862年1月在上海开设了一家照相馆，名为“森泰像馆”。桑德斯虽然主要是一个人像摄影师，但也拍摄当时各种的事件和当地的风景及人。

桑德斯拍摄的日常中国人的生活和场景，拍摄了很多诸如官员出行、罪犯行刑等新闻时事和社会风俗照片，有些还制成明信片向来沪旅游的外国人士广泛发售。由于摄影过程的客观局限性，威廉·桑德斯对提供准确的生活反映，对在整个西方传播介绍19世纪的中国知识做出了贡献。
威廉·桑德斯1871年在西方发表50张中国的系列照片。他还定期向英国远东杂志和伦敦新闻画报提供中国的照片。他还拍摄日本，1862年8月他在横滨居住了三个月。他拍摄的中国死刑执行的场景，被人们视为经典。
请看三张真正“公堂”的场景

山东即墨古县衙                                         网上照片佚名拍摄

山西平遥县衙                                             网上白金小鱼摄影

四川昭化古城的县衙公堂                         网上照片佚名拍摄

东北的涮锅子是聚会时最有气氛的聚餐方式。

东北涮锅子的材料和北京的涮羊肉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也涮羊肉和牛肉，但还涮煮好的猪肉。其它的材料是酸菜、血肠，冻豆腐、粉丝等。

这是血肠和生猪肉。

火锅是大铜锅，烧木炭，火力大，持续时间长。

锅底的材料是海鲜，主要是海蛎子等。调料则和涮羊肉差不多，葱蒜、韭菜花、酱腐乳等。

东北火锅在北京也叫“酸菜汆白肉”，指的是涮煮熟的猪肉，其味鲜美，和涮羊肉有一拼。

在天寒地冻的东北夜晚，大家围坐在一起“涮锅子”，实在是一件惬意的事情。

涮火锅之后，吃东北特有的冻梨更是一绝。把冻得梆梆的冻梨放在冷水盆里，一会儿就会拔出冰碴，这时将解冻但仍然冰凉的梨啃上一口，滋味太独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