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昆的博客

作者：刘禾
言必称希腊——凡说及西方文明，这总是难免的。
当年梅光迪等人发起《学衡》杂志，昌明国粹，就曾拿孔子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翻开首期的封面，两位先知的肖像立时赫然入目，不能不令人生出几分敬意。如今回头再看学衡派和新文化运动的那场笔墨官司，一条线索清晰可见，即它从头到尾都贯穿着对知识的争夺，争夺的焦点是：谁掌握了西方文明之真髓？为了论证新文化提倡者在西学上的浅薄，学衡派反复地引用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IrvingBabbitt的著述，其要点大致为：十六世纪以来，特别是个人主义出现以后，西方的主流文化有一种趋势，那就是对古典人文主义的背叛；因此，中国人不须”膜拜卢骚以下之狂徒”，”冒进步之虚名，而忘却故有之文化”，而应发扬国粹，”再求进而研究西洋自希腊以来真正之文化”云云。(《学衡》一九二二年第三期)
白璧德要是能活到今天，欧美学界的最新动态一定会叫他看得目瞪口呆。一九八七年到九一年之间，马丁· 波纳尔(Martin Bernal)先后发表了他的《黑色的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源泉》(Black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一书的头两卷。不曾料想，这个四卷本的著作还没有写完，就已经牵动了欧美学界的中枢神经，给历来被西方人引以为骄傲的希腊”真正之文化”带来了一次严重的挑战。人们不安地意识到，古希腊文明同亚利安人之间的那种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血缘关系，可能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这种不安自然会带来几分好奇，作者马丁· 波纳尔究为何许人也(哪里杀出一个程咬金)？说来也巧，此人倒和中国有些特殊的缘分，因为波纳尔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古文字学者，精通古希腊文、埃及文、希伯来文和科普特文，而且还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曾撰写了《刘师培与国粹》〔”LiuShih－p”eiand National Essence”〕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到一九○七年》［ChineseSocialismto1907〕等著作。中国的国粹运动和古希腊文明，这两个彼此毫不相干的题目，在波纳尔的学术生涯中竟然获得某种内在的联系，它们好像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走上了对欧洲文化霸权的批判。
波纳尔的语言天赋和渊博的学问，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中国，都属罕见。他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英国犹太人，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过蒙巴顿将军的顾问；祖父则是大名鼎鼎的古埃及文专家，曾编过一部埃及语词典，这本权威著作至今还是有关专家的必读书。波纳尔本人通晓多种语言文字，除了上面提到的汉语、古希腊文、古埃及文和希伯来语等以外，还有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越南语等。多年来，他一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担　任　教授，主讲政治学和中国政治。六、七十年代期间，波纳尔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并参加编辑了：《越南及其工会成员》〔VietnamandTradeUnionists］和《亚洲的劳工–一个新的篇章？》［LabourinAsia：ANewChapter？〕等书，同时还撰写了上面提到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七十年代以后，他开始全力投入对西方古典传统的研究，从考古学和词源学入手，钻研闪米特文化、古埃及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为《黑色的雅典娜》一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他还完成了一部词源学专门著作，叫做《卡德摩字母–公元前一四○○年字母系统向爱琴海地区和西域的传入》(Cadmen Letters：The Transmission of the Alphabet to the Aegean and Further West Before 1400B.C.)。
《黑色的雅典娜》第一卷发表于一九八七年，并荣获了九○年度全美图书奖。这本书对十八世纪以来的欧洲人文学术传统(一七八五–一九八五)做了深刻的回顾和反省。作者在对大量史料做了周密的考证以后，揭示出一个被人们长期忽略了的事实，即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实际上是十八世纪以来的欧洲学者、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语文学家编出来的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故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持种族偏见，敌视犹太人和亚非民族，而他们生产出来的”知识”却顽固地影响着后人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认识。波纳尔在书中对这些学者做了逐一的分析和批判，其中包括佛里德利奇钒鹿潘固胤伍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乔治犯鹇尢(George Grote)、卡尔凡祭锔(Carl Blegen)、瑞思房ū咎(Rhys Carpenter)等。他指出，上述人文学者十分忌讳有色种族对白色种族的”污染”，因此，不肯承认非洲文化和闪米特文化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并且在学术著作中竭力抹煞埃及与迦南对古希腊文明形成的贡献。这些人认为，希腊文明的起源始于公元前十四至十三世纪之间印欧语系的白人种族由北方的迁入，而不是早期非洲和亚洲文明的流变。每逢碰到古文献中记载的希腊人自己对埃及和迦南的科技、哲学和政治学说的种种描述，以及后者在爱琴文明中的重要作用时，这些学者又是怎样自圆其说的呢？有办法。他们将此方便地归入神话之列。波纳尔给这种文化理论起了一个恰当的名称，叫做”亚利安模式”(TheAryan Model)。
《黑色的雅典娜》第二卷在去年出版。与上卷不同，作者在这本长达七百多页的厚书里全力做了一件事：运用大量具体而又详实的考证，去推翻他所批评的那种”亚利安模式”。这无异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于是，从牛津大学到哈佛大学，许多人文学者都一下子被卷入争论的旋涡。《纽约书评》、《新闻周刊》以及许多专业的和通俗的刊物也都纷纷响应。这场争论颇耐人寻味，因为人们这里关心的虽是一个学术问题，即埃及对古希腊文明的形成到底起过怎样的作用？但是很显然，一部分人义愤填膺的程度似乎又大大超出了他们的学术利益。比如，艾米丽犯ツ(Emily Vermeule)在今年三月给《纽约书评》写的一篇题为《颠倒乾坤》(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的文章中，就对波纳尔进行了直接的人身攻击，因为她不能原谅：”一个有名望的中国专家跑到古代地中海研究领域来干什么？”文中还引了弥尔顿《失乐园》中的诗句，影射波纳尔是那个花言巧语的魔鬼撒旦。(但是弗默尔弄错了。因为她所引的那段诗句并非出自魔鬼撒旦之口，而是一个名叫毕利奥Belial的小魔鬼。–这是一位读者写信给《纽约书评》指出的。透过许多读者来信，可窥见这场争论的刺激性：认真商榷者有之，口诛式的恶意文字亦有之)弗默尔等传统西方学者的这种恼怒当然是有理由的–波纳尔的书严重地亵渎了西方文明。但是，这个亵渎却很难驳倒，因为该书通过考古和词源学研究，发现了大量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亚非文明曾塑造希腊文明的证据。如，希腊语有一半以上的词汇来自埃及语或闪米特语。再如，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克里特文化，据波纳尔的推测，可能是埃及人到那里殖民的结果。这种推论当然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因此引起了种种质疑，成为一大悬案。但不论是通过殖民还是什么别的途径，波纳尔举出了语言、建筑、科技、艺术等方面的大量证据，说明公元前二一○○至一一○○年，也就是希腊文明形成期间，非洲文明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源头。一句话，雅典是黑色的。
曾有人问作者，写这本书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回答是，他要煞一煞”欧洲人在文化上的跋扈心态”。这一煞不要紧，波纳尔身不由己地加入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文化批评，因为，自从七十年代末爱德华啡恋路⒈砹恕抖街饕濉(Orientalism)一书以来，欧美人文学界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就始终把西方的文化霸权作为批判对象。到目前为止，这个批判已经给西方学术研究的格局带来了剧烈的改观。波纳尔的著作从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了这场批评，因此它引起震撼是不足为怪的(《黑色的雅典娜》另外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一部分黑人人类学的学者发起的黑人中心运动。美国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捍卫者对此感到焦虑，并及时地阐明了针锋相对的立场)。
过去的十几年中，欧美的人文学科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究竟发生了哪些大的变化？《黑色的雅典娜》一书以及它掀起的波澜，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深入了解的机会。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后殖民主义理论，不妨说它是后结构主义介入文化批评之后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术动向。例如，萨伊德和帕忒凡焯亟(Partha Chatterjee)就深受福科的影响，他们把东西方文化比较理论看作是知识和权力运作的场所；佳娅特丽稢匪蛊ね呖(Gayatri Chakrovorty Spivak)曾将德里达的《语法学》译成英文，使得解构主义成为瓦解西方中心主义的一柄利剑；霍米钒桶(Homi Bhabha)则把拉康的精神分析用来重读法农(Fanon)，寻求在东西文化冲突中建立新的主体意识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以上这些著名学者都不是白人，他们是从西方以外的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的理论研究之所以在欧美学界引起高度的重视，恰恰是因为他们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传统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而不是与之认同。
以美国而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业已覆盖多种学科和领域，包括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理论(包括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少数民族研究、还有其它所有冠以文化批评之名的学术研究。目前，代表这些学科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往往都有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渗透。在这种情势下，人们已经不可能大谈文化(无论是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还是东西文化之比较)，却不去深究这些概念和方法里面包藏的知识前提，如话语场、知识的历史性和临时性、以及人们在知识和权力之间建立的复杂关系。萨伊德批评的”东方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东方主义”曾替西方生产出大量的关于”东方人”(the Oriental)的知识，西方人正是通过这种知识取得了自己对于东方的文化优势；与此同时，这个知识的生产过程又被充分地透明化，使人无法看到它本来的历史痕迹。后结构主义对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重视，在萨伊德和其他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研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些学者不仅关注某一个文化如何生产关于另一个文化的知识，并如何通过这样的知识实行文化霸权，而且还对生产这些知识的具体学科、学术、研究范畴以及学者本人的立场(文化的、种族的、阶级的、性别的，等等)保持高度的警觉，做出了大量的反省。波纳尔在《黑色的雅典娜》的第一卷中正是这样做的。
应当指出，萨伊德和斯皮瓦克等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评老是带着一种强烈的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情结。这种情结与他们本人的境遇有密切联系(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自前英法殖民地，或者是在欧美受歧视的少数民族)，他们的理论也由此获得极大的感染力，并即刻汇入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反叛传统。但是，此情结又迫使他们面临一个难以逃脱的困境，因为当这些人把所有的目光都投向西方，反复强调东方人受压迫，没有自己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其实在另一个层面上又肯定了西方人对知识的垄断。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们自己的学术实践中，比如，萨伊德、斯皮瓦克、巴巴等人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欧美文本中有关东方的”知识”上，却很少留心除英语或法语以外的学术研究。阿拉伯人和印度人通常是作为某种修辞、隐喻或象征，而不是以平等的学者身分进入他们的讨论，好像那边没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学术传统、更没有自己的知识主体(或发言权)，于是，一切言说行为都被笼罩在西方人的统治下。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我认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是必要的，甚至是相当迫切的。但这种批判必须超越苦大仇深的境界，才能趋向成熟。印度历史学家帕忒凡焯亟艿摹豆颐褡逯饕逅枷胗胫趁竦厥澜纭(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一书已经在方法论上朝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作者把目光从西方转向印度的语境，研究的是西方现代国家理论如何在殖民地时期进入印度知识分子的话语，而当地知识分子又如何运用它去抵抗殖民者的统治，以达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这种研究向我们充分展示了知识运作的复杂性：跨文化的语言实践活动不能不使西方理论失去它原有的意义，而在新的语境中生发出新的意义；这就意味着，西方的文化霸权可能通过某种中介产生出新的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来，譬如，印度独立后，”现代性”的理论立刻沦为彻头彻尾的国家话语，其主要功能是替现代国家权力做合法性的诠释。
后殖民主义理论对西方文化霸权批判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对现代化的反省。在此之前，法兰克福学派一直代表这方面最有权威的声音。但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性的批评重点在现代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各种流弊，例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强调的”文化工业”对人的异化作用。可是，他们的理论一旦离开欧洲启蒙主义传统对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关怀，离开对人之”完整性”的乌托邦式的寄托，就找不到恰当的语言对现代性进行更深入的批评。至八十年代，哈伯马斯曾试图用公共领域和人与人之间交流等概念，去突破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主义哲学思想的依赖。但是，这位哲学家在对”现代性工程”(the project of modernity)做出新的阐释并与之认同时，完全忽略了欧洲文化霸权在生产现代性理论和有关知识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结果他的”现代性工程”又一次成为替欧洲文化霸权制造合法性的理论。
后殖民主义理论也检讨现代性给人类历史带来的各种问题。但是，它做到了欧洲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文化批评理论力所不及的事，那就是，把现代性、民族国家、知识生产和欧美的文化霸权都同时纳入自己的批评视野，为我们提供一个不同于西方人的立场，不同于西方人的眼光，不同于西方人的历史角度。有了这种立场、眼光和角度，不仅世界的文明发展史必然要重写，而且，人类向何处去？未来的文明又当怎样构想？这类问题就不一定由现在的西方人说了算。东方、南方、北方都要有自己的声音。当然，不同于西方的立场、眼光和角度前人不是没有尝试过，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国粹主义和中国从晚清到五四以后的几次国粹运动，无一不是以批评现代化和发扬本位文化为出发点的。但是，当国粹派将现代化／西方和本位文化／东方对立起来的时候，国粹的概念就不仅成为反对现代化的工具，而且成为狭隘的国家主义的另一说法。相比之下，后殖民主义理论则对民族国家持一种谨慎的批判态度，既不与之认同，也不简单地否定。同样地，它对现代性的批评，也不事先假定一个优于现代化的本位文化，而是着眼于有关的知识与权力生成的历史环境。这是一种非本质主义的历史观。从这个观点出发，国粹、本位文化和现代化等，就不再是需要个别地单独界说的客观事实，而是在知识与权力运作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一些相互关联并相互制约的历史概念。在中国，这些概念由于实践的需要而共同进入现代性理论，并在不同的时期构成了不同的话语场，因此，围绕西学和国学的争论，实质上是不同派别为了各自的政治或其它目的所进行的争取话语权威的斗争。例如，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和国学保存会诸人提倡的国粹概念与五四后的学衡派的主张就有甚大差别。前者为了反满抗清和抵御列强的需要，提出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章太炎《演说录》，《民报》第六号)后者为了对抗新文化运动，采取了相反的态度，西学上”言必称希腊”，国学上则尊崇孔儒，而且两学彼此呼应，互为因果。温故知新，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对知识的争夺在今天的话语场内仍在激烈地进行，因此，话语实践、知识的来龙去脉、以及现代性理论中的各种概念和范畴的运作，就不能不成为理论思考的当务之急。
我想，《黑色的雅典娜》至少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知识远比人们想象的要狡猾。

Martin Bernal，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VolumeI，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575pp.，and VolumeⅡ，The Archaeological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736pp.，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7－91.

春节前，和朋友一起去看望了88岁的林少忠老先生。林老精神很好。

林老赠我们他最近出版的诗集。他调侃这本书是“山寨”的，因为没有出版号，是自己给自己出版的。

书的第一部分的第一首诗是林老写于1998年的《摄影的自白》，是林老一辈子钟爱摄影和使用这个媒介的心得。林老以白话的诗歌文体，将摄影这个媒介的性质朴实无华地白描，准确、干净，并深具含义，比那些云山雾罩非要把简单说复杂的“时论”要有力多了。

前一篇博客转载了南无哀先生的一篇“东方学视野中的中国照片”文章。里面有一张照片是南无哀先生作为举例的威廉·桑德斯的“公帑审案”照片（上）。这是一张在西方多年十分著名的关于中国的照片，影响巨大而且深远，成为西方人多年对中国想象甚至形成印象的重要形象文本。但是这张照片彻头彻尾是一张假照片。

在去年10月份的淮安国际摄影节的“史料·史识，摄影术传入至今的中国摄影书写”研讨会上，与会的大家对这张照片进行了辨识。中国摄影杂志的王保国先生发表了对这张照片研究后的看法。他指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所谓的中国清代公堂审案的记录照片，这是一张为了商业目的胡乱摆拍的照片。他指出，无论公堂的格局和照片中人物构成与坐姿等，都不符合真正衙门公堂的规矩。首先，“青天老爷”后面的中堂画就不符合衙门公堂的规矩要求。那幅中堂是普通人家堂屋上悬挂的“关公”，而不是衙门公堂上应有的明镜高悬或日月高升等。经他一介绍，大家仔细研读这张照片，发现破绽越来越多。比如，“师爷”坐的憋屈的小茶几、墙上的对联等等。再仔细看，连那扇墙也是假的，是用布搭的——。

威廉·桑德斯这几年是老照片收藏市场上的品牌，很为抢手。人们往往被他照片中的历史生活信息所吸引，但却忘了他所摆拍的这种场景曾经在东西方的相互认知上所起到的作用。对于老照片收藏，如果能够在这个层面上深一步认识，这种老照片反而会增加历史价值。因为，威廉·桑德斯告诉了我们，离开了简单娱乐拍照后，照片的作用从来都是复杂的，尤其是它置身在复杂的历史语境之中时。

威廉·桑德斯介绍

全名威廉·托马斯·桑德斯William Thomas Saunders （1832年至1892年），是一个在中国定居的英国摄影师，并成为在十九世纪中国的主要商业摄影师之一。

威廉桑德斯在1862年1月在上海开设了一家照相馆，名为“森泰像馆”。桑德斯虽然主要是一个人像摄影师，但也拍摄当时各种的事件和当地的风景及人。

桑德斯拍摄的日常中国人的生活和场景，拍摄了很多诸如官员出行、罪犯行刑等新闻时事和社会风俗照片，有些还制成明信片向来沪旅游的外国人士广泛发售。由于摄影过程的客观局限性，威廉·桑德斯对提供准确的生活反映，对在整个西方传播介绍19世纪的中国知识做出了贡献。
威廉·桑德斯1871年在西方发表50张中国的系列照片。他还定期向英国远东杂志和伦敦新闻画报提供中国的照片。他还拍摄日本，1862年8月他在横滨居住了三个月。他拍摄的中国死刑执行的场景，被人们视为经典。
请看三张真正“公堂”的场景

山东即墨古县衙                                         网上照片佚名拍摄

山西平遥县衙                                             网上白金小鱼摄影

四川昭化古城的县衙公堂                         网上照片佚名拍摄

东北的涮锅子是聚会时最有气氛的聚餐方式。

东北涮锅子的材料和北京的涮羊肉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也涮羊肉和牛肉，但还涮煮好的猪肉。其它的材料是酸菜、血肠，冻豆腐、粉丝等。

这是血肠和生猪肉。

火锅是大铜锅，烧木炭，火力大，持续时间长。

锅底的材料是海鲜，主要是海蛎子等。调料则和涮羊肉差不多，葱蒜、韭菜花、酱腐乳等。

东北火锅在北京也叫“酸菜汆白肉”，指的是涮煮熟的猪肉，其味鲜美，和涮羊肉有一拼。

在天寒地冻的东北夜晚，大家围坐在一起“涮锅子”，实在是一件惬意的事情。

涮火锅之后，吃东北特有的冻梨更是一绝。把冻得梆梆的冻梨放在冷水盆里，一会儿就会拔出冰碴，这时将解冻但仍然冰凉的梨啃上一口，滋味太独特了。

南方某艺术学院何院长，最近亲历了拆迁，让他既啼笑皆非又无话可说。何院长1971年入党，2000年成为正厅级干部。2005年从北京调往南方任职。2011年2月退休。都说退休是个坎，为了安排退休生活，2010年在朋友介绍下，他倾囊中所有，再找亲友借了一点，凑35万投资北京昌平北七家镇小河湾乡村俱乐部，换得120米平房和近300米地的使用权。该项目自1999年实施，按50年承包权，应该还剩39年。2010年，何院长利用节假日、寒暑假南北奔波，装修、置办家具等等，包括顶着烈暑清除院里的杂草，翻地平地，总算2012年4月退休之际可以住得人了，搬完退休手续第二天就飞回北京，过起了梦想中“晨耕雨读”的生活——不料不到一百天，小河湾院里贴出北七家镇政府至“村民”的公开信，说小河湾系“未来科技城”规划区内，限期拆迁。
“一石激起千重浪”，院内80户住户开始骚动。其实，只要出具：1、“未来科技城”规划；2、合法拆迁手续；拆迁就不会有大的问题。住户们提出上述要求，拆迁方——不管是北七家镇还是昌平区，抑或“未来科技城”——偏就置若罔闻。相持半个月，北七家镇政府贴出第二张“告示”，宣布小河湾乡村俱乐部建设之初未经规划批准，属于“违建”。这就意味着政府方拆迁不仅有理，而且是在“执法”。但是问题来了：当初开放商是征得政府同意，才能租地建房的。若是“违建”，政府从1999年起十几年就属于“不作为”，套一顶“渎职”的帽子也不为过。一时群情沸腾。
接下来的事情就成了这些年耳熟能详的拆迁旧套：开始有各种不明身份的人在院里晃来晃去；到了中秋节前，院墙被不知来路的铲车推倒；这事还未平息，国庆节前又突然停电，听说是“开发商”主动在供电局销了户，供电局也不好擅自恢复，断了电水泵无法工作，“断水断电”眨眼成了现实；有住户买了发电机，两三天去加油站买油，已经住得呲牙咧嘴，可不断还有人说晚上进了贼，不偷值钱东西专事破坏，有住户铁栅栏围墙莫名其妙不翼而飞……有一天100多城管加上各色人等包围了某家，院墙瞬间被推土机推开大口子，继而整座房子倾斜着倒下——城管多半是附近收破烂的，临时穿上制服，围聚而来，除了按钟点计酬以外，被“强拆”那家的所有物品均归他们所有。
何院长对这些一直冷眼旁观，他见了那么多老人的颤抖，妇女的哭泣，不是无动于衷，而是觉得自己就是其中一分子，与其流于同情，不如把它作为研究中国底层现状的好机会。作为多年的作家，他开始逐日写《小河湾拆迁记》。他曾经看到过太多关于拆迁——包括血腥强拆——的报道，而今居然能够亲身体验，觉得好过传统文人的“晨耕雨读”理想百倍。他也按照要求去拆迁办谈过赔偿，房子、装修、院子里的树等等一应物品，只能赔偿不到20万。不赔又怎么啦？他管自写着他的《拆迁记》，任屋外风雨联翩。
因为各种原因陆续有住户搬走了，有一二十万三四十万走的，有七八十万走的，也有一百八九十万走的，没有标准也没有所谓的“公开、公正、公平”。住户们互相间越来越讳莫如深，有时对面路过也仿佛不认识，做不认识状的一般刚签了搬迁协议，生怕对方问他补偿多少钱。何院长感到拆迁不光是对底层社会和政权的研究，也成了对人心的难得测量。日子一天天过去，先是传闻元旦前要拆完，接着春节临近，没有水电意味着不可能取暖，在小河湾住着的住户越来越少，终至寥寥数家。何院长本来是想装上暖气的，这种情况下，他只能锁门回北京一个选择。一个星期前，他应约又去了拆迁办，他始终不明白，已经走了那么多家了，给他的补偿还是照旧。随你们吧，他说，我也没办法。
到了2012年1月20日，事情起了戏剧性的变化。中午时分，何院长接到邻居安先生的电话，说老何你们家怎么啦，门大开着，门口停着搬迁公司的车，正装东西呢！何院长说你不会看错吧？有三道门，谁进得去啊！你细看看别看错了。安先生说我就在你家门口，现在在搬沙发。何院长这下信了，他随即联系了律师，按照律师的提示拨打110报了警。半个小时后，出警的警察来电话，说到了你家门口，你们在哪里呢？没见搬家车也没见任何人，我们也不能进你家啊。何院长这下傻了，他住在城里，自己开车去小河湾，得一个小时。中午和朋友喝了点酒，当然不能开车了，再赶过去有什么意义呢？再转眼一想，你是报警的事主，你报了警，你不在现场算怎么回事呢？朋友也催他赶紧过去，我们陪你去你就不要犹豫了。几个人打上出租赶往小河湾，一个多小时后远远看到大开的院门，不远处停着警车。出租还没停稳，何院长就下了车。寒风凛冽中，警察沉着脸随何院长进了院子，院子铁门歪歪扭扭靠在墙上，大铁锁不知去向；阳光走廊的锁也开了，不知是扭开的还是踹开的；最奇怪的是第三道安全门，一切完好无损，一看就是专业开的锁。屋子里一片狼藉，扔了一地的杂物像是遇到了洗劫。何院长用相机拍着，警察用的是摄像机。简单说吧，三分之一的东西被搬走了（安先生说的搬家公司的车），三分之一扔在屋子里，还有三分之一呢？再次回到屋外才发现，就凌乱扔在路边，似乎还会来装一车走的样子。
你们说该怎么办？何院长问警察。跟我们去派出所做笔录吧，警察回答。
就辗转到了北七家派出所。北风越刮越大，正是大寒节气。一起去的朋友被挡在派出所走廊里。何院长和夫人进了屋子。一个年轻警官开始做笔录。笔录第一部分是例行公事：什么名字，身份证号码、报警经过……；第二部分就麻烦了：你们家里所有的东西，包括物品、品牌、型号、价格、发票、现在价值（警官解释说，是指折旧后的价值），要一一列清楚。说实话，何院长开始很有点抵触：非法撬门，入室抢劫，这是最简单不过的刑事案，赶紧破案是第一要务。何况开列这样的清单实在出乎他的记忆力。但是警官不由分说了：这是程序，否则无法做笔录。那就从命，何院长再是不愿意也只好勉为其难。
笔录做了差不多两小时，终于签字摁完手印，警官说你们等一会吧！一等又是半个多小时。何院长实在按捺不住了，跑出去找到警官聚集的办公室，说：还有什么事？还得等多久？
也许是何院长的一头白发，也许是他的大嗓门，几个议论着的警官停住嘴。一个带班模样的警官拿着笔录单，说，你们过来一下。他和笔录者带何院长夫妇进了另一个屋子，也不请他们坐下，眼睛看着地下，支支吾吾说道：
你们报警了，我们呢做了调查，包括目……目击者，是这么回事，未来科技城拆迁部说了，是他们搬家……噢……搬错了……
何院长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搬家搬错了？那么轻易？说给谁听呢？他强压着火气，一字一句说道：
好，你们听我说。一、搬家搬错了，我要求立即回复原样（他知道绝不可能）；二、我要求未来科技城给出书面解释，并且道歉（他知道更不可能）；三、我保留追究责任包括赔偿的权利（他其实不相信自己还拥有这样的权利）；如果这起码的三点都不能让我满意，那么四：我坚持报案时所说，这是“非法撬门，入室抢劫”，属于刑事犯罪，希望警方给我们一个负责任的答复（这样的话怎么那么轻飘飘？你是谁你能说了算？）他看着两个警官，一副“阿Q”般不由分说的样子。笔录警官眼盯着墙，似乎在想什么要紧的事；带班警官满脸的同情却不知还能说什么。何院长拉开门带着夫人就出了派出所。
天依然冷，何院长觉得恍若梦中。他为这个体制贡献了一辈子，怎么想象也无法想见今天这一幕。中秋、国庆、元旦乃至春节前夜，一步一步走下来，真不懂拆迁方为何这么安排？即使非要与与百姓争地，也不必选择“黄道吉日”不可；何况在整个利益博弈中，拆迁方不讲任何规则，已是“不公”；毫不顾忌百姓死活，则为“不义”；置中央关于拆迁的三令五申于不顾，纯属“不信”；为所欲为到了荒唐的地步，只能说“无耻”了；面对这样的“不公”“不义”“不信”和“无耻”，即便是一个老党员老干部，还有什么可说？连叹息都显得傻了。
何院长最后说，他在外省工作，见地方野蛮拆迁越演越烈，总以为首善之地的北京不至于，总还是天真了；我问，小河湾的家怎么办？这么敞着用不了几天就偷干净了。何院长答曰：是啊，今天去看了，一切如同昨日。给北七家派出所打了几次电话催问结果，警官一直说在和拆迁办联系，就是联系不上，警察都无奈如此，我还有什么办法？好在也能想开：生不是为了这些劳什子，死也带不走，就权作人生的一幕，自己先放下。再说了，他们大过年的成心给你添堵，你真堵上了不是傻不可言了么？
何院长“六十耳顺”了，我却还是后生，血气尚旺，反倒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遂以“无话可说”为名，发帖如上，供各位看官春节佐餐。但也征得了何院长同意，但凡涉及到的事实也均由何院长负责，勿谓言之不预也！
2012年1月21日 于北京城里天子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