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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子龙:拒绝“政治”就是拒绝现实

2012年4月22日 鲍昆 1 条评论

  经过许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终于有了明显的提高,“中产阶级”获得合法化,并越来越壮大。在解决了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以后,中产阶级有闲钱进行精神消费和投资。同时,中国政府在国家战略上认为,自己已经初步完成国内市场机制的建设、 并且也已经有效融入全球市场,接下来就要像二战以后的美国,通过文化价值的传播来获取更多的经济市场操控权、政治发言权。这是中国艺术产业得以繁荣的基本时代背景。

  在这种环境下,最受欢迎的“艺术”主要有两个方向。

  一种艺术是满足新兴中产阶级的“精神消费品”,与之为伍的是时装、跑车、名酒、别墅、私人飞机等,其主要任务是帮助中产阶级制造精神上的优越感,使之成为“精神贵族”。由于中国中产阶级大多处在审美启蒙阶段,所以他们大部分人对“当代艺术”的理解,至多是在语言上、材质上、表现方式上与传统书画的不同,总体停留在艺术史上的现代主义阶段。所以这种艺术的核心词汇是“品味”、“修养”、“境界”、“情调”;此外,加上一些西方现代艺术带来的“时尚”形式,来区别于传统书画和工艺美术品的“老旧”。

  另外一种,就是政府大力倡导的、经过改造的、新的“传统文化”,除传统书画、文物更加兴盛之外,新文人、新水墨、当代水墨、当代国画等结合了西方现代艺术要素的新形式也受到欢迎,与这个艺术方向呼应的,是孔子学院、国学、传统文化讲坛、大建名人故里、诵读四书五经等现象。政府希望“重现”中国文化当年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从中提炼出一种叫做“和谐”的价值观,对抗美国向全球推广的“民主自由”。这种艺术方向大多强调感性、内心、抒情、无视现实、与世无争的自我满足。

  这两种艺术方向,彼此之间经常吵架。前者认为后者陈腐保守,后者往往斥责前者不懂中国文化、西方化。但仔细琢磨,发现他们吵架的核心其实只是“形式”的新旧问题,也就是说作品看起来是否具有时尚感、新鲜感。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谈艺术的时候,都反感政治,都拒绝政治。他们认为,谈政治是“庸俗社会学”,是“西方的”,是假借艺术名义投机,而艺术应该是高尚的,一旦艺术触及政治,就变得世俗、不高雅、没境界,艺术就被玷污了——我们发现,看似接受了现代观念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艺术思维潜台词是仍然是贵族阶层、民族主义、道德境界等等,而这些全部是反现代的,携带着一种古老、保守、封建的观念体系的陈腐气息。

  这是当代艺术史上匪夷所思一幕。靠借钱起家、以关注现实、介入时代而发声的中国当代艺术,在成名后却开始把工作重心放在帮助富人造品味、帮助政府实现精神维稳上。油价物价房价拆迁医疗税收教育食品安全处处暴露问题的时代,当代艺术不去面对自己所处时代的问题,反而开始穿越到封建时代甚至更远的神秘时代,大谈修身养性,与官方近期提倡的全民道德运动相互呼应。政府和中产阶级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权力和金钱。由于他们喜欢不谈政治的艺术,所以中国的当代艺术界生产出了越来越多不谈政治的艺术作品,要么单纯挪用新奇的艺术语言来制造“时尚”,要么打传统文化的牌来制造“品味”。更有甚者,二者兼具,用时尚的视觉形式加上传统的“思想”,打造出通杀中产阶级、小资、官方的“当代艺术”,并且不断成为市场新贵。与前几年相比,新的市场天王往往是不谈政治的作品。谈政治的,要么被逼回民间,要么被逼向海外。

  这似乎也说清楚了另外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当代艺术跨入了亿元时代、产业化时代、金融化时代,但实际上在中国,当代艺术依然需要继续启蒙。尽管我们已经接受了杜尚和波伊斯,但是往往容易在艺术史内部看待他们,因为艺术观念的改变和语言的创新而新奇不已。我们获得的只是新奇的时尚的思维火花和表达方式,而不去追究这些东西在他所在的历史时代为什么重要。世界当代艺术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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