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 痛 訃 告

    2012年3月11日晨﹐鄧英淘逝世﹐終年61歲。
    2009年5月﹐鄧英淘胃癌晚期﹐做切除手術。面對死神和難以忍受的病痛﹐鄧英淘2010年5月出版《再造中國﹐走向未來》﹐2011年1月出版《新能源革命與發展方式躍遷》﹐2012年1月以長篇訪談〈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為題﹐再版《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解放全人類的共產主義理想﹐鄧英淘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鄧英淘永垂不朽﹗

《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日文版序言

中信泰富经济研究部特约研究员黄晓京

鄧英淘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在痛苦的經驗中不斷探索中國未來命運的那一代人的代表之一。早在1980 年代中期﹐日本學術界就已經開始關注他或者他們所發表的著述。2 1987 年﹐日本《中國經濟》雜誌重點翻譯介紹過兩篇文章﹐編者寫道﹕這兩篇出色的論文﹐都發表在中國的《經濟研究》雜誌上﹐並獲得中國孫冶方經濟學獎﹐代表著中國經濟實證研究的最高水平。3 一篇是關於經濟改革和農村社會的重新組合﹐署名是中國農村發展研究所﹔另一篇是〈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與選擇〉﹐署名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這兩個研究所的主要成員曾屬於同一個組織﹐即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鄧英淘是這個組織的最重要的發起人之一。

20多年過去了。我們在這裡向日本讀者介紹的是﹐1991年初版﹐2012年由香港大風出版社再版﹐鄧英淘著《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一書。需要說明的是﹐當年的那個團體﹐在中國社會的這些年的激烈變動中﹐發生了鉅大變化。集體署名作文的許多人﹐不少成為知名人物。他們有的是政府的經濟主管﹐活躍在第一線﹐比如日本所熟知的學者型官員陳錫文﹑杜鷹﹔有的是著名學者﹐比如北京大學的周其仁﹐國民經濟研究所的王小魯﹔有的由於政治的原因滯留海外﹐成為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如陳一諮﹐他曾是那個研究組的組長﹐也曾多次到訪日本﹔有的則轉入工商界﹐成為有名的企業經營者……鄧英淘在他的著作中﹐以及與那個組織的另外一位重要成員和副組長﹐也是日本學界熟知的學者王小強的對話〈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中向人們顯示﹐他更關心歷史發展的長期性問題﹐而且將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發展方式的選擇和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格局﹐三位一體地加以思考﹐提出了中國之所以不能和日本一樣﹐效法西方﹐追隨美國﹐而必須以自己的方式實現現代化的理論解說。儘管在日本的出版界﹐關於中國的著作﹐可以用浩若煙海來形容。特別是近些年來﹐對於中國的關注﹐甚至已經超過了對美國和歐洲的關注。而這部著作﹐與所有那些研究和評論根本不同﹐它或許將改變讀者的眼界﹐建造對於”中國道路”的真切的理解。

一，”西方近代”是少数人的现代化

在過去很多年﹐人們常常說到日本是唯一非西方的近代化國家。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實行”脫亞入歐”﹑”富國強兵”的國策﹐從文明整體上模仿歐洲先進國家﹐走上了與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相同的道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日本實施改革﹐學界對明治國家以來的歷史過程作全面反思﹐和平憲法﹐貿易立國﹐並以所謂官民協調的日本模式﹐實現了戰後日本經濟的高度成長﹐並建設起一個中產階級為主的大眾民主社會。中國講的現代化﹐相當於日語中的近代﹐日本學界普遍使用的”西方近代”概念﹐也即中國學者所用的西方式的現代化。

1970~80年代﹐東亞”四小龍”的起飛﹐多少都具有和日本模式相似的特點﹐被世界銀行的學者們命名為”市場友好”（market friendly）的”東亞奇蹟”4 構成了後發國家現代化的典範。鄧英淘指出﹐”西方近代”的經典模式﹐具有某種排他性﹐特別是對於人口眾多的後發國家而言﹔而”四小龍”的出口導向模式﹐也許只適合於中國沿海局部﹐而不能適合於全體。現在主要由所謂”金磚五國”所構成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能否重複”西方近代”﹐乃至日本和東亞的奇蹟﹐依舊是一個問題﹔特別是在人口眾多的中國以及印度﹔”跳蚤”和”大象”如何相比。歐洲﹑北美﹑日本﹐以及東亞的”四小龍”﹐其經典的現代化﹐或者東亞奇蹟﹐可能無法擴散也無法複製﹐只能在短期和局部意義上﹐實現”先富起來”﹐本質上確實是”少數人的現代化”。這些國家的人口﹐加起來也沒有中國一個國家那麼眾多﹐只佔世界人口的10~20％﹐資源消耗卻已佔了世界的60~70％。資源或許還有環境﹐無力承受西方近代的普世化﹔先發而先富的國家﹐對於後發者的挑戰﹐最大的可能只能是遏制。

其實﹐發達國家內部﹐並非都可以充分享受現代化﹐特別是在虛擬經濟佔據主導地位之後。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再經過小泉內閣與美國”接軌”的”構造改革”﹐素稱最為平等的發達國家﹐社會貧富差距也在加大。美國的金融危機﹐歐債危機﹐使”西方近代”自身﹐或者說近代以來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發生深刻地變化。美國民眾佔領華爾街﹐99％的多數抗議1％的富人獨佔財富﹐經典的資本主義遇到了空前的危機。或許鄧英淘所謂”少數人的現代化”走到了它的極限。

二、资源制约决定中国的”发展方式”

東亞發展的”雁行方式”﹐假定工業化的擴散效果﹐從日本到”四小龍”﹐再到東盟和中國。5 這個假說曾經很流行﹐現在依舊被人們經常提起﹐1990年代起中國趕超”頭雁”而代之以”趕超（catch up）理論”﹐但這種修正依舊沒脫離”西方近代”的主流思維。而且它還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對資源和環境的支撐力缺乏研究。隨著中國連續30年的高度經濟成長﹐人們開始沉醉於現代化的擴散﹐”轉型國家”的理論登上舞臺﹐似乎精彩紛呈。然而﹐就在近十數年﹐主流思維之下的現代化﹐展示出越來越多的負面的社會後果。其中﹐資源和環境的困境﹐日益挑戰其可持續性﹐並成為中國經濟長期和穩定發展的關鍵。研究資源和環境的學者眾多﹐唯有鄧英淘有能力將這個問題與體制改革﹑發展方式﹑國際關係聯繫起來﹐深入探討。

最初﹐鄧英淘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中國農村發展的體制方面。他在北京大學主修經濟學﹐愛好數學﹑歷史和哲學。1980年代初期﹐他和何維淩合作﹐著有《經濟控制論》﹑《動態經濟系統的調節和演化》﹐展示了對於經濟體制的整體性思考。1990年代初﹐隨著冷戰體制的終結﹐輿論和學界關注的熱門話題是全球化和”轉型”﹐中國的口號是”和國際社會接軌”。作為一個冷靜的學者﹐鄧英淘沒有隨波逐流﹐他關注的焦點轉向中國的”發展方式”。當時的中國正在急速地現代化﹐高速公路不斷延長﹐各大城市建設起豪華的機場﹑摩天大廈﹑一流的酒店﹑歐美名牌商品的專賣店﹐還有隨處可見的名牌汽車……經歷”失去的十年”的日本人驚訝地看到﹐和日本的1970年代一樣﹐中國進入了大眾消費的現代社會﹐似乎在重複著日本和東亞的成長的奇蹟。要知道﹐即使只有沿海地區﹐3~4億的”經濟人口”﹐就足以支撐日本企業的中國戰略了﹗在這個時候﹐鄧英淘出版的一本小書﹐對經典的”發展方式”提出全面的質疑﹐確是空谷足音。那時候的他﹐似乎自己走向邊緣”空谷”﹐至少不屬於被人矚目的”公眾知識分子”﹐這本書也沒有引起太大的社會關注。20年過去﹐他的質疑變為從政治家到草根都不得不關注的問題﹐議論遍及網絡和飯桌﹐中國所謂”愚者諳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了。鄧英淘這20年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愚不可及﹐智不可及﹔”新發展方式”不僅關係中國的未來﹐也關係到天下眾生的命運。

作為近鄰﹐日本對於中國資源和環境問題的關注﹐超過任何其他國家。水﹑空氣和食品安全﹐從來就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而已。北方的沙塵暴﹐已經越過大海﹐到訪日本﹔近海的污染﹐使得魚類資源枯竭﹐沿海的中國漁民到日本所屬海域漁獵﹐竟造成兩國之間的外交問題。1990年代以後﹐中國不僅取代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國﹐而且也成為能源和資源的進口大國。近些年來﹐日本的新聞﹑電視和其他媒體﹐都不斷地報道著中國的大企業進入非洲﹐參與石油和天然氣的競標﹐收購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巴西的資源型企業。來自企業界的報告還說﹐中國在非洲設立了兩千家公司﹐直接投資（FDI）已達四百億美元。在他們所參加的一些省市領導人組織的宴會上﹐經常有非洲國家的客人坐在主桌。日本資源貧乏﹐所有的能源和資源幾乎全部依賴進口。1971年的石油危機之後﹐為了節省能源消耗﹐在節能領域做出了鉅大的努力。鄧英淘指出﹐實質上中國也是一個”資源小國”﹐面對日益增加的能源資源需求﹐中國對國際市場的依賴鉅增﹐即使按照最節約的日本的水平計算﹐13億人口的中國﹐西方式的現代化﹐照樣不可想像。近年來﹐國家市場油氣和鐵礦石價格高位﹐與中國需求密切相關﹔而能源產地國家的動蕩不安﹐隱含著歐美油氣鉅頭的利益追求。

三、基层社会寻找新方式和天下关怀

人們或許會說﹐這個問題的發現並沒有什麼了不起。早在1990年代﹐日本的官方和民間智庫就已經提出﹐中國的現代化不可能太快﹐太快的中國速度會造成資源枯竭﹐特別是由於汽車在中國的大眾化。的確﹐真理從來都是簡單的。哲學家們從來善於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改造世界﹐在如何破解這個制約。提出問題需要遠見﹐解決問題的思考則來自艱苦的勞動。為此﹐鄧英淘他們花費十數年工夫﹐研究過無數個發自基層社會的活的案例。

1990年代中期﹐鄧英淘和王小強﹑崔鶴鳴等再次”上山下鄉”- 文化大革命時期他們都在貧窮的農村插隊。他們驅車訪問中國的西北﹑西南和北部的許多邊遠地區﹐與治理沙漠的農民交換意見。承襲毛澤東”南水北調”的設想﹐還有水利界前輩們的研究﹐鄧英淘提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西部調水設想﹕通過風能發電﹑風電提水﹑風水互濟﹐附之以超長隧道和橋涵技術﹐積小工程為大工程﹐在今後幾十年的時間內﹐從西南調水西北1000~2000立方米﹐在荒涼的中國西北部”再造一個中國”。在鄧英淘看來﹐誰養活中國﹐中國只能養活6~7億人口﹐完全是武斷。除了解決西部水資源匱乏的問題之外﹐他還大力主張開發”生態能源”﹐即風能﹑太陽能﹑生物能。根據他的調研﹐太陽能發電技術﹐中國已經做到世界前列。甲烷﹐包括農家使用的沼氣﹐可以部分地取代大電網的電力供應﹐取代重化工的工業化﹐其原料是草和農作物秸稈﹐即所謂綠色能源。

循環經濟﹐綠色能源在日本也有許多試驗﹐而且與鄧英淘所描繪的一樣﹐在技術方面日新月異﹐不斷在基層社會發生著變革。不過﹐在構想和實驗的規模上﹐無法和鄧英淘相提並論。他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綠色環保主義者﹐而是構思國家未來長期發展的戰略家﹐體現著中國傳統士大夫精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他看來﹐如果不去探究”新發展方式”﹐中國的崛起﹐就像當年德國和日本一樣﹐可能會激化全球性的資源爭奪﹐甚至戰爭﹗美國和日本的戰略家們﹐普遍認為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包括日本﹐在能源資源領域的衝突不可避免﹐從而威脅到這些國家的能源安全。其實﹐在資源和能源領域﹐歐美最強勢﹐佔據這先發優勢﹐使中國的全球尋求資源的舉動屢屢受挫。從鄧英淘的書中﹐讀者可以判斷究竟誰在延續冷戰思維﹐領教”新發展方式”對於市場競爭社會的否定﹐中國哲學家老子”小國寡民”思想的現代寄託﹐體味中國現代士大夫的學者風骨和天下關懷的境界。

四、市场、科层、互惠的社会政治学

早年的鄧英淘對系統論和控制論在社會科學領域的應用頗下過一番功夫﹐在他以後的學術生涯中﹐系統思維貫穿始終﹐看似分散的個案研究﹐在他那裡可以整合為一個思考體系。新發展方式的提出﹐既與國際政治經濟形態的認識連貫一致﹐還延續到他自己對於人類社會組織及其構成機制的基本認識﹐而且與其說這是一個分析結論﹐不若說是一個社會歷史的方法論。有意思的是﹐他的這個認識﹐還與日本企業組織的效率有關。

在他與王小強的對談中﹐鄧英淘說﹐人類配置資源﹐廣義地說只有三種機制﹐市場機制﹑科層機制﹑互惠機制。微觀組織的變化﹐取決於這三種機制應用的不同組合。互惠機制對應”黃金法則”﹐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的組織方式﹐知恩圖報﹐激勵制衡﹐產生組織效率的最大化﹐日本式的經營的確如此﹐員工在公司找到家庭式的歸屬感﹐故有社會學上”擴大家社會”概念。6 不過﹐這種機制有它的局限﹐一旦組織規模大﹐流動性高﹐互惠難以維繫﹐轉而依賴科層機制。工業化的大生產﹐催生科層機制的普遍化。從韋伯到布勞﹐產業科層制一直是社會學研究的一個課題﹐也是日本研究的一個課題。鄧英淘所說的”彼得原理”﹐也即社會學的結構功能學派所謂科層制或官僚制的”失去功能”﹕在其位而無能謀其政的普遍不稱職。市場機制對應”蘭德命題”﹐對作為一種資源配置﹐它的適應範圍並不如想像的那麼普適。”如果煤炭﹑油氣這種可分可專有的資源徹底用完了﹐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範圍﹐比起現在﹐勢必大幅度縮小”。正如王小強評論的那樣﹐互惠﹑科層﹑市場的方法論﹐可以應用於社會的結構性研究﹐也可應用於歷史性研究中。鄧英淘的方法和概念﹐超越了政府（科層官僚）與市場﹐或者傳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二元圖式﹐給出了更為廣闊的社會史的視角﹐並呼喚一種新的互惠社會的到來。

鄧英淘的”互惠”社會之說﹐不是空想社會主義﹐而是一種適應於”新發展方式”的社會組織形態 – 如果不用歷史的必然性﹐或者自然歷史過程的說法﹐並與他的多數人的現代化﹐共同富裕的現實問題相關連﹐構成一個屬於他自己創新的思想體系﹐在時下專門化的學術研究界﹐誠可謂鳳毛麟角。正是從自己的體系出發﹐長久以來很少就政治問題發表見解的他﹐第一次提出自己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構想。而這個構想的基點﹐依然訴諸執政黨的多數人。”黨員公投”﹐符合民主社會的多數決定原則﹔”堅持名分”和”兩體互動”﹐聯接黨內黨外﹑政體國體﹐接近中國現實﹐具有可操作性﹔”期限責任”和”系權制衡”﹐訴諸規範程序的理性選擇﹐並特別提到”系權制衡”來自於日本自民黨內的”三權分立”的經驗﹐派系之間糾偏﹑互動﹑制衡﹐在動態中保持”輪流執政”的穩定。凡此種種政治文化的思考﹐從中國現實出發﹐超越”西方近代”的體制模式，皆不失為卓見。

五、鄧英淘思考中的哲学精神

鄧英淘的學問﹐將現代經濟學﹑社會學與中國現實和歷史﹐與對中國文化的理解相結合﹐融會貫通並具有一種哲學精神。資源和人類﹐都是涉及面甚廣﹐專業化極高的課題﹐在他看來無非”參天地之化育”﹐中國哲學﹐”天人合一”。西部調水﹐看起來非常複雜的鉅大工程﹐而通過他的辯證﹐居然可以以小搏大﹐積少成多﹐上合”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的大禹治水之道﹐下連毛澤東倡導的愚公精神。他自稱”道家”﹐面對人類的資源困境﹐講求破解之”道”﹐而提出的”新發展方式”﹐又不期而然與老子的”小國寡民”之說相合。日本的中國研究者們﹐遇到這樣的中國學者﹐經常困擾的一個問題是﹐這位……什麼專業﹖鄧英淘的研究對象﹐汗漫無際﹐矛盾重重﹐卻可以對立統一﹐隨心所欲﹐這源自於某種尚待發揚光大的中國哲學﹔而中國1980年代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一直就是一個哲學問題。

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浸染於中國歷史與哲學之中﹐又面對現實世界思考的研究者﹐在他那裡看不到那種”自他之別”。中國的問題﹐同時也是世界的問題﹔世界的問題﹐同時也是中國的問題﹐符合墨家的”一同天下之義”﹐與現代”精英學者”各執一端﹐斤斤計較﹐左右徘徊的學術不可同日而語。他的市場機制有限應用之說﹐決不是懼怕競爭機制 – 在性格上他曾以好鬥出名﹐而是”不爭是爭﹐是謂爭也”。其歷史視野﹐當在西方主流的”民族國家”和”文明衝突”論者之上。面對於一個全球化的”春秋戰國”﹐他以”道家”的出世精神﹐儒家的大同思想﹐佛家的天下眾生慈悲為懷﹐上下求索﹐以天下為己任。正是由於有了這種哲學精神﹐才可以寫出下面的結論﹕”新發展方式和工業化之路﹐從加強生物圈質能循環中獲利﹐以分佈式可再生能源為基礎﹐是中國及世界大多數人發達和現代化之路﹐此乃數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或可謂之”。

最後﹐作為鄧英淘著《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日文版的譯者之一和序作者﹐寫幾句題外的話。筆者曾經是”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最年輕的一個組員。1982年冬天﹐第一次參加”發展組”的農村調查﹐在中國中部的江西吉安地區﹐領隊者之一就是鄧英淘。7″克蘭機制”的小組正在加入”科層機制”﹐加之研究的側重不同﹐他在農業經濟政策﹐筆者在農村社會學﹐相互交流的機會並不多。在以後小組的讀書研究會上﹐見識過他的好鬥性格﹐直率的批評幾乎叫發表研究成果的人下不來臺。不過﹐在有限的個人交往中﹐他給過我不少指教﹐至今印象深刻。第一篇調查報告﹐他提醒我﹐注意開篇﹐要主題鮮明﹐說出你的問題。我曾多次與他討論西方社會學﹐似乎主要是結構功能主義﹐大約關係到帕森斯的社會系統論。記得在他那間極為簡樸的書房﹐他邊談邊寫﹐以他的擅長的數學公式﹐寫出了幾頁長的他自己的”結構功能五元組”。可惜那個手稿遍找不見﹐或許是哪位朋友借去閱讀﹐沒有歸還。近年來他的著作﹐我都拜讀過﹐敬服他的執著和不斷擴張的學力。為了編輯何維淩的文字﹐以紀念維淩逝世15週年﹐我隨小強和他在發展組的老辦公地見過面﹐他答應寫一篇懷念維淩的文字﹐題目叫”天地一沙鷗”。可惜﹐那以後他患了重病﹐再見他是在301醫院的病房了。他沒有談自己的病情﹐和我聊起”發展組”過去的人和事﹐以及日本問題﹕日本想當大哥﹐我問過他們﹐你們知道在中國當大哥意味什麼嗎﹖我估計﹐他指的是亞洲工業化的日本”頭雁”之說﹐回答說當年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現代的問題是教育日本﹐他大笑﹐曰﹕孺子可教否﹖但是﹐我之所以致力於譯書﹐將他著作介紹給廣大的日本讀者﹐絕非源於微不足道的些許私交﹐而是來自這位思想者本身思想的價值﹐和對於他的歷史長程思考的共鳴。”鶯其鳴也﹐求其友聲”。相信他的關於”多數人的現代化”的思考﹐可以跨越國界得到多數人的共鳴﹗謹此為日文版序。

注释

1 鄧英淘著《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香港大風出版社2012 年新版）一書的日文版正在翻譯之中﹐將由日本東京的著名學術出版社”御茶の水書房”出版。為此﹐主要翻譯者之一的筆者撰寫了日文版序言﹐向日本讀者概要介紹著者和他的思想。

2 著名發展經濟學家石川茲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發展經濟開發理論角度的考察〉﹐載於山內一男編﹕《中國經濟的轉換》（岩波書局1989 年）一書。著者指出﹐傳統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比較經濟體制論﹐無法正確地解釋中國﹐需要發展理論來補充。他在另外一篇講話中說﹐得到這一認識﹐歸結於中國年輕一代學者的啟發。

3 日本貿易振興會JETRO編﹕《中國經濟》月刊﹐1987 年某月號。筆者曾保存日文譯本和編者按多年﹐未在手頭無法詳知期號。

4 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1991》（日文版）。

5″雁行方式”是指戰後亞洲工業化以日本為”頭雁”的一種發展形態論。此說最初由一橋大學赤松要教授在1930年代提出﹐由研究直接投資理論聞名的一橋大學小島清教授精細化﹑理論化。（見小島清﹕《雁行型經濟發展論》﹐文真堂1977年）

6 關於日本”家”的概念﹐源於中世紀日本的農耕~軍事部落或集團﹐被日本學者命名為”原家”﹐與中國的血緣家庭的概念不同。”原家”有嚴格的內外之別﹐並在對抗中聯合擴大為更大的集團﹐發展為鐮倉時代的”武家”政治﹐即”原家聯盟國家”﹐或者”大家”。經過戰國”大名”﹐形成”大家聯盟”。到德川幕府時代﹐大名家的軍事組織﹐從武士集團擴大到行政等一般社會組織﹐並滲透到工商業組織之中。明治維新﹐廢藩置縣﹐建立中央集權國家﹐擴大家的要素繼續存在社會之中﹐如家庭式的日本企業。這就是”擴大家社會”的概念。（見村上太亮﹑公文俊平﹑佐藤誠三郎合著﹕《作為文明的家社會》﹐中央公論社1979年）

7 參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社會‧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