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昆的博客

 

关于Tim Flach的马的一个谈话

摄影之友：听说您一眼看出Tim的主题是马的命运问题？您认为Tim的马所表现的主题还有什么具体的意义？

鲍昆：关于马的命运问题，主要和人有关。人自诞生以来成为世界的主宰，成就了人的文明之后，就是人对自然不断加强的征服力和控制力。这种控制力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对环境的利用、改造山河，愚公移山。人与自然原来那种相互平衡对等的关系变化了，人成了主宰整个世界的力量。人类对自然最早的控制，恰恰就是对其他物种的控制，比如马、牛、猪、羊、狗等都是。现在说是对这些动物的驯化，实际上我看它们算是人类最早的产品，就像我们现在把手机、汽车叫产品一样。人类最早的产品恰恰是这些动物，因为这些动物经过人类的改造、驯化，让它们脱离开原来的样子为人类所用。甚至，这些动物有了人赋予的品牌。比如，马有阿拉伯马、蒙古马、顿河马等等。当然，这些分类说法原来主要是动物学的意义，可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这些分类的价值就另当别论了。人会用这些不同品牌的马，去分别达到不同的目的。比如，要蒙古马去沙漠戈壁运输，因为耐力强；让阿拉伯马去冲锋打仗和作为赌博工具，因为它们爆发力强、速度快。所以后来，马这个符号终于演变为不同用途的品牌，并且有了不同的价格。

对马的驯化，现在的说法是6、7千年前，其实远远不止，马和人一定有更长时间的关系，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新的考古发现来证明。远古以来，人类不断地驯化马、有目的的去选种、配种、让马出现演变，马随着人类的文明过程走到现在。这几万年来它一直帮助人类去征服控制自然、甚至控制自己。在人类的历史里，马是生产和战争的工具。但在有钱和有闲阶级中，马又是娱乐的工具和观赏的玩物。

18世纪中期以后，人类社会工业文明兴起。从那以后，马在人类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慢慢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早期人类发现它、改造、利用、为自己获利，直到最后它又被机器取代，马的历史本质上是移过性的。现在，人类不用马了，但并不是让马重新获得了自由，自由是需要空间的，没有空间就谈不上自由。人类把利用完了的马又放回了自然，但马生存的自然已经没有了。那个自然，早就被人和马共同破坏了，只是在这个过程中马是被动的，是被驱使的。现在我不用你了、我把你送回去，可是你没有地方去，比如中国还有多少可以让马自由存在的草地？没有了。这个动物，我们发现它、征服它、改造它、利用它、又退回去，退回去又没有地方了。马的命运是很可悲的。

 

摄影之友：Tim以马作为拍摄对象，您认为他想表达的是马还是人？

鲍昆：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一定是透过一个对象，以这个对象为媒介生发出来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反思。这样的作品会有力量和震撼的魅力。表面上看，Tim把马作为一个审美的对象，实际上那些精彩的照片就像一首首挽歌，非常惆怅地用动物美好的形象去唤醒人类对这个物种的重视，和反思我们人类自己。按现代性以来的观点，人类才是地球、甚至宇宙这个世界的主体。今天这个世界的样子都是人类一手造成的。本来的世界是一个各种物种共存的世界，但是人类具有了改变世界的能力（工业化）以来，世界再不是自然的了，她是一个高度人化的，自然性越来越缺少的世界。在现代人类的眼光中，这个世界一切都是资源，动物无非都是食物、工具和玩具，Tim的动物摄影其实说的是这个问题。

 

摄影之友：Tim的眼光是非常敏锐的，他许多镜头都非常巧妙，和传统关于马的摄影不同，总是令人很惊奇，让我们思考。

鲍昆：对，他非常敏锐。这样的作品看完之后你会对摄影师本人有一个感觉，他的内心是很温暖的。他对其它物种是尊重和爱的。这种爱是他对人之外物种命运的深刻关切，同时他有一个很好的观念意识，通过自己的工作方式和努力让人们重新反思我们和马、和动物、和地球环境的关系。更深一步的是他在提出质问，我们做错了没有？做错了什么？他把这么好的动物这么醒目地放在你面前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心理反差，这个反差一定会让你形成思考。

 

摄影之友：那您认为Tim的马为他带来很高的评价和赞美，主要是因为他所带来的思考吗？

鲍昆：未必，因为任何人欣赏艺术品的时候根据自己的水平去寻找能够触动自己的方面，对Tim作品的解读也是分层面的，一半甚至更多的人还是从唯美的角度，可即使这样，Tim也已经把自己的问题非常巧妙的镶嵌在这些审美中了。不过，对历史、现实有思考的人看到他的摄影则会得到另外一些收获。

 

摄影之友：那么能说Tim作品的视觉效果和他的意义同样重要吗？或者说两者间达到了一种平衡？面对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吸引力？

鲍昆：是的。但更重要的是意义，因为视觉上弄好看了并不难。Tim做到了雅俗共赏，一般公众会觉得好看，会觉得马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物种。它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友善，人会对这个物种有一种非常友善亲切的感觉。这是最低的层面。少部分人，能看出Tim有话说，这又是一个层面。这是一个思想观念的层面，在这个层面的审美是需要相应的学识和思想，也就是说观念艺术的理解是需要一个对应的阐释系统的。

 

摄影之友：Tim的视角对马来说是平等的吗？是带有角度的仰视还是俯视？会不会有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人类居高临下的态度？

鲍昆：他的作品态度首先表达了他和马是平等的，马是他的兄弟和姐妹。他用观看人的方式去看马，甚至有时你会感觉他就是一匹马，在用马的眼睛打量同类。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我们总是以主人的眼光观看其它物种，要是想一下那些物种在看我们倒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其实我们也是被它们看的。

 

摄影之友：您知道Tim拍马的思路是怎样来的吗？

鲍昆：我不太清楚具体的动机。但我提一点，Tim是英国人，英国文化中尤其近代以后就比较关注动物，英国艺术家把动物作为表现对象是很有传统的，很多优秀的动物艺术作品和摄影都是英国人创作和拍摄的。从19世纪以来的许多动物学书籍上精美的动物绘画都是英国人画的，如果抛开它们科学图谱的作用，那些图画本身就是非常好的艺术。

 

摄影之友：这种传统从何而来？

鲍昆：你到欧洲会发现很多地方有自然博物馆，都有极好的动物标本，而且动物学本身就诞生在欧洲。感觉上，欧洲人对动物的关注是有传统的，英国人尤甚，可能和英国是近代科学的重镇有关。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就是英国人。

 

摄影之友：Tim想表达人的行为加诸在动物身上，那么Tim在拍摄的时候会不会也有本身的这类行为在里面？或者表达上会加入他很个人的东西。

鲍昆：这是没有问题的，任何艺术家在表达的时候都会很个人化的。Tim的这个”个人”很成功。他用一个很好的方式–摄影的方式，摄影这种媒介特征是瞬间性和真实性，Tim都用到了。最典型的他把马的后背排成一个山一样的效果。他利用摄影的那种精细，用大画幅相机去营造那些细节，你不会像看快照那样只看个大概。Tim所呈现的东西非常精彩，甚至细腻到你想摸它。大部分摄影师都不会这么用，都会把马的动作形态作为最主要的考虑。Tim用大画幅底片和精良的镜头，以及闪光灯来表现马这个物种的生命细节。这种表现方式在当下是非常个人化的，因为在以往马的摄影中见不到。

摄影之友：Tim非常喜欢拍的背部曲线？

鲍昆：刚才提过很多，Tim把马当作人来看，它的脊椎和人的很像。有一个美学家提出过什么是世界最美丽的线？最美的线就是女人后背从肩胛骨到臀部的曲线，这个说法有道理也有问题，问题是他以男性视角提出这一主张，所以这个线也有一种性暗示的意味。也许女人不这么看。按现代人时尚流行的看法，女人身材的曲线最好是”前挺后撅”，其实抽象出来的线条就有那个特点。也有人把这种抽象出来的线叫”S”形曲线，并把它上升到美学原则的高度。

 

摄影之友：马背的曲线也是这样？

鲍昆：人是直立的，马是四蹄着地，它的曲线不像人那么有特点，但如果它立起来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总之动物后背的线条，充满了动感，最富于变化的韵律，也最富于生命的暗示。

 

摄影之友：Tim在拍摄的手法上除了对细节的表达外，还有哪些比较抓人的地方？

鲍昆：细腻，这是摄影才有的，他把它发挥到极致。还有一个特点，Tim非常善于观察局部，比如马的眼睛。Tim知道眼睛的生命感，眼睛是所有动物最具灵性的器官，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之窗”，动物也是。它有表情和眼神，这是我们都能感受到的。Tim对马的眼神的表现都是很棒的，让我们感到马在和我们交流与对话。

摄影之友：您有没有印象Tim拍摄的胎盘照片，像那样的照片应该很少人把他看作审美对象，您觉得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也会让人能看的进去？

鲍昆：你是说那幅布满了红色血管的作品吧？有印象。那是Tim的神来之笔。他的镜头好像很抽象，马的胎盘像树叶一样筋脉延展，是对生命萌芽的揭示。摄影师眼中有这样的镜头，说明他有着极好的观察力和思考能力，没有只是按一般人对马是速度和动作的符号性理解，而是把马作为是一个生命现象来认识。这幅作品也说明Tim对马的观察已经抛开了马是一个工具的意识阴影，进入了一种探究生命本源的意识。

Tim还拍了马的胚胎，而且表现得很优美，那些胚胎像中国人一贯喜爱的玉石一样，温润剔透、纯洁无瑕。当然很多人还是心里别扭，但只要看下去就会产生对生命的联想和感动。Tim的作品是一个完整的文章，不是单一的句子或者单词。你在阅读他全部的作品时，你就能理解他的语言、表达方式、主题思想，以及逻辑观点，这些都能够推导出来。

 

摄影之友：那么Tim的作品适合做书还是展览？

鲍昆：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作品都是有特点的，面世时是需要特定的呈现方式和呈现媒介的，有的只适合展览、有的则只适合印刷、有的只适合电脑上看，但Tim的作品几乎适合所有媒介的呈现。

适合展览的作品需要有现场视觉的震撼力，Tim做到了。他的作品大效果单纯，块面感强，主体显得突兀奇特；适合阅读的作品，要具有足够的细节，而且需要把每个元素有机的组合起来形成一篇文章，Tim也做到了。在视觉的愉悦方面他适合做展览，在连贯性上他适合作书。比如现在很多纪实摄影严格来说并不适合做展览，它属于媒体摄影，更适合印刷媒介呈现。你想进入美术馆，你就需要做到人们对美术馆的印象，要好看，要有经典的感觉。但只有好看不够，你还需要深刻，整体要有一个很强大的观念。这些Tim都有。

摄影之友：Tim比较重视捕捉哪些元素？

鲍昆：细节和动感，他都重视到了。他还善于利用那些动物很漂亮的一些瞬间来完成他对动物的阐释。在一部分影像中，他注意那些人造物体对马的强加，比如面具。这些都强烈地表现了Tim对这个题材的观念性表达。

我现在很期待他新的热带雨林系列。他的工作方式很多人模仿不来，估计会有不错的效果。

 

摄影之友：您所指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方式？

鲍昆：Tim现在很成功，在创作和市场两方面正处于最为协调的状态。他资金充足，可以使用最好的设备，如大功率的闪光灯、速度快的数码后背，这都不是一般摄影师能做到的。他正在拍的热带雨林动物系列，估计是在丛林里的作业，那还需要电源和物流的支持，这都是相当费钱的。

 

摄影之友：但Tim似乎并不依赖于设备？

鲍昆：不能说不依赖，这里的”依赖”指的是要这样的效果必须使用好的设备才能完成，而不是说他是依赖设备生存和成功的。这些设备你给一般人没有用，而且有这些设备的人也并不少，现在很多商业摄影师的设备都很好。关键的是思想和意识，但有时好的意识也需要好的设备才能表现。

 

摄影之友：Tim最终呈现的作品能算到商业摄影里吗？

鲍昆：如果你单幅看Tim的作品的话有这样的感觉，但整体上看就绝对不是商业摄影了。一般商业摄影只需要做到唯美就可以了，但当代性的艺术是超越唯美的，必须有强烈的思想观念深嵌其中，Tim的作品是一个完整的文章，有着极强的观念色彩，所以它们不是简单的商业摄影。

 

摄影之友：Tim曾经拿过许多商业摄影的奖项？

鲍昆：他原来是商业摄影师。商业摄影师在影像的表达方面，尤其是完美的完成客户要求是需要相当的功力的。所以他在影像的表达能力和控制能力上很强，但这个”表达能力”指的是技术，可以达到美轮美奂的效果。而我们广义指的”表达”指的是深层的意义，这个Tim也做到了。所以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摄影师，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

摄影之友：Tim还有一组《狗》的作品，相对来说《马》和《狗》哪一组在意义的表达上更加到位？

鲍昆：一样的意义，狗和马最终要说的事一样，都是动物和人的关系。不同的是，Tim对马是用歌颂的这种方式去表达，狗则用的更多是反讽。狗的话题和马不太一样，狗的工具意义很早就淡化了，它是人类的宠物，他和人类的关系更多在文化层面。某种意义上狗现在成了人类家庭的成员，甚至超过了人对人的亲情认同。人对狗的情感许多时候是滥情的，过度地对它们打扮，将人的情感想象过度地投射在狗身上。Tim对这种现象对有所描述。狗这个物种离开它原始的物种特征和习性越来越远，是和金鱼一样，都是高度被”人化”的动物。它们和人的历史关系更为复杂。

摄影之友：我感觉Tim对马的感情更多于狗？

鲍昆：那是因为出版代理商在《马》的成功之后，非让他推出《狗》这个选题。后者我觉得他的情绪和准备都不太充分，《狗》系列总是给我有勉强的感觉。你在国外杂志上看到Tim的《狗》比《马》多，那是因为代理商的推广。另外，社会大众的趣味也必定让《狗》大卖。不过Tim在《狗》系列里表达的思考还是非常棒的，他的《狗》已经非常玩具化了。

 

摄影之友：Tim现在的拍摄会不会有希望能够摒弃自己从前的商业因素？他的表达有刻意的因素在吗？

鲍昆：没有那样的意识，你不会看到他刻意地规避什么。如果有，就是表达”爱”的淋漓尽致，这是可以接受的。作为一个艺术家，对于想要表达的对象，Tim的表现非常纯真、美好、富有激情，这也是世界广泛接受他作品的原因。

 

注：本文采访记者是摄影之友的记者祁阳。这个文本是这个采访的完整版，因为杂志在发表时分成两期，而且因版面原因删节厉害。

留给未来的文化记忆

Happiness Index，这个英文词组翻译成中文就叫——幸福指数。这个词汇出现在人类语言中大约只有三十余年，也就是说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人们的苦乐是没有细化甚至是量化的标准的。现代以来，人类的思想知识从早期朴素的学说变成了严密的学问，社会科学诞生。社会科学随着现代性的深入越来越分类精细，数学的统计计量开始进入这个领域。幸福指数，应该就是这个结果。幸福指数具体的描述是什么？美国的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效用/欲望=幸福指数。效用，在这里指的是实现；欲望，则是人们对于生存中的各种期待，包括物质的、精神和政治的。两个相比指标都是一个动态的变量指标。也就是说，幸福指数不是一个恒定的不变的常量。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条件，都会有不同的幸福指数。我们不能用今天社会的物质条件来揣度古代人的幸福指数；同理，我们不能用当下中国人的物质观来判断美国人的当下幸福指数。幸福指数还是一个非常主观化的指标，带有很强的观念性。即使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每个人的幸福指数也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每个人对自己幸福的期待完全不同。所以，一个社会的幸福指数只能是这个社会的所有人的加权平均值，而不代表个体的独特期待。

由于幸福指数的条件性，所以在全球化的今天，幸福指数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幸福指数在当下信息全球化的条件下，往往成为各种权力博弈的策略和理由，并且引发最终的暴力政治。政治集团往往用输出价值观的方式来策略性地对欲征服的对象进行控制，造成对象内部的矛盾尖锐化，然后再用其它政治手段取而代之。所以，在今天的世界现实中，用幸福指数这一概念来解读今日世界的众多纠纷冲突，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角度。

幸福指数不仅仅是一个可以计量的数字概念，其后的文化性质才是这个指数的根本条件。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之前，人类的文明在世界的各个区域是完全按照自己的地缘条件发展的。不同的地缘条件决定不同的生产方式，而不同的生产方式会形成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系统内部结构性的比对性，才是幸福指数的基础。中国人的幸福观在漫长的古代，有着自己完全不同于现代的幸福观。中国是一个农耕的文明，在历史上她和世界处于长期的隔绝状态，西边的高原大漠和东边的海洋阻碍了她与其他文化的冲突，季风型的气候，决定了这块土地是农业生产方式最好的区域。优越的农耕条件，又造成了以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小农型生产经济关系。自有文字记载的殷商时代以来，“井田”、“阡陌”的描述就深刻地描述了中国古代的基本社会生产格局。所以，“土地”、“农民”，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意义是和其他文化完全不同的。有学者称，中国的历史是一个超稳定的结构。这个定义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为什么会是“超稳定”？原因在哪里？却鲜少有人深刻地剖析。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小农型的自耕经济。中国历史上的稳定与动乱，都不同于其他地域的诸般原因，比如宗教、贸易等。古代中国历史上的动乱都和土地有着直接的关系，几百年一次的周期性改朝换代，除了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之外，都是由于土地兼并与重大自然灾害造成大的农业生产灾难有关。而每一次的改朝换代，并未真正的改变小自耕农经济，只是将一段时间积累的土地矛盾重新调整平衡，再次恢复稳定的农业生产状态而已。每一个新朝代统治者的“让步政策”就是这种调整的具体政治结果。

小富即安，是中国小农经济文化的主要特征。在隔绝于世界的农业环境中，小自耕农的视野是有限的，农耕的生产方式也将他们牢牢地拴在自有的土地上。他们的眼前是开春时必须耕耘的土地，是暑夏时必须料理的庄稼，以及秋天黄澄澄的象征富足的收获。没有不得已的迁徙，守在自家的土地上生儿育女，是中国人本来最大的幸福愿望。中国人对世界尺度的理解并不大，而且多数人的眼界仅在自己居家的区域之内。所以，中国人是最不具侵略意识的民族，因为用不着，家乡可以给他一切的幸福期待。痛苦当然有，是邻家的耕耘侵犯了别家的地界与邻家的男人偷了别家的老婆，邻里的纠纷和土豪的掠夺剥削是小自耕农最大的政治问题。小自耕农的生产规模导致农民家庭力量的基本均衡，结果任何的纠纷都需要第三方强权的干涉才能解决。于是中国产生了最早的官僚体制，也因此产生了深深镶嵌在中国人思维方式中的官本位文化。泱泱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超级稳定的。在这块土地上的主体——农民，千百年来以脚下的黄土安身立命，并被黄土和种植的庄稼塑造了独特的文化人格。他们本分、勤劳，小富即安，也怯懦、畏惧和狡黠。他们有在此之上的快乐幸福观，也有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苦难和忧伤。他们一代代重复的都是相同的故事，而且从未间断。是黄土保佑了他们，即使无数次北方冲来的金戈铁马也无法动摇这黄土的文化。他们必将被这源于土地的文化所吞噬，成为融入这个文化的新的成分。

从十九世纪开始，相对平静的中国文明开始被来自海洋的资本主义坚船利炮打破，从此中国被绑架进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中，那些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再不存在。两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惨烈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的裹挟和包围中，内忧外患一直是这个古老民族无法摆脱的宿命。

今天的中国，在急进的现代化浪潮中，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体的华夏文化，正在被资本主义创造的机器、电子，以及数码技术肢解和替换，连华夏文化的滥觞之地黄河流域也概莫能外。曾经的强大和稳定已经可以看到终点，因为这次来改变的力量过于强大。这个力量是一个新的时代，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生存致富的方式。一切都在可预见的未来改变，那些从农耕土地上生发出来表情、服饰，以及喜怒哀乐的文化都会成为昨天的故事。

来自中国农耕文化腹地河南开封的影像艺术家李克君，对中国农民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最近的影像艺术作品《乡亲们》，用朴拙幽默的中国传统年画风格影像，向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及其文化，致以了深情的敬意。近年来，摄影在中国大普及，记录农村生活的摄影汗牛充栋。多数的摄影人，游走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以快照式的纪实性的摄影捕捉农村生活，但是太多人将镜头的兴趣投射在乡村生活的婚丧嫁娶和年节的社火灯会，营造了一种似乎真实却又并非真实的乡村生活气氛，将本来是“日子”的生活戏剧化。戏剧化的摄影表现，给人以表演的感觉，好像农民总是生活在大喜大悲的情节中。它抽离和遮蔽了土地与农民的关联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丑陋了中国农民人格中美好的一面。李克君则不同。他以中国传统民俗娱乐中的“大头娃娃”的形象，利用后期处理来改变摄影影像中的农民形象。当然，这种处理也是戏剧性的，但是李克君巧妙地将这些可爱和略带滑稽的“大头娃娃”，“放置”在充满乡村空间感的土地之上。“大头娃娃”在历史生活中的符号性，让李克君所拍摄的这些农民获得更为加强和鲜明的文化品格。李克君在人物神态的把握上，扬弃了悲伤，选择了快乐，将中国农民乐天知命的性格艺术地再现，让历史成为人性的故事。他们行走在乡间路上，聚会在院内村头，给人以歌颂阳光，满足生活的感觉。中国传统农耕生活中农民的幸福被李克君创造的影像“指数”化了。

在李克君刻意地幸福化的这些农村乡亲的影像艺术中，表象后面的其实是悲伤和抗议。因为这些来自土地的幸福感觉注定是要与我们远去的。这些“大头娃娃”们，将会获得新的幸福指数，只是新的幸福已非过去的幸福，而且相伴这些幸福的是巨大的代价。土地的污染和城市化，人际关系的重新界定，邻里关系的疏离，一切都不再温情脉脉。不会再有乡亲们之间的合作与协助，算计分明的金钱利益和权力将成为协调社会人们关系的新准则。源自上万年农耕的文化关系一定会走入历史，而且绝对一去不复返。李克君这些大头娃娃们，将会成为我们未来的记忆，就像史籍中的一个段落，成为一个静态的想象。他们会永远提示我们的后代，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和文化，他们曾经这样存在，他们是中国人身份的来由。

所以，李克君的《乡亲们》是留给未来的文化记忆。

 

策展人：鲍昆

     不久前我看了北京人艺的一出话剧名叫《窝头会馆》，编剧是中国非常优秀的作家刘恒。有人问起作者这出戏的主题，这让刘恒感到发窘，于是他说主题就是一个字：钱。如果”钱”显得直白，换个含蓄一点的说法是：困境。

 

　　正是”困境”这个词打动了我，让我想到第二届东亚文学论坛的主题之一：贫富和欲望。这几乎是一个当今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因为有人类就有贫富和欲望，有欲望就有困境。而人作为生物界的高级动物，所面临的困境更为复杂。”外在的困境是资源短缺，内在的困境是欲望不灭。”这也是刘恒的话。

 

　　面对一个大的命题，我常常感到自己叙述起来的力不从心。那么，不如就让我从小处开始，从我的一个短篇小说讲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写过一个名叫《意外》的短篇小说，这是迄今为止我最短的小说，1000个字，汉字排版一页半纸。有时候我也会像刘恒那样被朋友问道：你这个小说是写什么的？为了简便，我常用一句话表述，我说这大概是一个关于困境和美的故事。小说大意是这样的：二十年多前中国北方深山里的小村子台儿沟，很少有人家挂照片，因为很少有人出去照相。镇上没有照相馆，去趟县城，跋山涉水来回五百里。谁家要是挂张照片，顿时满屋生辉，半个村子也会跟着热闹几天。小说主人公山杏的哥哥来信向家里要张”全家福”照片，信中特别提到，最想念妹妹山杏。他在南方一个小岛上当兵已经两年，走的时候山杏才八岁。接到哥哥的信，山杏就催爹妈去县城照相，从春天催到秋天。后来，摘完了核桃、柿子，山杏一家终于决定远征县城去照相。那天晚上山杏一夜没睡好，看妈在灶前弯着腰烙饼，爹替她添柴烧火。他们用半夜的时间准备路上的干粮，如同过年一样。天不亮，他们就换上过年才穿的新罩衣，挎起沉甸甸的干粮篮子出了村。他们搭了五十里汽车，走了二百里山路，喝凉水、住小店，吃了多半篮子干饼，第三天才来到县城。他们找到了照相馆，照相师傅将他们领进摄影间。当满屋灯光哗的一下亮了起来，当高楼大厦、鲜花喷泉之类的他们从未见过的华丽布景把这一家三口人包围时，他们甚至来不及惊叹，照相已经开始。在照相师傅的指挥下，他们努力把自己坐端正，同时大睁着眼睛向前方看去。随着灯光哗地灭掉，这隆重的事件，几乎一瞬间就结束了。半个月后，山杏爹从村委会拿回一个照相馆寄来的信封。山杏抢着撕开封口，里面果然有张照片。但这张照片上没有大睁着眼睛的山杏一家，照片上只有一个人，一个正冲她们全家微笑的好看的卷发姑娘。第二天，山杏家的墙上挂出了这张照片，照片上的姑娘冲所有来参观的人微笑着。有人问起这是谁，爹妈吞吞吐吐不说话，山杏说，那是她未来的新嫂子。

 

　　二十多年前我是一家文学杂志的小说编辑，有时候我会在小说《意外》那样的深山农村短暂地生活，或者说”采访”。在一个名叫瓦片的村子里，我在”山杏”的家里住过。那一带太行山风景峻美，交通不便。村子很穷，土地很少，河滩里到处是石头。因为不能耕种小麦，白面就特别珍贵，家里有人生重病时，男主人才会说一句：煮碗挂面吃吧。我却被当成贵客款待。山杏的母亲为我煮挂面，煎过年才舍得吃的封存在小瓦罐里的腊肉。当我临走把饭费留下来时，他们全家吃惊地涨红了脸，好象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在这个家庭，我见到了被常年的灶烟熏黑的土墙上挂着唯一一张城市年轻女性的照片，就是我写进小说里的那一张。有位德国作家说过，变美是痛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那么山杏一家对这陌生照片的态度，就是把困境变成了美吧？还有善良。

 

　　二十年之后，小村庄瓦片已是河北省一个著名旅游风景区的一部分了，因为铁路和高速公路铺了过来，一列由北京发车的火车经过瓦片通向了更深的深山。火车和汽车终于让更多的外来人发现原来这里有珍禽异兽出没的原始森林，有气势磅礴的百里大峡谷，有清澈明丽的拒马河，从前那些无用的石头们在今天也变成了可以欣赏的风景，而风景就是财富的资源。我曾经为了自己一部电影的拍摄再次来到这山里，电影里需要深山农户的院落，我毫不犹豫地向导演推荐了山杏的家。我看见从前的瓦片村民大多开起家庭旅馆，山杏们有的考入度假村做了服务员、导游，有的则成为家庭旅馆的女店主。她们不再会为拍一张照片跑几百里地，旅游景点到处都有照相的生意。她们的眼光从容自信，她们的衣裳干净时尚，她们懂得了价值，也知道谈论信息。当我向她们打听一个更远的名叫”小道”的村子时，山杏们优越地说：”哼，小道呀，知道。他们富不了，他们没信息！”瓦片和周边的村子都富了，在这些富裕起来的村庄里，也就渐渐出现了相互比赛着快速发财的景象，毕竟钱要来得快，日子才有意思。就有了坑骗游客的事情，就有了出售伪劣商品的事情，就有了各种为钱而起的”嚼清”。

 

　　那一次导演对我的推荐很满意，山杏家几乎原封不动地成为了电影里女主角的家。制片主任问我场地租金怎么算，我想起从前山杏一家的纯朴，有把握地说，你就随便给吧，他们不会计较。但事情并不似我的预料，当我回到我的城市后，曾很多次在家中接待瓦片的房东–山杏的爹。因为有了汽车、火车、电话，因为有了信息，遥远的山杏爹总是能够快速把我找到并申诉摄制组付他报酬的不合理。比方他说摄制组用墨汁把他的新房的白屋顶刷成了黑色；大灯把院里一棵石榴树烤成了半死；为了剧情需要他们还往河里摔过他的羊，摔了一次又一次，五只羊被摔得十天起站不起来……这都是钱啊，可他们都没给钱。我一次次放下手中的写作帮助愤怒的山杏爹向摄制组要钱，心中却时有恼火：要是没有火车呢？一切不是单纯得多吗？交通、通讯和旅游业给瓦片带来了财富，同时也成为一种运载欲望的挑衅的力量。现代化的强大辐射面对封闭的山谷，是有着产生这种力量的资格的，虽然它的挑衅意味是间接的，不像它所携带的物质那么确凿和体面。并且我始终认为，它带给我们的积极的惊异永远大于其后产生的消极效果。

 

　　那么，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在进化着乡村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扮演了催生欲望的角色。商业文明的到来和它”温柔的挑衅”使未经污染的深山农人的品质变得可疑；没有它们的入侵，贫苦的山杏们的思维逻辑将永远是宽厚待人。可我想说，这种看似文明的抵抗其实是含有不道德因素的，有一种与己无关的居高临下的悲悯。贫穷和闭塞的生活里可能诞生纯净的善意，可是贫穷和闭塞并不是文明的代名词。谁有权力不让山杏们利用大山的风景富裕起来呢？谁有权力不许一个乡村老汉跳上火车去找人”投诉”亏待了他的摄制组呢？其实当我在这儿比喻火车是催生欲望的角色时，蒸汽机火车已经从中国全面退役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背影；内燃机车、电气机车也不再新鲜。几年前上海就已经出现标志着国际领先技术的磁悬浮列车。在这个人类集体钟情于速度的时代，那个仿佛不久前还被我们当成工业文明象征的蒸汽机车，转瞬之间就突然成了古董。蒸汽，这种既柔软又强大的物质，这个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启动了近现代文明之旅的动力也就渐渐从领先的位置上消失了。当它的实用功能衰弱之后，它那暖意盎然的怀旧的审美特质才凸现出来。问题是，当今世界，早已先期享受了工业革命那实用功能所带来的诸多物质进步的人们，谁又有权力为了个人今天的审美愉悦，去对那些大山里的山民们说，我们可以富，但你们却不行呢？

 

　　我在这时想起一个深山里的少年。上世纪90年代，一个初秋的下午，我在一个名叫小道(向山杏们打听过的小道)的村子里，顺着雨后泥泞的小道走进一户人家，看见在堆着破铁桶和山药干的窗台上靠着一块手绢大的石板，石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三行字：

 

　　太阳升起来了，

　　太阳落下去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

 

　　问过院子的女主人，她告诉我这是她九岁的儿子写的。我又问孩子是否在家，女主人说他割山韭菜去了。那天我很想看见这个九岁的深山少年，因为他那三行字迹歪扭的诗打动了我–我认为那是诗。那诗里有一个少年的困境，愿望，他的情怀和尊严，有太阳的起落和他的向好之心。那天我没有等到他回家，但我一直记着石板上那三句诗。今天那个少年早已长大，或许还在小道种地，或许已经读书、进城。假如在新世纪的今天，我把他的诗改动一个字，变成”太阳升起来了，太阳落下去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富呢”，我还会认为这是诗吗？

 

　　与其承认这还是诗，不如承认这是合理的欲望。如同16世纪葡萄牙诗人在欢迎他们的商船从海上归来时那直白的诗句：”利润鼓舞着我们扬帆远航……”

 

　　”利润”这字眼嵌入在诗行中看上去的确令人尴尬，但文学的责任不在于简单奚落”变富”的欲望，因为变富并不意味着一定变坏，而”变好”并不意味着一定和贫穷紧紧相联。文学在其中留神的应该是”困境”。贫穷让人陷入困境，而财富可能让人解脱某些困境，但也有可能让人陷入更大的困境。最近我在一篇讨论当代中国乡村的价值变化的文章中读到，消费经济时代的突然降临让许多没有足够心理准备和文化准备的村民，无暇也无力去做其他可供想象的人生筹划。多挣钱以确立存在地位的欲望压倒了这些，他们被迫卷入人与人之间一场财富竞赛的长征：争盖高楼，喜事大办，丧事喜办，以丧失尊严来换取以为的”面子”。中国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过南方一些农村，有人在办丧事时请戏班子跳脱衣舞，因为花得起钱而在邻里间”挣足了面子”。这让人瞠目，让人想到说的虽是村民但又何止村民？我的一位北京亲戚，当年住在四合院一间三平方米的小屋里，如今他在为自己选购汽车时，打开一款已属高档车的车门，竟皱着眉头不满地连声说，”后排座间太小，空间太小！”所有这些，更让人思考一个国家在富强的崛起时，文明在何处以何种面目支撑。文明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制度性守护，是对人性尊严所必须的自由平等的捍卫。这也正是其价值魅力所在。

 

　　生活在前进，高科技日新月异。人类的物质文明在过去200多年里发生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之前的5000年。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相对于人类有文明史的5000年，200多年的时间还是太短了些。更何况，若从非洲南方古猿走出森林开始，人类生理和心理的进化至少已经历了500万年。有人类学家称，几乎所有人都对蛇有与生俱来的恐惧，源于人类祖先早年在丛林中生活，无数代人与蛇共处，很多人失去生命，因此已把这种警觉融入人类的基因代代遗传。当200多年的进步使人类仿佛已经成为这个星球唯一主宰的时候，我们是否真正知道欲望将把自己带往何方？我们是否真正明白自己造成的这所有变化的结果和含义？人类恐怕还要有更漫长的时间去领悟，以让灵魂跟上变化的脚步。今天，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不断加深，我们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我们的物质要求也一再地扩大，虽然我愿意赞美高科技带给人类所有的进步和财富，但我还是要说，以财富和物质积累为核心诉求的变革，不能仅仅成为一种去伦理、去道德、去乌托邦的世俗性技术改革。巨大的物质力量最终并不是我们生存的全部依据，它从来都该是更大精神力量的预示和陪衬。这两种力量会长久地纠缠在一起，互相依存难解难分。它们彼此对立又相互渗透，构成了我们内在的思想紧张。而文学要探究的领域，也应该包括这种紧张。

 

　　为什么我常会心疼和怀念瓦片村的山杏和她的一家？为什么处在信息时代的我们，还是那么爱看电影里慢跑的火车上发生的那些缠绵或者惊险？我不认为这仅仅是怀旧，我想说，当我们渴望精神发展的速度和心灵成长的速度能够跟上科学发明和财富积累的速度，有时候我们必须有放慢脚步回望从前的勇气，有屏住呼吸回望心灵的能力。就这个角度来说，文学最深层的意义和精神可能是保守的–即使以最先锋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文学。保守或许对科技创新有害，但在善与恶，怜悯与同情，爱与恨、尊严与幸福……这些概念中，并不存在进步与保守的问题。因为永恒的道德真理不会衰老，而保卫和守望人类精神的高贵，保卫和守望我们共同生存的这个星球的清洁与和平理应是文学的本意。在人类的欲望不断被爆炸的信息挑起、人类的神经频频被信息蹂躏的物欲时代的喧嚣中，文学理应发出它可能显得别扭的、困难而保守的声音，或许它的”不合时宜”将是真正意义上的先锋！也因此，文学将总是与人类的困境同行。也因此，文学才有可能彰显出独属于自己的价值魅力。

 

　　太阳升起来了，

　　太阳落下去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

 

　　我还是记起了深山少年写在石板上这简单的句子，因为这里有诚实的内心困境，有稚嫩的尊严，更有对”我”的考问和期待。”我”是充满欲望和希望的少年，少年是人类世界的未来。

 

　　人什么时候、怎样才能变得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