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昆的博客

鲍昆：我曾经珍藏过一张中学文革报，是在1967年1月的北京四中门口不远的地方买到的，至今还记得那个场景，几个衣着朴素的中学生推着一辆三轮平板车在那里卖报，过往的人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而且只要一读在现场就现出激动的表情，因为那时的“血统论”太强大了，几乎完全笼罩了人们的生活。我的报纸因几次的搬家遗失了，前年在朋友李英杰处还见到，甚是珍贵。以上图片来自网络，下面是续昨牟志京的文章——

九 《中学文革报》成员及其命运

      报纸创刊时，我们只有三人：罗文、同班同学王建复和我。我的语文老师毛宪文当过技术咨询（出于政治上的谨慎，他婉拒了加入的邀请），他曾任《内蒙古文艺》编辑，我向他学了不少编辑知识，受益匪浅。《文革报》的版面设计美观大方，显然与毛老师有关。王建复”大串连”与我同行，跑遍大江南北。罗文初次造访，建复在场，就这样成了创办人之一。
       创刊号问世后，不少人陆续加入报社，前面已提到。 到了后期，女五中张颖和王玲，女十二中张君若和张富英也加入进来，报社成员一度接近二十人。 　　
      在创办之初，罗文是”小组”和报纸之间唯一的链接，没有他办报是不可能的。后来出特刊，与”老兵”在兵马司辩论，也都有赖于他的操持。
      财务最初由我掌管，办到第三期赚了钱，如数还清学校贷款后，还有足够的流动资金。王建复毛遂自荐，从此由他接手财务。
       李金环、纪亚琴负责处理读者来信，并为订户邮寄报纸，工作繁重，却从无怨言。 从名字到相貌都不像汉人，贴汉矢口否认有外族血统，虽是初中生，却显示特有的稳重与才能。他是唯一与我分担过编辑工作的人。阎世钧出身”革干”，憨厚实干，为报纸各种杂务跑前跑后，总是笑嘻嘻的。 韩基山社交广，举手投足带江湖气。我一到会场，他总是喊”司令到”，在危急时刻他对我说：”司令先行，有我护后。”在联络等事务中他功不可没。王嘉材和陈加华头脑灵，点子多，腿脚快，在后勤与卖报的分工中贡献最大。 郝治是罗克的朋友，高个子，一张喜剧性的长脸，化名马列。按他的话，这名字别人不敢喊”打倒”。由于年长智深，他常在会上对我的决策表示嘲讽。 魏雷年岁稍长，唇上留髭须，每逢棘手事，最是老谋深算。 张颖、王玲、张君若和张富英等女生加入时，我们已陷入逆境，她们没领略报纸昌盛的风光，倒甘愿与我们分尝这最后的苦果。
    有一次，陶洛诵和阎世钧在清华碰到”三司”司令蒯大富，一场舌战把蒯大富说得哑口无言。他问洛诵哪个学校的，”好厉害的一张嘴”。他们二位随后到我家，上气不接下气讲起这趣事，大家笑弯了腰。
      由四中”红旗”战斗队写的《我们为什么支持〈出身论〉》一文，登在《文革报》第五期第四版上。罗克从不干涉报务，但读了此文，深为赏识，极力劝我邀请”红旗”加入。谁料到”红旗”第五期后加入，第六期还未出就倒戈了，他们在四中校园贴出大字报”出身论是大毒草”，还到西便门印刷厂，企图抢走刚要出厂的第六期。
还有一个小插曲。”首都兵团”派了个间谍打入我们报社。此人第一次面我就起了疑心，罗文却极力推荐。随后其他成员也都觉得可疑，最终查清他的身份，于是用各种方式捉弄他。我们常在景山和北海会面，却故意把他引到别的地方，还屡次向他提供假情报。在严峻的形势下，给大家平添不少轻松快乐的时刻。
       《红旗》杂志社记者向我传达关锋的话后，我陷入激烈的内心冲突中，几天未在报社露面。然后我召开全体会议，向所有成员转达了关锋的话，指出再往下走，无异于”鸡蛋碰石头”，请求对牺牲没做好准备的成员离开报社，而别人对他们”没有理由予以任何指责。”让我难忘的是，全体成员无一人畏退。
    一九八零年夏天，在全国各大报刊纷纷为罗克平反正名后，我召集报社成员在陶洛诵家相聚。我这才知道除罗文在六十五中受到严重迫害，其他中学生大都未遇到太大麻烦。而郝治、李金环和纪亚琴几位大专学生，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分别在轻工学院和气象学校被残酷批斗。
    那次见面，本以为看到的是大家的无悔与自豪，没想到更多的是看破红尘的自嘲，令人怅惘，但我永远忘不掉当年那集体的勇气。
       我们也为少男少女提供了浪漫场所。 遇罗文与陶洛诵之间有过恋情，后与另一成员张富英结婚。陶洛诵与四中”红旗”的赵京兴结为连理，他们的罗曼史被传为佳话，并历尽重重艰难。在此不谈。
       由于主办《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我的小学同学朱大年与刘姜仁也付出巨大的代价，刘姜仁曾很长时间被关在校。《只把春来报》成员中，张育海和沈大伟越境参加缅共人民军，先后战死。吴景瑞（毛子）和我一起去越南从军未遂，不久赴东北后失踪。何大明在张育海一案的调查中受刺激，一度精神失常，幸好后来完全恢复，并写过办报的经历。

十 遇罗克其人其事　　

        《文革报》创刊号出版时，我并不知道”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身份，随后去罗文家拜访，初次与罗克见面，哥儿俩全无相像之处。他身材瘦小，面色苍白得难以置信，深度近视，扇风耳，大驼背，其魅力却在动态之中。他一张口声音宏亮，言辞清晰明朗，妙趣横生，一圈圈厚镜片挡不住那犀利的目光。
　　罗文把我介绍给他，他开玩笑地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就大笑起来。一张口就让我感到绝非一般人物，并开始猜疑他与”小组”的关系。第二期出版后，交往渐深，他向我讲明他就是《出身论》作者。基于形势，他请我对此保密。多数成员在办报期间，从未被正式告知”小组”的身份。　　
       罗克在写作上不愧为突破时代局限的巨匠。”文革”对中文造成的灾难，直到今天在政论文章中仍清晰可辨。而罗克的文风却出污淤泥而不染，自成一体。读过其文的人，都不能不感到其思路宽广，条理清晰，广征博引，文辞犀利，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文人的遗风。 　　
       他的写作速度惊人。由于出版上困难重重，往往无法预知下一期的出版时间。罗克放下话，只要头一天告诉他，他能第二天交稿。他在报纸发表的所有长文，都是这样一夜写成的。 　　
       罗克非书痴，小脑也很发达。和我玩一种打手游戏，他总把我的手打得噼啪响。他能同时下两盘盲棋。我试图捉弄他，告知他说的棋子不在其位，他沉吟片刻，坚称我所言不实。 　　
       他独自住在正房与院墙间搭成的小屋，严冬无法取暖，号称”冰窖”。我与他常在”冰窖”对坐，彻夜长谈，直至天近拂晓。他兴趣广泛，跟我谈的主要是哲学、历史和文学，而非当时的政局或报纸的命运。 　　
    他是一个机敏的人。一九六七年夏天，我们同去东北。在火车上，一个面相凶恶的人突然问他：”你还认识我吗?” 此话不知从何而来，让人莫名其妙，但他毫不迟疑地巧妙答道：”我看你面熟。”　　
       罗克对自己的口才相当自负，蒯大富曾讲过我们成员的坏话，罗克一再托付我向蒯下书，在公开场所辩论，而蒯从未应战。
他一直在不断思索。我们同游北戴河、秦皇岛和沈阳三地，并约好各写游记一篇。在沈阳街头，看到大量日伪时期的建筑，他不快地问我，为什么解放多年的建筑，竟不能与日本在某占领地短期留下的痕迹相比。 　　
       在报纸停办后，罗克开始写一篇新作–《工资论》。他向我列举论资排辈的贻害，并以此为起点，提出工资政策的建设性方案。可惜那时此文已无处可刊载，他被捕后不知下落。他进一步观察到工业管理体制的弊病，并设想改革的方向。郝治曾讲罗克是”东方的曙光，宫殿的一角”。我常想，十年后在中国开始的体制改革若有罗克的参与，不知会获益多少。
    有一次，我注意到他书架上有一本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就提起我也有一本。他听后很兴奋，当即与我拟订共同攻读此书的计划，并交换读书笔记。
    他批评斯大林的思维方式，必定借助语言垄断。”猫睡觉做梦时，四腿有时会作出跑的姿态，胡须也会颤抖。难道它也使用某种语言吗？” 有时他会问我从未想过的问题，比如”你作梦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
       罗克问到我对鲁迅的看法。他把鲁迅的作品比作一盘珍珠，每颗都很明亮，却没有串成一条彼此相关的项链。他喜欢杰克·伦敦，提到濒死的狼和一个人的搏斗，最后以人饮到狼血而获胜。”他的人物在逆境中表现的毅力，在别的作品中是难能看到的。” 他向我推荐梅里美的《卡门》，并把书借给我看，谈起女主角那奔放自由的性格，极为感叹。
他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很有见地。谈到《浮士德》一书的翻译，”郭沫若的译本比起冯至的拙劣错讹之处甚多，但被出版的却是前者。”他对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成就非常钦佩。他讲过一些朱生豪的故事，如何在战乱逃难的途中不缀译笔，但终未实现译完莎士比亚的弘愿而早逝。
    在他的小屋，我们一起不知度过多少时光。 有一次我情不自禁地感叹：”你的知识多么渊博啊！”他听后拉进我们之间的距离，一反他平日的诙谐，用严肃的语气说道：”等你到了我的年龄，你的知识会比我更渊博。”虽然我对他无比信服，但还是不相信这番话。
讲起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他找出一张鲁迅赠给瞿秋白的手迹：”人生得一知己足已，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他神情郑重地把它送给我。
       他对毛泽东相当尊敬，对毛泽东诗词的造诣尤为钦佩，特别喜欢《蝶恋花》一词。
　　
十一 遇罗克之冤案 
　

    从东北回来后不久，形势越来越紧。罗克告诉我他已被跟踪，出于幽默，他转身找到跟踪者，开他们玩笑，弄得他们很尴尬。凌晨从他家离开，我也被跟踪过。有一次我骑得飞快，把跟踪者甩下一大截，再转身慢悠悠迎面骑回来。在昏暗的路灯下，跟踪者看看我，又看看前方，一时拿不定主意，最终还是朝前方骑去。

    一九六七年年底，罗克告诉我，他感觉自己被捕的日子不远了，建议我从那一天起，为了我和大家的安全，终止往来。他还请求我在将来的调查中，不要犹豫，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他身上，因为”不管你承担什么责任，他们要加给我的‘罪责’是不会减轻的。”他把事先写好并封口的一封厚厚的信交给我，请我”在今后情势允许时，交给毛泽东。”罗克于六八年一月被捕。 此信屡屡更换藏匿地点，但插队多年后竟不知下落，实有愧于他的在天之灵。

    那时四中在”军宣队”掌控下，我与负责我们班当兵的和指导员常常激烈辩论，反倒给他们留下坦诚的印象。有一天，当兵的在操场找到我，说有人来”外调”，又说”指导员让我告诉你，不用紧张”。进了指导员小屋，两个穿警服的坐在里面床上。指导员把门关好，对他们介绍我说：”他一贯忠诚坦白，你们可以完全信任他。”那两位听了这话，满脸不快。但那时解放军的势力远在公安之上，他们也只好忍气吞声。

    此后一两个月，这二位多次来四中找我。我一口揽下自身的责任，这态度让他们诧异。我讲话时，两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我意识到，他们的调查无非是两条，一是罗克是《文革报》的幕后操纵者，二是罗克的”反动”言论。这两条均非事实，我毫不费力地挡回去。

     他们要我揭发罗克的”反革命”言论，我回答”一句没有”，无可奈何，他们退而求其次，要我写下他的言论。几日后他们当面一读，勃然大怒。”照你这么说，他是无产阶级革命份子了。告诉你，他是中央定了性的反革命份子，你还包庇他，你可知道性质的严重吗？”其中一个把掏出枪来，朝我晃了晃，又”啪”地拍在桌上，显得十分滑稽，我忍不住失声大笑。

    相持一阵，他们的调查忽然转向，集中到”手榴弹事件”上。我对此事一无所知，心里不禁一惊。与罗克停止见面后，出于同一考虑，所有报社成员也都停止来往，我无从了解原委。他们试图把他说成这一事件的指使者，却发现在我这里找不到任何线索，便对我失去了兴趣，从此不再打扰，竟让我多少有被冷落的感觉。
　　罗克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被捕，一九七零年一月九日的公告中被列为二十几名判处死刑的”现行反革命”之一。一月二十七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除了遇罗克，公告中所列死刑犯当日都被枪决。而他的死刑延至三月五日，在另一次名单中并没有他的公审大会后执行的。在六八年他先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但拒绝签字。据内部消息，他的死刑是经最高层亲自指示，并委托重要人物办的。在最后关头，罗克保持一贯的机智和幽默，在一月二十七日公审大会后，他声称有重大案情未交代，作为”五·一六”份子，他与某某单线联系。为自己争取了一个月多的时间。
       为何从十五年徒刑改判死刑？在判决书上，主要罪名是”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出身论》却只字未提。　　
       罗克是如何涉嫌暗杀的呢? 一九六七年夏天，东北武斗正盛，部分《文革报》成员结伙北上。一到长春，在火车站就给每人发武器，离开长春时，我曾嘱咐大家将所有武器退还，以免留下祸根。后来才得知，罗文并未退还领到的手榴弹，把它带回了北京。 　　
      罗文是个酷爱化学的人。他曾对我说，对他来说搞政治纯属误会。他曾热衷于恶作剧，比如在我家撒下几滴威力极大的催泪剂。他还为报社成员表演火箭发射，火药想必就来自那颗手榴弹。 私下带回手榴弹也罢，他却在风声正紧时，找了几个靠不住的人去香山埋藏。当局一恐吓，有人就招供了。他们试图让我证实罗克是其幕后操纵者，我当时尚不解，直到读到判决书，才知道当局的企图。 罗克、罗锦、罗文、罗勉兄妹虽个个聪慧，但办事往往有失周全。罗克当年托罗锦藏日记，她竟藏到中山公园公厕。 罗文从东北带回手榴弹，罗文、罗克拒绝销毁读者来信等，就是明显的例子。不过，把罗文的手榴弹归结为罗克的暗杀阴谋，并非愚蠢的推理，而是懦弱的陷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十三年后的夏天，为罗克平反的时机终于到来。我和罗锦在《光明日报》社与记者王晨数次会面后，《划破夜空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于一九八零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随后全国各大报刊纷纷登载纪念遇罗克的文章，他成了广为人知的英雄。

十二 峨嵋山

    一九六七年四月报纸停刊，我陷入严重的危机状态。不久，我和杨百朋、吴景瑞（毛子）、王建复、陶洛诵、遇罗文等四中同学和报社同人一起抵达成都。
       从成都搭乘慢吞吞的长途车，我们来到了峨嵋山，下车就去报国寺投宿。大殿有三尊佛的立像，全然不为尘世纷争所动，安详地俯瞰人群。早听说蒋介石国难当头时曾在此隐避，对这座寺庙格外好奇。虽是动乱年代，在庙里挂单的游客却不少，大多数是学生。到斋堂用饭，师父先问每人饭量，据说饭越少，菜越精，收费都一样。菜端上来，见到鸡蛋很惊奇，这才知道素食的涵盖比想象得广。在报国寺还吃到”雪磨芋”，味道和口感让我想起北京的冻豆腐，但更鲜美。
       翌日起了个大早，草草洗漱后开始上山，抵达洗象池天色还不算晚。大家决定在此歇脚。庙里住宿费本来就不高，我正要交钱，被百朋拦住了。在寺外与一群猴子逗耍一番，百朋招呼我再去登记，果然又价钱又降下不少。名不虚传，果然有白象在池中，混沌不解其义。一夜平安，早上发现厕所悬空架在悬崖边上，方便时往下一望，让人心惊肉跳。
       离开洗象池不远，山路在云雾缭绕之中。离开上山正路，拜访了几个小庙，殿中无人，经书满地，显然遭过破坏。但象峨嵋山所有寺庙一样，佛像都是完整的，这在那年头也算得奇迹了。
      一路上林茂竹密，鸟叫猿啼，此起彼伏，令人惊心动魄。与几位同伴钻进林中，很快被枝蔓纠缠，无路可走。只好用菜刀开路，没过多久，我们已筋疲力尽，并完全失去了方向感。绝望中齐声呼救，本以为无望，却意外听到回答，在不断应和声的引导下，我们终于回到正路，对周围草木有了敬畏之心。
      暮色降临前接近金顶，浓雾中，下起瓢泼大雨，未带雨具，很快就成了落汤鸡。到了庙前，一位比丘尼迎上来，把我们引到生着火的殿堂，帮着烘烤衣服，让我感到亲人般的温暖。耳边雷声滚滚，闪电的蓝光不时照亮殿堂。有人喊看神火，从山门口望出去，果然有蓝色荧光在暗中游弋，灿烂夺目，实为奇观。
       翌日晨，为看日出早起。第一次见到云海，汹涌澎湃，几座天际的雪山如海中仙岛。太阳跃然而出，苍茫云海瞬间换了颜色，由铁青到雪白。稍晚，无人应邀同行，我独自去了千佛顶和万佛顶。海拔三千多米山顶，植被与山腰不同，依然赏心悦目，散发浓烈的草木香气。
       为观看天下闻名的峨嵋光，我和建复留到下午四时后下山，然后与他人在九老洞汇合。这一奇观定点定时，在上有阳光下有云海时才会呈现。一位比丘好心引路，岂料头上阴云密布，只好败兴而归，那师父忽在我们身后喊道：”有了”。只见阴云裂开一道缝，阳光射下来。待我们赶上去，阴云又合上了，可惜终未看到这一奇观。
      从金顶到九老洞本是一天行程，我们却在下午四时后才出发。上路不久，天色渐渐暗下来。在黑暗中穿过峨嵋山有名的险路，坡陡路滑，到处都有坠入悬崖的危险。天完全黑下来，仍看不到九老洞的影子，我们早已精疲力竭。而鸟鸣兽吼，被夜的寂静放大了。眼前又是个大坡，我俩认定翻过坡再看不到九老洞，就只好死在这里了。爬到坡顶，居然远处有几点昏黄的灯光。
       用餐时间早过了，僧人还是为我们备了饭菜。夜宿的大堂有几十张床，只有我们一行。说不清为什么，大家不约而同产生强烈的恐惧感。陶洛诵是同行中唯一的女生，她不敢独宿，请求我们允许她与大家一起过夜。我煞有介事把菜刀枕在头下，但很快被疲劳征服。再睁眼，一片光明，夜间的恐惧显得非常可笑。
       在火车上听到九老洞的传说：几个和尚备了七天食物，打着火把，走了三天未达洞底，又折返回来。如此神奇的洞，我非进不可。听僧人说洞口离寺庙往返三十里，众人都失去兴致。我独自而行，来到洞口，周围尚有大片积雪。进洞没走几步，便是令人魂飞胆丧的轰响–无数只受惊的蝙蝠从洞中飞出。没走几步，陷入无边的黑暗中，用小手电筒照出去，什么都看不见，只好跌跌撞撞摸回洞口。
       从九老洞下山，一路从容，与同伴们在报国寺相聚。当晚与毛子商定去越南的计划，次日便踏上东行之旅。

十三 越南之行

       越南之行其实目的不明。过去虽在政治风波中屡遭批判，政治信仰并未动摇。 办报的失败，才使我真正陷入迷茫。莱蒙托夫的诗句”他在疯狂之中祈祷风暴，/幻想着风暴会带给他平静”，或许正是我那时心境的写照。
       与峨嵋山之行的同伴分手，我和毛子踏上去广西凭祥的旅程 。按照计划，我们买下几斤巧克力和一把快刀。
       ”如果我的手指被毒蛇咬到，你一定要毫不犹豫帮我把它切下来。你答应吗？”毛子严肃地凝视着我。虽说彼此承诺，但这还是心理上的严重挑战，我问毛子如何作想，他却摆出不屑的姿态。
       北上成都，东抵重庆，与几位各地游客凑在一起，步行至九龙坡扒货车。九龙坡是个大编车场，几十股轨道上机车呼啸滑行，让人目不暇接。我在一条轨道上行走，陷入暇想，对人们的呐喊和调车员的哨声毫无反应。突然有人猛然把我推出轨道，我正要发作，只见一节车厢从我身边悄然滑过，这才意识到是一位铁路工人救我一命。他追上那节车厢，跳上去，没给我一个道谢的机会。
       从九龙坡搭上的货车，在贵州某站被查处，我和毛子自恃一路练就的本领，漫步到车站数里外，等开动后再扒飞车。那火车司机早把我们的意图看在眼里，列车一起动就全力加速，汽笛长鸣不已。不顾毛子的呼喊，我奋力疾跑，几次伸手抓到车厢扶手，可每次都被魔术般反弹回来。列车驶入前方隧洞，轨道上只剩下我们俩。我看出毛子对我的失败而庆幸，果然，在他估算出车速后，并未像我那样尽力。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我买下两张短程车票，搭上一列东去客车。在靠窗座位上，我要了杯热茶，安然坐下，读起史第文森的小说集，毛子在我对面昏睡过去。几个小时后，列车员查票，我和毛子将在下一站被赶下去。
        对列车员的粗鲁很反感，我心生一计，叮嘱毛子留在原地，车一靠站，我就跑到售票处买了两张票。还买了些食品，待回我们车厢门口，在我出示车票后，列车员仍拒绝让我上车，毛子也被两人从车厢架到门口，他拼命挣扎着，拒不下车。列车起动了，我扔掉手中食品强行登车。经过一番搏斗，我被踢下车门阶梯，我们的背包被扔出车外，而列车载着毛子消失在远方。
       我向站长报怨，讲述了刚才的遭遇，他把我请到办公室，挂了几个电话，建议我到车站附近用餐后再来找他。在小饭馆昏暗的灯光下，满耳犹如异邦之语。沮丧和屈辱之中，想起史第文森笔下一对老夫妇的悲惨遭遇，感到十分凄凉。再次见到站长，他告诉我已安排好毛子在贵阳下车与我会面。他语调平淡，面无表情，刻意掩饰那与时代相悖的善意。
在贵阳车站候车室见到毛子，让我欢欣不已，毛子却摆出无动于衷的嘴脸，仿佛这重聚早就在他神算之中。
       几经周折，终于到达广西凭祥。一踏上站台，便感觉到浓重的战争气氛。南下的列车满载大炮和装甲车等重武器，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人。让人惊讶的是，从制服、帽徽和肩章上看分明是越南人民军，在饭馆吃米粉时发现他们讲的竟是中国话。一位同桌的士兵向我们眩耀说：”美军在越南五十万，我们人数从不在他们之下。只不过说起来一个没有，因为我们是人民军，不是解放军。”讲到此，他诡秘地一笑。我心中甚是羡慕，他忽然叹口气加上一句：”剩下半年，咱回家看媳妇喽。”顿时让我扫兴，怎么会有人在媳妇与打仗之间作出那么糊涂的选择。
       从凭祥到越南的捷径不是南下而是西进。在无区域地图的情况下，我们靠指南针一直向西走，一路上绕开有人烟的地段。傍晚时分，进入茫茫无际的山区。每座山丘虽不算高，但陡峭危险，满山齐腰高的野草，茂密得迈不过去，每一步都要把脚抬到草尖上，再踩下去。举目望去，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苍山绿海，让人怀疑是否能走出这无人地带，再度回到人间。
       夜幕降临，下着毛毛细雨，在半山腰踩倒一片草，铺好塑料布准备安营扎寨。由于坡度陡，必须用脚蹬地才不至滑下去，再加上湿衣服贴在身上，看来这夜难熬了。伤感之余，也为境遇的荒唐与危险而兴奋。我探出头，瞥见一串摇曳的光点向我们移动。我唤醒毛子，用食指放在嘴边示意不要作声。我们屏息观察，断定那是一支打着手电筒的巡逻队。不一会儿，这些光点接近我们的宿营地。令人不解的是，光点的大小亮度并没有因距离的变化而变化。我下意识伸出手去，居然抓住其中一个。毛子打开手电筒，我松手一看，吓个半死。原来是一种带萤光的丑陋飞虫，与常见的萤火虫毫无相似之处。
       第二天一早，吃上几块巧克力，我们又踏上行程。我浑身都是蚕豆大小的蚊疱，不时停下来抓痒。毛子手持木棍在前边打草开道，反复嘱咐我准备好刀子以防蛇咬。有一回我刚要落脚，瞥见草丛中盘着一条蛇。它仰头与我对视，毫不示弱，最后还是我绕道而行。下午时分，在山谷中遇到一条小河，我们脱衣洗浴，毛子身上的蚊疱还不及我三四成，心中有些不平。
       晚上宿营时，估计已进入越南，百感交集，我在手电筒下写了很长的日记，其中有对父母的歉意，对祖国的离别之情，以及对前景的期望。夜里梦到西贡，梦见电影院门口有许多外国电影海报。再上路，草丛没那么密了，坡度也平缓多了，我们加快了行进速度。忽然在山脊看到一条蜿蜒小道，穿过漫无边际的山丘。我们坐在小道上，正享受美味的巧克力，忽然有个人从坡下冒出来，让我们一惊。我故作镇静，先后用普通话、粤语和英语跟他打招呼。他专注倾听，却只是连连摇头。我和毛子不禁欢呼雀跃，庆祝我们越境成功。那人受我们感染，也咧嘴笑了，然后弯着腰朝山下指去。沿着他指的方向走下去，来到一个仅几户人家的小村子。
       在村口碰见一位年轻农妇，模样标致。她招手示意，让我们跟她走。她家是架在几根木桩上的竹棚，地板和墙到处是缝隙，透光漏风，对我们来说，异国情调十足。语言不通，但她的微笑充满善意。她升炊做饭，又围过来几个大大小小的孩子，好奇地打量我们。她端上热汤，又来了一位鹤发童颜的长者，能磕磕巴巴讲几句汉语。看来他把我们从北京来这事说清了，围观的人不禁唏嘘。农妇问到我们此行目的时，他似乎未听懂我的回答，农妇听了翻译照样满脸疑惑。喝完汤后，并没有再上饭菜，让我大失所望。
       与农妇道别，踏上山间蜿蜒的公路。不知为什么，毛子在后面越拉越远，我知道没有岔道，便大步先行。走了一两个小时，忽然有人在我肩上一拍，是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他把夹在后座的书递给我，示意让我搭车。我跳上车，翻开书，首页是托尔斯泰画像。再一翻，是沃伦斯基与安娜在火车站分手的插图。在这战火中的国度，遇见一位托尔斯泰的热心读者，让我无比感动。我们开始用英语简单交流，他对我所说的一切都理解都认同，似乎远比我见过大世面。我们来到一座颇具规模的城镇，年轻人放下我，我们告别。
       我在街上东张西望，一个小姑娘凑过来，用标准普通话大大方方问我：”你饿吗？你要吃东西跟我走。”我感到惊讶，问起来，她指指胸前的毛泽东像章说自己是中国人，问她什么地方，她说谅山。我告诉她在等一个同伴，她向我保证会领他与我会合。跟她走进一个院子，全是身穿制服的武装警察。一个中士能讲流利的中文，我向他讲明去河内参军再南下的意图。他摇了电话，告诉我第二天有车带我们去河内。大约一小时后，那小姑娘果真把毛子领来了。
       晚餐除了清汤只有一小碗米饭，我们饿坏了，就是十份也填不饱肚子。大堂里，不少人在烟雾缭绕中围观下棋，居然是中国相棋。毛子在旁观战，时不时摇头叹息，很快就被请上去。毛子的棋艺在四中是有名的，那帮越南人那是对手，不甘认输，又到镇上搬来援兵。毛子不失大将风度，不动声色，越杀越勇。我感到无聊，倦意袭来，便独自去睡了。
       数日来第一回头上有顶，肚中有食，这一觉睡得香甜自不必说。醒来，毛子还在梦乡。我到院中漫步，碰到会讲中文的中士，问起去河内的车何时能到。不料他态度粗鲁，让我起了疑心，回去摇醒毛子，提议逃跑。可不管我说什么，他只要睡觉，终于误了大事。
       一辆吉普车到了，一位英俊的少尉跳下来，向我们行了军礼，把我们请上车。他讲的中文无瑕可击，却绷着脸不与我们交谈。问起我们是否正去河内，他说先带我们见一位首长再说。一路上时有石峰拔地而起，有桂林山水之秀。一两个小时过去了，吉普车拐入一座戒备森严的军营。我们被领到一间厅堂，不一会儿，连汤带肉外加米饭端了上来。虽有不祥的预感，我们吃得好香，只是牛肉太老，把腮帮子都嚼酸了。勤务兵收走碗筷后，一位有首长风度的胖中校走进来，坐到我们对面。他和颜悦色，通过少尉翻译听完我们的陈述，对我们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表示欣赏。接着他讲到抗美援越要经由政府安排，我们应回国申请。绝望之余，我言辞越来越激烈。那少尉停止翻译，居然直接与我争吵起来。毛子拉拉我的胳膊，说了句很可笑的蠢话：”别那么说，要注意中越两国的外交关系啊。”转念一想，抗争也不是出路，便假装认输，盘算在回中国的路上另想办法。
       两位军官消失了，一个头戴瓜皮帽的下士进来，示意跟随他走。我以为他就是司机，可从厅堂走到营外不见车影。问起，下士只咧嘴微笑，露出一颗金牙。没走几步，路一拐，前方忽然出现一座城楼，上面刻着”友谊关”。下士走到关前，与中国士兵互敬军礼，然后金牙闪闪与我们道别。刚一入关，我们被一个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拖进小屋，不由分说地在胳膊上扎了一针。走出来，又到另一处登记，并递给我们一份中央文件，是专门写给自发去越南的”革命小将”的，又是那些套话。本以为天下去越南的，只有毛子和我二人。吃饭时遇到好几十个学生，才知道在那个年代，亡命之徒大有人在。回凭详的卡车上，我打量其他学生，发现胳膊和腿也满是搔破的蚊疱。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都穿着红卫兵的黄军装。
       我们从越南回来不久，张育海和沈大伟成功地越境到缅甸，加入了德钦巴登顶领导的人民军，先后战死在沙场。

十四 长春三日

    一九六七年夏天, 我与《文革报》大部分成员外加遇罗克，一行十几人去北戴河，当夜步行到秦皇岛，搭上一列无点运行的列车北上沈阳，游览北宫后与罗克分手，我们继续向北，抵达长春。
        我们刚下站台，脚跟还没站稳，就被一伙全副武装、戴袖章的人领到站台一端。与上百个年轻人一起，莫明奇妙成了他们的兵源。有人发言致谢，然后把枪枝、弹药和手榴弹发到我们手中。
       对我们的款待包括一顿丰盛的晚餐。我把武器搁在一边，正大快朵颐，同行的王嘉材面色凝重地凑到我桌旁。”嘿，你知道站台那些席垛下边是什么吗？”"粮食呗，” 我信口说。”不是。跟我来。”
       到了席垛跟前，四面张望，他猛地掀起苇席一角。我心一沉：哪里是什么粮食，而是一具具尸体。 “昨天夜里抢武器库给打死的。”有人凑上前来，扔给我们这么一句。
       晚餐后，我们被唤上了几辆卡车。每辆有六七个保镖，驾驶舱上架着一挺轻机枪，两侧站着自动枪手。我们这帮学生蹲坐其中，车队以疯狂的速度向城区驶去。出于好奇心，我刚试着站起来，被大声喝住。另一保镖见我不快，侧过身来歉意地向我笑笑：”上一趟死了两个，不能大意啊。”
      目的地是长春地质学院。晚上与嘉材住同一间宿舍，睡得正酣时被他唤醒，只见夜空被焰火般的弹道切割，传来一阵阵柔和的爆炸声。我刚要走到窗前探身出去，嘉材喊道：”你疯啦！趴下。”第二天早上，在走廊里听说两个与我们一起的学生死于半夜的流弹。大院里在开追悼会，十几个死者都是二十岁上下的汽车司机。一个悼亡者在喃喃自语：”妈的，拼了！拼了！”

       嘉材在追悼会场转了一圈，双手围拢在我耳边说：”嘿，你知道他们怎么开车？蹲着开，看见电线杆子拐弯。”在白花圈和黑袖箍的包围中，我感到极度麻木。
       下午时分，我被唤去处理一个不快的事件。我们同行的几个，发现附近文研所无人看管，顺手牵羊拿走几本西方小说。而遭殃的只有君若，她被剪了头发关起来。她来自女校，受过舞蹈训练，长得美身姿也好。从北戴河步行到秦皇岛，她一路向我倾诉，关于黑暗的现实和绝望的心境。此后我有意无意避开她，没想到这回倒霉的偏偏是她。再见面是在回京的火车上，她头戴假军帽，见到我默默无言。
       第二天嘉材和我找到一个自由市场。国营商店全部关门，自由市场反倒繁荣起来，玲琅满目。走着走着，忽闻一阵枪声，一辆吉普车载着几个全身武装的人，在人群中疾驰而过。有位老汉摆摊卖蒜头，我上去问价，老汉满面堆笑说：”老总，看上就随便拿。” 不管怎么说，他死活不肯收钱，最后我拿了两个蒜头走开。心里正纳闷，嘉材在旁冷笑说：”不看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原来我手握折叠水果刀，削过罗卜忘了收起来。没走多远，只见前面聚众成群，围着一个倒在血泊中的人。有人感叹道：”唉，就为了跟那帮人要苹果钱。这年头。”
    听说长春有座大楼原是伪满州国的银行，坚实到连大炮也啃不动。一路找去，四周渐无行人。远处有一座雄伟建筑，我抬手一指，一阵枪响，在头上方的标语牌留下一排弹孔。我和嘉材立即扑倒在地，敏捷地匍匐前进，向附近的墙角爬去。速度之快，超乎我自己的预料。越过大楼的视角，我们站起撒腿就跑。
       当晚我把大家召集起来，决定次日去哈尔滨。临行前，我说：”重要的是所有武器一律上交，以免招嫌。”
我带头把武器上交，以为大家也都跟着做了，后来才知并非如此。
       第二天赶到火车站，才知道因武斗客车不敢进站。候车大厅拥挤不堪，我跑到站外，刚在一个门洞躺下，就昏睡过去。不知睡了多久，被密集的枪声惊醒。一个枪手藏在我的门洞，向斜对面的铁路局大楼射击，大楼上闪烁着还击的火光。”进站里去，这儿不安全，”那枪手头也不回地说。”别跑，慢慢走。他们专打跑的。”他补充道。我犹豫着迈出几步，周围的枪声格外密集起来。身不由己，我飞快地跑起来。那枪手朝我大喊：”别跑，别跑啊！”
       车站大厅，人们围着一位老汉，他胸口被炸开碗口大的洞。他大口喘息着，在众目睽睽下咽了气，身边留下一箱没卖掉的冰棍。这场枪战，更让我怀疑搭乘客车的可能，便决定带大家搭货车。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一列北上的货车。车长好说话，让我们坐在守车里等着发车。两三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同行中有人不顾我的反对，非要去买食物充饥。走后不到一刻钟，列车哐当一晃缓缓驶离车站。嘉材和我对视一下，随即把他们的背包推下守车。我们终于离开长春。
        在武斗的硝烟中，我和嘉材游历了哈尔滨、齐齐哈尔和大连。我们在哈尔滨横渡松花江；我在大连看望亲戚和童年好友，在宁静的海滨游泳、抓海砺子。途径沈阳时，竟奇迹般与长春分手的同伴会合。
         据洛诵说，最后一次与毛子见面，他说要去东北找我。从此渺无音信，如果他真去了，很有可能在那里丧生。

十五 插队之际

    六八年年底，缀学两年的中学生开始去农村插队。一位小学女同学到山西绛县，我和刘姜仁到北京站跟着混上”知青”专列。站台上，车厢内，哭声震天，连欢送的锣鼓声都被淹没了。列车启动，这告别的一幕达到高潮。
　　在晋南与列车上的”知青”分手，我们南下渡黄河，西进抵华阴，在严寒中游华山。再回山西，跟着姜仁去他老家。那是晋南襄汾的小村。两个北京学生到来的消息传开，招来一些好奇的老乡。其中有个原北大的学生,打成右派后下放到这里。他个头矮小，衣衫不整，满脸稀疏的胡子，戴着厚厚的眼镜，他滔滔不绝，连讲了好几个小时，从农村的贫苦到政策的失误，能看出他心中无尽的苦楚。
　　村边有三嶝山，孤零零坐落在平原上，并不算高，但很有气势。我和姜仁爬到山顶眺望， 在薄雾下，村落星星点点，阡陌纵横，方整的田地一直延伸到天边 ，令人心旷神怡，一时忘掉心中的烦恼。
　　我们来到山顶的古寺。听村民说，虽寺舍残缺不全，一位法师却拒不下山。踏进山门，那法师双手合十迎上来。他清矍安谧，黑色髯须飘逸，真有如仙人一般。
　　古寺不大，院中有各朝代留下的石碑，不少已毁，但文字尚可辨认。我边看边向法师请教，他回答简要。不知不觉中 我们的对话离开碑文，涉及到宗教本身。
　　我对佛的认知大致来自《西游记》，实在少得可怜。问到佛是怎么回事，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佛象你我一样，是一个人，如果你发愿，你也可以成佛。”他又告诉我，人生有八苦，一个人通过修行，达到不以八苦为苦的境界，那他也就成佛了。
　　只身离开襄汾，我又到盂县看望刚插队的小学同学，下了火车，才得知长途汽车因大雪停运。在雪地徒步三日才到目的地，在那里，我对插队生活多少有了些体会。
　　在太原火车站搭上回京的夜车，座席已满。我站着，注意到一位坐窗口的姑娘满面泪水，不断用钢笔在小桌上画画。待我坐到她身旁，聊起来，发现她也是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在周围乘客的阵阵鼾声中，我们一直聊到北京。她转乘去唐山的火车，我陪她在车站等候。即将分手时，我们突然变得沉默。把她送上火车，走到天桥上，望着那列火车冒着浓烟消逝在天际，十分惆怅。不久收到一封厚厚的来信，一张是《牛虻》中亚瑟的肖像，另一张画的是在火车站两人分手时相对无言的情景，其中的我戴着那顶黑色狗皮帽子。
　　　　　　　　　　　
　十六　尾声

　　罗克的被捕，使我失去了良师益友。而我的交际由此扩大了，逐渐形成新的圈子。”文革”的疾风骤雨，无情摧毁了我的政治信念，在心里留下一片空白。即将步入成年，发现自己对人世间几乎一无所知。与新结识的朋友一起，我们开始如饥似渴的读书生活。其中包括”白皮书”，诸如《新阶级》、《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赫鲁晓夫主义》，在政治上增添了新的视角。在哲学上攻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企望从中找到社会与人生的”元素周期表”。与此同时，我陷入文学狂热中。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契科夫等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家，尤其让我着迷。而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 福楼拜、莫泊桑、斯汤达、拜伦、雪莱、莎士比亚、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和霍桑等欧美作家也开始进入我的生活。
　　我在四中的最后一个冬天，晚间时光大都是在冰场度过的。与八年前不同，我的冰鞋从三十五号换成四十三号。幸运的是，四中的八年时光，在自然科学上让我打下坚实的基础，政治上的磨难为我开辟了新的人生道路。
　　一九六九年春，姜仁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同学鲍有悌。他俩收到白洋淀一个叫吴士陆的同学的邀请，姜仁不能赴约，由我替代。我们从北京乘火车出发，在徐水站下车，步行到安新县城，在城东码头搭上去郭里口的六艙渔船。从县城到郭里口十几里水路，碧波荡漾，煞是好看。到了那四面环水的岛村，刚坐到炕上，一个陌生人闯进屋来，莫名其妙拉着我们去大队部，显然被误作他人了。一位村干部拉长脸嘟囔着，给我们开出户口迁移证，所在地是安新县王家寨公社郭里口大队。将错就错，我从此离开四中，开始了在白洋淀的插队生活。

中学文革报的灵魂人物，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

被捕前的遇罗克

1999年我为遇罗克一书设计的封面。

2010年6月14日在宋庄美术馆给王久良垃圾围城布展时我和遇罗克的塑像合影。

2000年冬季，我和遇罗克的胞弟遇罗文。他送我他刚完成的著作《我家》，书中回忆了他一家的身世和在文革中所经历的悲惨遭遇，以及他哥哥遇罗克短暂却不平凡的生涯。他后来去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