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昆的博客

回忆与见证

鲍昆

         1840年至1842年，英国和中国之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的直接结果，除了英国迫使中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和进行战争赔偿之外，就是中国对香港岛的割让了。紧跟着在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又将九龙半岛的一部分割让给英国。1898年，英国又强迫中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以租借的形式将香港及九龙租借99年，直至1997年回归中国。在这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内，香港是一个英国的殖民地，其政治和文化也大异于中国大陆。香港作为19世纪最发达国家英国在东亚的桥头堡，也无疑成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开始在亚洲撬动现代性进程的重镇，是中国最早全球化的区域。相比于香港背靠的中国大陆，众多代表未来中国的事物率先在香港出现了。摄影，也是其中之一。

         从某种程度上说，香港是中国摄影最早的滥觞之地。1859年，港人赖阿芳在皇后大道开设中国第一家”摄影社”，以拍摄在香港的中外人士肖像为经营。赖阿芳的摄影社因之也是中国照相馆业的鼻祖。可贵的是，赖阿芳的摄影并未完全局限于肖像，他同时还拍摄大量的港粤两地的风情照片作为纪念品销售给西方人士。也因此，赖阿芳还是中国最早的纪实摄影家。他的这部分照片，现在是和英国探险摄影家约翰·汤姆逊所拍摄的早期中国社会景观摄影一样珍贵的文献资料。在赖阿芳之前，还有记载更早的香港摄影家，比如佳锡、周森峰、王老秋等，只是他们没有留下可兹证明的作品。

         进入20世纪，经过近五十余年的战争动乱，东亚地区开始了全面的现代化转折。香港作为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交汇的殖民地，无疑处在这场变革的先锋之地。摄影也是在香港开风气之先的事物。殖民地宗主国英国风行多年的沙龙影展制度为香港的摄影铺垫了最好的平台，众多香港的企业家和医生、公职人员纷纷在这一平台上玩起了摄影。1937年成立的香港摄影学会就是秉承英国沙龙摄影组织精神建立的。沙龙展览比赛制度是欧洲以英国为代表的一种艺术体制，香港摄影学会秉承了这一传统，而且有所发展。比如，最初的香港摄影学会是由外籍人士发起的，所以规定参会的会员必须能够操流利的英语，这一规定就决定了参会会员的社会阶级身份。这是一个殖民地社会的特殊现象，它一方面排斥了摄影这一现代公众性媒介的大规模发展；一方面从阶级归属和文化身份上刺激了富有阶级的参与，因为它是一个社会等级的标志。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一些热爱摄影和怀有民族文化感的摄影人聚集在一起，成立了没有社会门槛的中华摄影学会。中华摄影学会让广大的各种身份的摄影爱好者平等地参与，极大地推动了香港摄影的发展。在它之后，各种形式内容不同的摄影组织出现，让香港的摄影呈现异彩纷呈的格局。富裕起来的香港，摄影人越来越多，跟风而起的摄影刊物也如雨后春笋，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迄今，粗略估计有近二十余本摄影杂志在不同时期发行。

香港殖民地自由港的社会环境，造成其文化既有前卫新潮的时尚特点，也有因循保守一面的双重特征。香港长期作为中国大陆内地与世界沟通的唯一出口，资讯发达，世界各地的信息可以通畅无阻地在本港传播，但香港只是一个因贸易而崛起的新兴城市，并无与之相对应的完整城市文化性格，舶来的英国文化所控制的只是上层的资产阶级社会，而下层社会则还是以中国传统的岭南文化为主。加之香港在制度上虽然相对自由，但由于香港区域的细小和狭窄，现代化的传媒业也不能十分有规模的发展，所以20世纪早期由美国兴起的传媒摄影在香港也很难规模性地发展起来。于是，以资产阶级为主的摄影爱好者只能以英国舶来的艺术制度和画意摄影的美学风格作为参与摄影的路径。从上世纪前期开始，一大批以”打龙”路线为圭臬的香港摄影家在国际摄影沙龙的比赛上不断胜出，奖牌不断，于是香港在上世纪中叶俨然成为国际沙龙摄影界的重镇。如果我们把摄影作品以在艺术馆墙上展示和传播作为一个时代划分的话，那么后来依托于印刷传媒传播的摄影展示则是另一个时代。沙龙摄影恰恰是艺术馆时代墙上展示的产物，是和早期经典艺术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美学风格。香港的摄影很长时期走的就是这一路线，也造成了沙龙画意摄影较长时期统辖香港摄影的重要原因。

         在战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拓展之中，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和台湾、韩国、新加坡共同成为资本主义骄傲的亚洲四小龙，经济和社会市场化获得高速的发展。令世人瞩目的香港摄影也在这时达到辉煌的巅峰。飞速发展的经济，促进了香港城市化的深入，城市的富裕促进城市中产阶级的大规模形成，摄影这一典型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爱好也开始在香港大规模地兴起。与此同时，现代印刷术也促进了传媒业的发展，传媒摄影在香港逐渐形成气候，开始打破沙龙画意摄影一家独大的局面。一些年轻的摄影人也主动开始走出香港，去欧美等地学习更为先进和专业化的摄影知识。当这些年轻人学成归来之后，迅速融入香港正在崛起的商业广告摄影和传媒摄影与摄影教育之中。此时香港沙龙画意摄影和商业广告摄影齐头并进，在亚洲处于除日本之外的领先地位。

         上世纪末，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政策下，经济获得翻天覆地的变化，长久因政治制度和经济水平原因落后的摄影在器材和观念上也逐步跟上国际潮流。此时，西方艺术市场也正在向资本化转型。大陆的摄影凭借”中国概念”的优势，被西方艺术商人热炒。相当一部分的大陆艺术家在市场的诱惑下也纷纷拿起摄影这个媒介进行转型，当代艺术范式下的”观念摄影”开始在西方策展人的蛊惑下大行其道，其市场价格不但在传统的华语圈香港、台湾、东南亚名声鹊起，而且远远超过艺术水准比中国优秀的俄罗斯和东欧艺术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大陆的艺术取得了什么了不得的进步，而是一个国际艺术资本化市场统辖下的”后殖民”话题。相形之下，港台等地的艺术家和摄影家有些迷茫，以为大陆的艺术开始领先。这个幻觉是不需要的，港台两地的摄影无论从专业性和还是观念性并不落后于大陆艺术家，某些方面甚至还保持先进。在价格表面上的落后其实是市场的原因，而不是本质性的艺术创造力原因。随着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爆发，大陆艺术市场疯狂的幻象已见衰落的端倪，就是最好的证明。

         香港的摄影不但见证了香港的历史，也见证了大中华以摄影为表征的现代视觉文化史。由于香港的特殊历史地位，梳理这段历史，不但有利于香港摄影的发展，也是对近现代和当代中国视觉文化的区域性整理，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其意义非凡。由黎韶琪主编的《香港当代摄影家》一书，辑合了近五十位从香港早期摄影家和其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生代”摄影家，以及目前正在活跃的年轻摄影家的访谈文章，非常生动鲜明地勾勒出了近一个世纪的香港摄影史。这些访谈的人物包括有可称之为世纪老人的林伟群、陈复礼、邱良、陈迹、颜震东、黄贵权等，也包括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但活跃在七、八十年代的冯汉纪、李家升、曾家杰、刘清平、水禾田、高志强、梁家泰等。对于正活跃在当下的苏庆强、伍振荣、岑允逸等年轻一代，也都有相当程度的兼顾涵盖。这些人物在本书中，都从自己的视角对香港的摄影做了经验的、理论的分析和描述。这些人物分属摄影的不同时代和领域，商业、艺术、教育、传媒都有，身份也是专业、业余都有。在每个人的陈述中，大量的细节回忆让历史显得极其丰满和厚实，让读者可以从个人对历史的观察陈述中看到一个大跨度的历史演进过程。我们可以从这个区域性的香港摄影史阅读中，延伸折射看到整个中国现代摄影文化史的许多有代表性问题和现象，如摄影和我们现代生活、文化关系的种种。如此大规模的视角和多样的回忆，在华语摄影圈中应该说是首开先河的，其文化上的意义应予充分的肯定。

         从1997年后，香港告别了长达百年多的殖民地状态，回归中国的怀抱已经愈十多年。区域归属的变迁和制度的更迭，让香港开始了不同以往的历史，文化亦如是。在这一巨大的背景转换之下，香港的摄影也必定掀开新的一页。祝愿香港的摄影朋友们仍然用手中的摄影，见证自己的内心，见证继续前行的香港，见证未来一定强盛的伟大中国。

2010-3-9

本文为写给《香港当代摄影家》一书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