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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摄影大理高峰论坛1

2009年10月16日 鲍昆 1 条评论

鲍昆:

参加大理摄影节,在蓝翎阁旅馆门口碰到人民摄影报主编霍玮,霍总说明天有一个论坛你一定要来一下。我答应着,其实并未清楚是一个什么内容的论坛。届时到场,才知是新闻摄影的论坛,在座的绝大部分也是新闻摄影界的朋友。我一直认为新闻摄影是我们摄影行当中最重要的门类,一是它最能体现摄影的本质特征,是对任何一个摄影人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二是新闻摄影是和社会现实生活结合互动最紧密的摄影,它对现代人类历史有着极深和极强的影响力。但是,因为毕竟不是这个行业中人,所以实际上从未参加过任何新闻摄影的会议。虽然没有参加过会议,也和大多数新闻摄影界的朋友不太熟悉,但我还是非常关注新闻摄影的,也因为那个遥远的“荷赛”强烈地影响了几代中国年轻的摄影人,所以我实际上还是写了一些关于新闻摄影的文字。在八十年代,就写过新闻摄影和艺术摄影的区别,21世纪以后就“华赛”也写过“我们的声音在哪里”等文字,我一直不是太喜欢“荷赛”,为我们的小青年们趋之若鹜的奔那里去不以为然,我们学的都是“皮相”,根本不知道新闻背后的政治问题,不知道新闻摄影不只是光影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真是一件无奈的事儿,谁让咱们中国人逢什么事儿都跟蝗虫似的呢。我们把什么复杂的现象都理解得跟种庄稼一样,“多、快、好、省”贯穿着我们整个现代性转折过程。囫囵吞枣的“国际化”实际上是一种“蝗虫化”,遮天蔽日却不明就里。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中国的传媒业大发展,都市报业兴起。这是一个现代国家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由于中产阶级的兴起和消费主义的横行,都市报成了这场历史运动的兴风作浪的主要角色,传统的,担当者信息传播和社会道义伦理责任的新闻事业受到巨大的冲击。在商业竞争中,新闻传播的许多基本责任和属性都沦落了,成为蛊惑消费和快餐文化的应声虫。粉饰、掩盖、曲解生活真相成为普遍地现象。集权主义的管制和商业盈利从两个方面严重的损害了新闻的纯粹性和道义性。新闻也开始娱乐化了。可悲的是,我们的一些新闻摄影的研讨会、论坛再不谈新闻的社会价值,只谈新闻的技巧。具体到摄影,许多新闻记者大谈艺术,甚至许多人走上了“钱途”,在所谓的“当代艺术”市场化的浪潮中,纷纷改行做“艺术家”了。这种风气反过来影响还在岗的新闻摄影记者们,大家都把职业当成“炫技”的机会,整天琢磨的不是如何生产出真正对社会历史生活有分量有影响的新闻,而是如何拍出一张有视觉冲击力的照片。我曾经对“视觉冲击力”深恶痛觉,其实就是基于对此种现象的愤怒。想起两年前那个等着人摔进井里出“好照片”的现象就令人不寒而栗,我们真的是迷失了。

碰巧,无意中参加了大理摄影节的这场“新闻摄影高峰论坛”,于是和与会的朋友们有了些争论,也把这些年心头积的闷气一吐为快。人民摄影报最近把那场讨论整理出来,我觉得有非常大的意义。我将分次把这场讨论贴出,就算是人民摄影报的网络版吧。下面是人民摄影报先刊发的记者报道和骆永红的综述,之后会是各个讨论的案例和相关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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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碰撞  思想交锋  学术争鸣

本报中国新闻摄影大理高峰论坛成果丰硕

 

   本报讯(本报记者  李涛  梁丽娟)  8月3日,由大理国际摄影节艺委会主办,本报承办的中国新闻摄影大理高峰论坛在大理兰林阁酒店会议室举行。50余位来自国内新闻摄影界的知名摄影家、摄影记者、理论评论家,在分析和梳理中国新闻摄影实践和理论基础上,就新形式下新闻摄影的发展创新进行了深入研讨。

    本次论坛由本报社长总编霍玮主持,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主席胡颖、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日报总编助理王文澜、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主席、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贺延光、任论坛总顾问。知名摄影评论家鲍昆、新华社高级编辑陈小波、新华社高级编辑曾璜、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副总编雷刚、中央数字电视摄影频道总监吴学伦、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林路、宝鸡日报摄影部主任杨晓东、连州国际摄影年展艺术总监段煜婷、丽水摄影节组委会副主任王培权、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嘉兴日报视觉总监张蔚飞等嘉宾应邀参加。

   近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日新月异,令世界刮目相看。与此同时,中国的新闻摄影也紧跟时代节拍,获得了长足发展,取得了辉煌成绩。然而,随着全球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传统的新闻媒体面临来自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冲击,传统的新闻摄影受到严峻挑战,新闻摄影理论需要亟待更新。中国新闻摄影如何应对这些冲击?如何更好地服务读者?新闻摄影的理论研究如何与实践相结合?未来新闻摄影如何发展创新……这些已成为业界迫待解决的课题。

   围绕上述课题,12名来自新锐媒体、党报的知名摄影记者和理论评论家在论坛上做了主题发言。华商报首席编辑巩志明以《”后发”何以”制人”》为题,阐明了传统纸媒在与新媒体的竞争中,纸媒打间接牌后发制人的绝招;新京报视觉总监何龙盛提出了《以终为始:当代新闻摄影创新之道》的新观点,建议换一种思维方式、换一个评判角度、换一种运作模式来进行创新。湖北日报摄影部主任杨发维和南方日报视觉中心主任钟荣健,结合党报新闻摄影的特色,分别做了《命运–新闻摄影发展趋势的思考》、《报业困境下的新闻摄影出路》的发言,交流了各自近年来在新闻摄影上的创新之举。东方早报副总编常河在《数字时代的全能记者》发言中,提出互联网时代下做全能摄影记者的建议。重庆商报总编助理兼视觉中心主任王桂江发出了要做职业摄影记者和传播者的呼声,都市快报摄影部主任傅拥军则提出了”让摄影记者慢下来”的建议。京华时报图片总监骆永红、南方都市报视觉中心摄影部副主任亚牛分别就其流媒体的运作进行了详细介绍与演示。天津作家协会评论家藏策在《摄影何以新闻》的发言中,提出了新闻摄影的问题不是摄影的问题而是新闻的问题的新主张。大众日报摄影部主任孙京涛在《推动新闻摄影变革的根本动力是什么》的发言中,提出利益是推动新闻摄影变革的直接动力,在媒体融合时代下,怎样将摄影融合到媒体中是我们所要思考的。来自法国的Pixpalace中国区代表秦颜,则向与会者介绍了法国Pixpalac数码图片购图中心的运作模式。

    论坛现场气氛十分活跃,针对主题发言,与会嘉宾们针锋相对、各抒已见,纷纷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和见解。其中,摄影是挣钱的而不是烧钱的行业;打新闻间接牌,做二手的二手新闻;资本、技术是摄影发展的动力等理念让人耳目一新。除此外,鲍昆、曾璜、何龙盛等还就插图摄影是否属新闻摄影范畴等进行了辩论;贺延光、吴学伦、骆永红、常河等就流媒体的发展展开了交锋。整个论坛不时呈现出观点的碰撞、思想的交锋和学术的争鸣。

    本次论坛得到了新浪网、新锐视觉联盟、中央数字电视摄影频道、山西卫视影像世界等媒体的大力支持,其中,新浪网、中央数字电视摄影频道、山西卫视影像世界还全程予以记录,并将进行专题刊播。本报也将于近期开辟专版,集萃论坛观点精华。此外,本次论坛成果还将汇编成图文书籍,作为当代中国新闻摄影的理论研究文献予以公开发行。

 

纸媒到流媒的路上

2009中国新闻摄影大理高峰论坛综述

 

我不知如何来准确阐述这次会议,当人民摄影报社长霍玮将这一”山芋”交到我手里的时候,烫手的不仅是这近六万字的会议详细记录,更是那一天长桌边激烈的争论与已然耳赤的交锋。

这一开局是无法回避的,华商报首席编辑巩志明以《”后发”何以”制人”》为题提出了纸媒体在与流媒体的比拼中”后发制人”的策略和方法,这是首篇演讲,然而,话音刚落,文学评论家藏策便反驳此观点,他认为,这完全是个”关公战秦琼”式的论题。纸媒与网络非同一时代,相比没有优势,根本就没有什么”后发制人”一说。比如毛笔没有消亡,但非要说毛笔相对钢笔、键盘还有什么”后发制人”的优势的话,那无疑是个笑话。而摄影批评家鲍昆更是一针见血:这个报告很浪漫,把一个话题说得有声有色,但这基本是一个报纸的编辑策略问题。而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都市报现在这种对于新闻信息的处理方式,甚至处理立场,却给我们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混乱–报纸过于娱乐化。这种娱乐化消解了很多需要庄严面对的东西,为什么不能老老实实回到新闻的严肃性?而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秘书长、嘉兴日报视觉总监张蔚飞则认为巩志明提出的概念有价值,日报就是要做深度的报道。他说,在网络和电视第一时间发布新闻的情况下,作为纸媒的日报类报纸在第二天见报的时候,新鲜感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日报要做的就是怎么样做深度的报道了。

演讲在延续,而诸多观点在演讲与论驳中产生–

都市报过于娱乐化,我们需要重新呼唤新闻最本质的东西;专业化是记者存在下去的理由和合法性;摄影记者在表达过程中要注重提高照片本身的质量;当商品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技术本身其实也已经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流媒体给我们的报道方式多了一种可能,但要考虑题材的适应性和人才的专业性;关注当代影像艺术视觉表现形式在传媒中的运用。

而许多疑问正是与会者的设问,并在演讲中试图解答–

新闻报道的立报之本是客观吗?流媒体与新闻有什么关系?是做全能记者还是将记者功能进行细分?

与任何一次新闻摄影研讨会不同的是,这次研讨打开了大门–除了贺延光、王文澜等资深新闻摄影人之外,鲍昆、林路、藏策等摄影批评家、文学评论家的加入,让论坛研讨着力于新闻摄影的同时而又从以往的技术角度探讨提升到新闻本身乃至社会责任的层面上的追寻。

高峰论坛围绕着演讲而展开,而十余位演讲者的组成却能看出组织者的”别有用心”,七位来自于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走在前面并深具新锐和探索性的都市报媒体,而三位则出自于无论从地域还是品牌都有一定代表性的党报媒体,或许这是一次旨在拉近党报、都市报距离的一次融合?抑或是一次更大的只是人数不对等的”PK”?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纸媒的表达层面,与都市报遭受的批评相反,来自党报的操作手法以及版面呈现获得与会者的许多认可,比如《湖北日报》,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贺延光认为《湖北日报》给他最大的感觉就是题材的选择,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关注民众、关注普通老百姓,这从党报来讲有很大的进步。而鲍昆则认为现在传媒在市场化迷失方向情形下,《湖北日报》所做却能够起到社会民众跟上层沟通的作用,并导致解决问题,是很好的做法。

毫无疑问,流媒体从开篇伊始,便成为会议的重要话题,并延续始终,甚至到了视听疲劳地步。与会数位专家学者对于流媒体都使用了”时髦”这一字眼,在东方早报副总编常河的题为《数字时代的全能记者》演讲中,以最新的科技和新媒体手段诠释了这一字眼,然而,这”时髦”之后却是纸媒承受的已在眉睫的压迫。

“时髦”是无法概览流媒体的,本届高峰论坛从理念到实际操作层面对流媒体做了至少从目前来说最为完整的一次梳理,《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京华时报》等都市报一直在新闻摄影业内起着推广作用,这次他们结合操作从各个角度做了最新阐述。

《南方都市报》几个不同方式的流媒体作品获得好评,专家同时也提出疑问:它跟我们的新闻有什么关系? 比如”街舞”,比如”梯田”。而在场的电视媒体专家、中央台数字摄影频道的总监吴学伦则从应用层面对这些产品表现出极大的欢迎。《京华时报》的流媒体实践则提出了流媒体进一步发展中需面对的问题:日常新闻是否作为主流、高清产品能否成必然,乃至动态影像与静态影像在作品中的运用和摄影记者是否该十项全能–拍、写、摄、录?等等。

流媒体发展到今天,也不只是都市报在新闻摄影领域所做的尝试,作为党报《南方日报》已然行动起来,成立新媒体部,并生产作品。而文学评论家藏策则已经开始其最新理论–新媒体理论的研究,他认为,”新媒体”时代的摄影也会”基因突变”,有很大一部分会与文学联姻。新媒体是技术进步的产物,技术本身也已经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

翻过这篇文章,我们往后页看去,那里有完整的精彩。

                                            (骆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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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路

2009年10月7日 鲍昆 2 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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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5月,北京市机动车突破100万辆。放眼西二环路,车流浩荡,不见首尾。由此,北京交通渐入拥堵期

大马路 

鲍昆

       “过马路时要小心点”。这是我小时候最最常听到的母亲嘱咐。现在,我们也这样嘱咐自己的孩子。

       “路”是人们行走的途径,是人们区别于原野的叫法。人类社会化以来,路就成了社会进化的重要标志。因为,路意味着交通,意味着目的,是两个或多个社会节点的连接线。有了路,人们告别了丛林和草地,让时空缩短,让自己的生活有了效率和安全。鲁迅说,这世上本来是没有路的,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是的,早期的路就是人用自己的脚掌和双手走和开拓出来的。手,分开了前方阻挡前进的植物枝杈;脚,踏平了荒野,踩实了地面,于是相对坦途的路就出来了。人们在路上行走,去生产,去运输,去探亲访友,去朝拜祖先和权威,去钩织和维护自己的生活。

       后来,政权出现了,战争也来了。集团性的战斗需要时间和空间的快速反应,于是出于政治需要的“大路”出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咸阳为中心修筑九条通往各地行政中心的驰道。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又令大将蒙恬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修筑了一条由阴山下的九原直通咸阳的军事专用线,长达1800华里,号称“直道”。这是一条军事交通大道,是刚统一中国的秦朝为了抵御北方匈奴的进攻,使其“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的军事快速反应道路。这条遇山开山,遇壑填壑的平坦大道,在当时的物质生产条件下,可谓是今天的“高速公路”,可使秦朝的骑兵三天三夜即可驰援阴山之下的边塞,达到捍卫国家的目的。可见,道路为人们支援了时间,节省了体力。还可以想见,秦朝骑兵的马队在那条大路上滚滚向前的情景,或许中国对“马路”的理解就由此诞生(有解释说,“马路”一词出自半殖民地的上海)。同样,英文中对应的词汇Road,也是来自于古英语rad骑马行走的意思。“马”与“路”的结合,又给路加上了力量的意义。马路也就成了生产力的元素。古代的中国“马路”,除了宽敞之外,材料上有夯土和石条,工艺上则早就注意了排水等设施。

       18世纪末,欧洲的工业化对交通的需求日益高涨。原来那种“人走出来的路”已经不能适用需要了。1872年,美国纽约出现了第一条利用炼油废弃物沥青与沙石结合铺成的“马路”。沥青路在中国也叫柏油路,它比过去的道路更为平坦和舒适,具有极好的行驶性,成为现代化的特征之一。从此现代的道路历史开始。

    道路的历史和城市的历史密切相关,因为道路是城市的脉络。最早的“城市”只是道路的汇集处,道路方向的变化和交叉让贸易集市兴起。于是,“马路”穿城(集)而过,“马路”两旁则是街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步,道路越来越宽,街市越来越大,人就越来越多。人多就需要管理,就会有权力机关,真正的城市诞生了。在古代,最经典的东方城市是唐代帝国的首都长安。唐代长安城东西9721米,南北长8651米,方圆近80多平方公里。城内衙衡坊里整齐,道路宽广砥直密集,绿树成行,渠水周流,人烟稠密近百万。它是中国古代城市制度的分水岭,是坊里制城市最高也是最后的典型。长安城有一条大马路贯穿南北,就是由皇宫出发南到明德门的,宽达150米号称“天街”的朱雀街。与朱雀街相伴的是其它南北纵横也宽达百米的大街。这些大马路共同构成了长安城棋盘式的格局,组成了一个大帝国微缩的形式隐喻。长安城的形制后来一直延续在中国古代的各个集权王朝,古都北京就是从元大都衍变而来,而元大都汗八里正是长安城的翻版。这个形制都是东西南北四向的矩形格局,由贯穿南北的中轴大路为骨架,配以横向的大马路组成纵横的棋盘结构。皇宫居于城市的中央。城内的居民按阶级和职业大致分布集合区域组团,有机地连接起一个城市的社会化生活。世俗拱卫着皇权,所以中国古代都城也是权力格局的最好写照。

    古代城市的体量是适合相应的生活需要的。除了为满足王朝帝国的威仪将骨干大路加宽之外,绝大多数的城内道路则是按照人生活的尺度完美的匹配世俗公众生活的。马车和行人是这个城市道路上的主人,街道的宽窄也是按照人和马的行走速度自然形成的。这样的城市以人为本,温馨和谐,人们“逛”在街上,亲近和亲切。

    现代以来,车辆由人力、畜力变成机器驱动,速度与载货量大为提高,城市的道路开始感到压力。人们为了追求舒适和生产效率,不断追求汽车带来的便利。汽车越造越大,车速越来越快,汽车渐渐成为一切道路和城市的主人。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汽车文化,社会的发展开始以汽车和汽车的衍生物们作为标志。汽车和历史上的任何交通工具都不同,开始脱离了它作为人类行走工具的基本属性,渐渐演化成生活和文化的主人。官方的经济计划中汽车的产量是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寒暑表的基本指标,国家远景规划中汽车也是拉动城市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元素。在私人生活中,汽车更是人们家庭生活的文明标志,也是阶级特征的标志物。驾着汽车去周末度假,成了20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现在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市民的最大梦想。汽车于是成了现代人的生活本身和幸福的意义。汽车不再是人的附属物,人反而成了汽车的奴隶。为了汽车,人们开始不断地修建公路以便迎接更多的汽车,更多的汽车又逼使人们再不断地修路。为了汽车,人类把埋藏在地下几亿年形成的化石燃料开采出来炼成汽油,让其燃烧成二氧化碳变成热量动力,造成环境的恶化。汽车像致癌的细胞,扩撒蔓延在地球各地,令这个美丽的星球易容。其实汽车只是幌子,真正背后的推手是资本商业力量。它以汽车的名义,将所谓汽车的产业资本越做越大,因为它能带动钢铁、制造业资本的全面扩张。悲哀的是人们不会看到这些,只知道汽车省却了腿脚之劳和所带来的虚幻财富感。

       汽车的路和马走的路是完全不同的路,不同的路也成就了完全不同的社会景观和人文关系。古代的马路是坊里之间联系的血脉,人们汇聚在马路上生活;汽车的“马路”则是汽车的驶道,路两边的房屋不断退却,而真正退却的是人。汽车越来越多,人的距离则越来越远。这是一个自有汽车以来的历史过程,与其相伴的就是道路的变化。

       刘英毅是北京的一名交通民警,比较特殊的是他是一个拿着照相机的民警。他1979年进入交通警察队伍,而且很快开始了他记录北京交通道路变化的摄影生涯,而且一干就是三十年,再也没有离开这个工作。刘英毅的具体工作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处宣传科的摄影师,摄影北京的交通就是他的本职工作。在过去的时代,这个工作无疑是宣传性的,但刘英毅幸运的是,他长达三十年的不懈工作,恰恰让他成为北京交通,更确切地说是北京城市变迁的见证者。

       1979年的北京,刚刚从文革浩劫中走出来,改革开放还没有开始,正处于人们所说的百废待兴的时期。周恩来、邓小平在文革中倡导的“四个现代化”理想,此刻正要开始踏上征程。北京城、北京的道路,大致还保持明清以来的格局,只是城墙已在文革中彻底拆除,形成中国模仿巴黎和莫斯科环路的第一条真正环城大路——二环路。这条在当时气势无比的大马路,与其说是为了改善交通环境,不如说只是为了体面,因为北京当时的机动车保有量极少。所以在刘英毅拍摄刚刚竣工的西直门立交桥时,为了显示这座桥的功能,只能耐心地等待驶来的车辆进入取景框,那时车太少了。这种道路发展超前于城市功能要求的现象,实际上是北京八十年代以前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普遍的、奇怪的现象。那是一个道路为政治服务的年代,新中国需要一个象征着现代国家的,光鲜靓丽的伟大首都。宽阔的马路,奔跑的汽车(更应该是小轿车),是一个面子和尊严。同样,在建国后不断拓宽的长安街,越发华丽庄严,其实是唐代长安朱雀街的投影。此刻的道路,更像一个隐喻,是古今中国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外化之物。刘英毅秉承这个历史的“任务”,记录了无数条北京马路的“新气象”。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高度的发展,北京的道路也开始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机动车越来越多了,原先农业时代的城市格局和道路,以及交通文化都开始面临挑战。我们可以循着刘英毅的摄影完整回溯这个过程,重访这一时期每个阶段的时光。我们可以看到早期以步行和骑自行车为主的北京交通景观,马路上机动车寥寥无几,交通警察可以用手中的一根短棍完成疏导交通的工作。之后交通开始出现拥挤的态势,警察和民众开始合作,群众参与交通的管制甚至执法。这种朴实的前现代城市管理模式直到现在还余韵不绝,但却是越来越少了。刘英毅镜头中还有北京三代人至今无法忘怀的“面的”时代。那些拥挤在拆解场上的“面的”,既像一堆风流水转的现代残渣,更是刘英毅记录的一个时代的终结。刘英毅还记录了私有车辆普及导致的“驾校”场景,以及行人开始让位于车辆的分水岭标志——第一座人行过街天桥的落成。

北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终于迎来了所谓以私家车代表之一的现代城市文化。汽车开始成为这个城市最主要的室外主人。之后的历史发展可以用一组数字来说明: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在1982年是13万辆、1986年是26万辆、1993年是56万辆、1997年是114万辆、2003年是212万辆,现在则是300万辆以上。在这组数字之后,北京由一个温馨的人文景观的城市变成一个喧嚣的机动车的城市。这与中国受西方影响的现代化想象有关,美国的汽车文化在中国找到最好的拷贝之地。这也与权力的政治有关,北京的发展没有一个可保持良性运作的城市发展观制约,各个时期、不同的权力主张全方位的干扰和粉碎了早期城市规划者如梁思成们一厢情愿的梦想,最后还给他们的是一个无法接受和绝望的现实。汽车盲目和不受限制的发展,最后迫使城市的管理者,甚至民众越来越考虑的是汽车拥有者的利益。那些无钱享受汽车的“弱势群体”,越来越被这个城市所忽视。所以,汽车和道路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城市的记忆是需要细节的。刘英毅的摄影从交通发展角度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北京的历史记忆。他镜头中的许多细节颇令今天的我们玩味。他用马路交通管理无数的“第一”,给我们连接起对自己历史的记忆:文革后交警第一次的换装;交警第一次使用对讲设备;交警开始使用马路雷达测速设备;第一次对汽车测试尾气;第一次警告“不安全单位”;第一次开通交通广播电台的广播;第一次使用交通卡罚款;第一次安装违章监视摄像头……。这些曾经的场景和细节,是刘英毅为我们提供的一个城市化进程的宝贵文本。它不但具有无法替代的文献性,更是我们所有这个城市公民的情感历程。它也为我们的未来如何管理这座城市和在这个城市中生活,提供了文本性的观照。刘英毅做了一件重要的历史性的工作。同样,他也会获得历史对他的尊重。

       已经是巨无霸的北京眼下毫无停止扩张的迹象,马路还在延伸。这座由大马路承载和勾连的城市最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这是一个问题。还是看看刘英毅这组《大马路》吧,或许会找一些答案。

       2009-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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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11月的北京西单路口,人流大于车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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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位于前门老火车站前的公共汽车站。公共汽车是那个时代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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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一个炎热的夏日,车少人稀,赶着毛驴的农民在立交桥上闲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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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21日,天桥茶摊老人张启征和往日一样协助交警义务疏导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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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222日,北京首座三层立交桥——西直门桥通车。机动车稀稀落落地散落在宽阔的桥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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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71日,本市首座行人过街桥——西单人行过街桥建成开通。九十年代初,西单商业区改造,马路拓宽。老桥被装有电动滚梯的新桥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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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84日,在沙河朝宗桥下首次使用酒精检测仪。司机们对这种新仪器充满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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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616日,交警首次使用车载雷达测速仪检测车辆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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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德外大街。这一年,京城出现第一批招手即停就近下车的小公共汽车,使运力单一、有限的公共交通盎然生趣。20071221日,“小公共”在运营了23年后,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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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319日,位于市中心的中区交通控制系统开通。这是北京交通指挥系统工程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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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56日大钟寺农贸市场外,一位违反交通法规者用遮阳帽将自己的脸遮挡得严严实实,是心存羞愧还是怕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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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5月,站在台上的人表情尴尬。图为交通管理部门正在为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单位发“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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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1212日上午7点,在民乐合奏《喜洋洋》的旋律中,交通管理局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合办的《北京交通台》正式开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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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1229日,北京市大规模淘汰尾气排放不达标机动车.,数千辆“面的”在首钢厂外等待回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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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16日早晨交通高峰时段,交通民警乘北京市公安局警用直升飞机对四环路进行交通监测,将图像实时传送至交管局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协助地面进行交通疏导

当瞬间被时光雕刻

 

 刘英毅

 

也许时光之河流速太快;也许人生年华在时光中太短暂。翻拣我用镜头留下的这些图片,30年前的人和事,为何感觉并不遥远?

公元1979年,中国的历史正翻开新的一页,也是我职业摄影生涯的头一年。

那一年,我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处宣传科工作,从此,照相机和大马路就成为与我缘分最深的生命形态,我向它们抛撒着灵感和勤奋,寻觅着无以计数的聚焦点。

那时,北京的城里还时常跑进几辆马车,塞满乘客的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慢吞吞地行驶在空荡荡的马路上;运货的卡车冒着黑烟招摇过市;偶尔有几辆“北京212”或“上海牌”轿车疾驰而过……最壮观的景象要数自行车大军了,上下班时间,马路上黑压压一片,所有旋转着的自行车链条与飞轮磨擦声汇合在一起,一阵风似的在耳旁吹拂着,嘀玲玲的自行车铃声清脆地融入暄嚣的都市,似森林中百鸟齐鸣般此起彼伏,迎着朝阳,蠕动向前。

那时,每条大马路的路口都有一组交通设施:中间是一个单层或双层的交通岗台;一角座落着圆形的岗楼。它们被刷上红、黄相间的颜色,格外醒目。站在岗台上的交警称“正岗”,他们用音乐指挥家般的手势指挥过往车辆;坐在岗楼里的交警,称“副岗”,正常时间,红绿灯的变换由岗楼里的定时器来控制,上下班交通高峰,“副岗”要通过扩音机喊话宣传,协助“正岗”疏导行人、自行车。每天清晨,执勤的交警多是步行或骑自行车上岗巡逻。一身蓝警服,臂戴白套袖就是当时交通警察的标志。

那时,北京城所有的交通指挥通讯都是通过设在市局大院里一间不足20平米的总机房进行人工转接。接线员不仅要牢记各部门的电话号码,还要有快速反应的头脑和灵巧的双手。民警在执勤中每逢重要勤务,就通过设在岗楼里的专线电话经总机房通知下一个路口,同时与队里保持联系。

在今天看来相当落后的交通管理方式,却胜任了当时的需要。看看1980年的这张照片便一目了然:那天,我在刚落成的西直门立交桥上,想拍一张表现川流不息、车水马龙的照片,等了很长时间,只等来几辆汽车慢悠悠的驶过。据统计,1978年,北京全市机动车大约7.7万辆,私家车几乎是零。

90年代初,汽车开始大规模进入家庭,拥有730多万辆自行车的“王国”,正不动声色地发生着一场中国交通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庞大的自行车大军究竟有多少人扔掉曾经心爱的“永久”、“飞鸽”,换上驾驶证?很难说清,统计资料显示:至2008年,北京市拥有机动车驾驶证的人数突破500万。

我的镜头拍下了北京机动车总数达到100万辆时的景观,也拍下了超过350万辆的那一天。

今天,无论我在城中的那一条路上拍摄,偌大的立交桥只跑几辆车的影像无法再现;清晨,上班族的队伍,依然将马路淹没,但那已不是昔日黑色自行车的洪流;五颜六色的汽车铺满迅速扩展、却依然拥挤的公路,车流的高峰一直能延续到深夜。当夜幕降临,华灯闪烁,按下快门,驻足其间的时候,我禁不住想起李白的诗句:“疑是银河落九天”!

今天,漫步街头已很难找到涂着红黄标志的岗亭和岗台,而套着白色套袖、骑自行车巡逻的交警恐怕只能在警察博物馆里看到发黄的老照片。交通的管理设施和方式静悄悄地在我们身边实现了现代化,一整套与世界同步的现代交通指挥系统正不间断的疏理着城市的血脉。我的镜头记录了这过程中若干个“首次”:

首次应用雷达测速检测超速行车,首次使用酒精检测仪严查酒后驾车,首次使用手持无线电台,首次在长安街划设公交专用道,首次驾驶“长江750”摩托车、“拉达小轿车”、“北京切诺基”吉普车上街巡逻,首次从国外引进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建立的东区、中区交通控制中心,一直到北京奥运会期间使用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北京交通指挥中心,GPS定位的新型警车,以及为北京奥运会交通保驾护航的大排量摩托车……

漫步街头,当我再次透过长焦镜头把地平线拉到眼前,分明看到天际间这座城市的路还在迅速放射蔓延,再过30年,眼前的一切,也许又成了瞬间。

漫步街头,感慨万千,今天的青年人不再使用“大马路”这个词作为城市道路的名词了,它被环城路、立交桥、高速路取代;“大马路”,真切地成为历史,成为记忆,成为瞬间。然而,作为北京现代化交通的开端,作为我们创造的起点,瞬间的倏忽即逝,却在时光的雕刻中成为永远。

 

220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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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国庆大典直播太水了

2009年10月2日 鲍昆 2 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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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看飞机

和所有人一样,早早起来坐在电视机前看国庆大典。为了这个大典,国家看来花了不少的银两,估计准备少说也得在半年以上。和原来时代不同,阅兵典礼只是给皇上和贵族看要个地方就成不同,现在这种仪式更具有全民性。因为一是国家公民意识强了,典礼不是皇上家里的事儿了,是全民的事儿;二是现在是影像信息时代,一个国家的典礼最后的意义恐怕是要落在视觉文本上。视觉文本既可以放大仪式的效果,达到鼓舞民众,展示”和谐”的作用,也可从此进入历史的叙事。

既然最重要的是要留下一个可视性的视觉文本,那么所有关于视觉文本制作的规律要求恐怕就成了这次典礼仪式的重中之重了。军队的神威,老百姓的快乐,领袖的亲民,都要经过那个四比三宽高比例的画面来完成了。因此,这次大典用了如此多的人和物,花了那么多的钱,要是没在这四比三的画面里好好整出来,那可就真冤了。也就是说弄不好就是虎头蛇尾,把钱砸错了地方。遗憾的是,这次费劲八叉的电视转播就是这么个结果。那个转播,看着真是令人来气。

远在台湾的表哥早早来到北京,就是为了来看闻名遐迩的阅兵来的。他说大陆的军人走正步世界一流。他说得我有些自豪,也因此一直期待能和他共同分享那高喊声之后,军人们齐唰唰敬礼和抬起步伐的一刻。1999年的国庆阅兵,就让我看到过那激动人心的一刻。这次,在领导人例行的讲话之后,终于盼来三军方阵逶迤而来的一刻。结果令人大跌眼睛的是,电视的画面并未出现那种能够完美展示这些辛苦大半年的战士们本来的效果。从一开始,电视的镜头就是凌乱的游移不定,最能表现威武的小全景不多,要不就是乌龙杂乱的大全景,要不就是忽然拉近的特写,而且角度要么偏高,要么过低,最让我期盼的那个抬手敬礼的镜头,本以为会是一个特写立刻切成小全或根本就是小全表示方阵整齐有力的镜头,居然那个特写就没切出,一直就那么样了。结果第一方阵的威武自始至终没有让人感觉到。第一个方阵是这样,第二个、第三个……,结果全是这种处理方法,真是气死人了。后来的所有阅兵镜头基本毫无章法可言,凌乱至终。更为让人不能认可的技术错误是,逆光镜头主体都是有些曝光不足,让人看不好细节。我们知道表现队伍的最佳光照效果是散射平光,国庆这天突然变晴艳阳高照,但作为如此之大的转播这些条件变化是应该有一个曝光预案的,告诉摄像人应该注意适时转变光圈,找准曝光基准点,但是显然这时全都打在自动上了。机器的自动功能肯定就会选择天空了,结果造成人的曝光不足。虽然当时天有云彩,阴晴变换,但任何机器都有预定的曝光补偿设置,在拍摄角度不变的情况下,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显然,这个活儿干得太水了,毫无专业性,整个一个“棒槌活儿”。看来我们那些官兵的辛苦算是白费了。

再有就是广角和超广角镜头的滥用。CCTV好像从不懂得镜头在使用上的隐喻性,在转播过程中,经常莫名其妙地插进这种类似炕头年画式的镜头,毫无庄重感。队形和地平线高度畸变,完全是一个初学摄影发烧友的习惯,把春节联欢晚会那种夜总会的习惯又带到这儿来了。如此庄严的大典,宁可牺牲大视角,也不要那种贴近变形的效果,过度的戏剧性会削弱典礼的庄严。其实,投资如此大,在更高更远设一些拍摄点把镜头焦距放在正常范围根本就不是问题。那些观礼台后面的高吊车其实也没用好。对此,CCTV看来还要做许多功课,对自己的摄像和现场导播们培训一下。让他们看看当年希特勒的丽芬斯塔尔是怎么进行“庄严”叙事的。不幸的是,这样的大典十年一次,下次不知又是什么人了。

如果说白天的典礼要求程序仪式性,那么晚上的大PARTY就应该灵活一些,体现全民快乐的特点了。结果,整个PARTY的设计还是一场国家权力的叙事,仪式感过强,以民为主的欢乐不足。在转播上,本可以适当弥补PARTY设计者的弱智,结果恰恰也和他们一样,把这场转播做成电脑程序一样。只是后来接近尾声的时候才有所放松,多少让人感到有点”人味儿”

以上问题,实际上在奥运的转播中就出现过,过度的人工化,让整个转播显得机械没有生气。

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编导和导播文化素质的问题,只知技术(哈哈,其实技术都不过关)和撞钟完活儿的意识造成。另外,那种心中无人民只有权力的宣传意识才是更为深层的积弊。

不过,这次转播设计也有一个亮点,还是需要肯定的,就是在飞机编队的侧上方加的视角是个神来之笔。给出主意的赞一个。

_MG_4078-

在家里看飞机

_MG_4081--

返场的飞机正好拐到我的头顶,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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