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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昆:策展人应该有推动进步的态度

2012年6月25日 鲍昆 评论已被关闭

2006年天地间展览布展现场1

 

邹予/采访

 

    鲍昆是国内著名的策展人、摄影批评家。他的策展经历丰富,曾经担任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等多个摄影节和重要展览的策展人,亲历了“摄影策展人”这一概念在中国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在以下访谈中,他为我们讲述了策展人的工作方式、应当具备的能力,以及如何做出有影响的展览,实现摄影的“话语目的”。

 

有人将四月影会的第一次《自然社会人》摄影展视作当代最早由独立策展人策划的展览,您怎么看?王志平“摄影作为一种艺术,有它本身特有的语言“摄影作为一种艺术,有它本身特有的语言……”的话是否可以看作是他对这次展览的策展理念?

我部分认同这个说法。这个展览是第一次由民间办的,而之前所有的摄影展都是政府组织的,但那个时候还没有策展人的概念。王志平是个艺术家,他那时感兴趣的是拍风花雪月的照片。在纪念四五运动的摄影展览后期他私下跟李晓斌提出自己做一个展览,玩艺术,不谈政治。所以四月影会严格来说,是一个偏重艺术的组织。按现在的说法,王志平可以称作策展人,因为展览的想法是他的,组织者也是他,甚至选片标准也是他来定。虽然没有明确的征稿启事,但这个过程中他是主导人物,照片评选以他的意见作为终审意见。

策展人这个词汇在中国出现得非常晚,它是从国际上传入的概念。这个概念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博物馆体制,一个是画廊体制。西方的博物馆都有展览部或学术部,养着专职工作人员做展览,这些工作人员对外就是“策展人”的称谓,是展览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比如连州摄影节请的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 (Christopher Phillips),就是ICP(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的策展人之一。后来画廊也开始采用策展人,他们希望展览有学术性,从而提升作品的价值和价格。但这些策展人很多都是临时外聘。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很多艺术节,策展人的身份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了,有批评家,也有职业的策展人。

国内的策展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在中国,策展人的概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就开始了,主要是在所谓的美术界,像栗宪庭、高名潞等1989年时就开始显示这个身份了。摄影界真正比较明确有这个角色身份是在平遥摄影节。西方来了一些策展人,中国人也开始学习。最早高波、那日松等在平遥做过一些展览,但在中国摄影界还是模糊的概念。他们当时就相当于西方的独立策展人,不隶属于机构。当然,有些西方策展人可能隶属于一些机构,例如西方基金会组织非常多,他们可能在里面有一些职位,但相对好像是自由的。

西方的策展人更偏重展览的具体运作,而不是做理论批评工作。中国的情况很特殊。比如我做策展人,可同时业内还认为我是一个批评家。这样的身份在西方严格说不太对劲,大致是有区分的,不能又是批评家,又是策展人,这样一般来说不好。。因为展览有功利的色彩,而批评要求独立立场,独立的立场往往和身份是否独立有关系。在中国双重身份这种情况反而非常普遍,这是由历史造成的。西方现代性和艺术体制有较长的历史,发展也算是线性的。中国改革开放才三十年,我们要在短短的时间内完成与国际的同步化,几乎可以称之为艺术革命,所以很多都是急就章的。也就是说,我们面临思想和市场双重方向的从无到有的建设,所以双重角色不可避免。

西方机构策展人的职责是:提出方案,经过董事会批准,然后申报财务需要多少钱,如果没有钱要提出融资方案,然后是展览的具体运作,就是组织作品,设计展示空间,策划展览宣传。策展人也负责展览的学术方面,但偏重于实际操作。比如说纽约ICP 2007年收藏了一批曾经遗失却又在墨西哥发现的底片,其内容是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拍摄的西班牙内战。收藏了以后ICP要做展览,ICP的策展人菲利普斯就负责这个展览,在去年做成了展览《墨西哥手提箱:重新发现的西班牙内战底片》。去年我在ICP看了这个展览非常激动,问菲利普斯能否在当年在中国展出,他说自己没有这个权利,需要经过董事会的同意。他们做事很严格,两三年内的展览列入计划就不能更改了。菲利普斯还有一个大动作是2002年他关注到中国当代艺术影像,提出了一个计划也被董事会通过了,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60个中国艺术家的展览,影响非常大。

 

当策划一个摄影展时,是先有展览概念,还是先有作品?怎样确定展览的主题?

先有想法或先有作品,两种情况都有。例如去年平遥英国摄影师蒂姆·弗兰克(Tim Frank)拍的《马属》,就是先有作品委托我在平遥做展览的。蒂姆是一个很棒的摄影师,他的展览在棉织厂最大的展厅,在我设计场地的时候,本来只有他一个人。但蒂姆提出希望周边展出的也是高水平的作品,于是我就把李克君的《乡村·乡亲》、刘立宏的《土地》两个展览放在了他的旁边,结果就成了三个展览。今日之艺术是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共谋的,最终诉求是要达到话语目的,就是有话要说。它可以是艺术史的话题,也可以是我们社会现实或者文化的问题。Tim的是现实的生态文化问题。李克君是中国文化问题的,关于中国人是怎么回事。刘立宏是与中国人的世界观有关的生产方式——土地问题的。这些都是有话要说的,是我认为非常棒的两组作品。

我们现在的展览制度是欧洲人创立的(见我写的文章《曾经的前卫和今天的意义——沙龙摄影的由来和解析》,里面回顾了早期人类的展示空间,从教会到沙龙)。最初策展人是被动地展示别人完成的作品,没有前期设计,没有对艺术家提出要求,只是优秀作品的集萃。但是进入现代主义时期后,主题展出现,艺术展览开始围绕社会的各种话题。早期很多主题展是在艺术史向度逻辑内的话题,比如新的艺术思潮、主张、技巧技法等,后来随着社会发展的复杂化,艺术展更多的向各种公众话题靠拢,比如存在主义、战争、性别、政治等广泛的问题。后现代社会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更为多元的时期,艺术展览的主题也呈现更为多样性,反映了艺术作为社会话语策略的观念化趋向。在这一时期,策展人的角色显得越来越重要。再后来,随着社会物质化程度的提高,展览空间大了,画布、颜料等艺术材料都便宜了,艺术家开始画很大的画。这时世界也进入传播时代,谁的声音大,谁的结果就好,观念艺术成为主流。2006年,我在做宋庄美术馆开馆展时,特意将一部分作品做得很大,用户外广告喷绘的形式,最大的一幅照片做到近80平米,参观者觉得特别震撼。当照片和空间形成有趣的互文关系时,作品的意义就提升了,观念意味也出来了。宋庄的那次展览开创了摄影展很多东西。

 

 

策展人介入摄影展,一方面拓展了艺术家在创作观念、介质选择、展示空间上的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却可能会出现牵强附会的理论架构,艺术家的创作成为策展理念的陪衬。(如爱德华斯泰肯的人类一家展览)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斯泰肯是典型的策展人,他的《人类大家庭》(也译为“天下一家”)展览第一次让全球公众广泛接受摄影是一种伟大的媒介,展示了二战之后西方经济文化发展的那种喜洋洋的乐观情绪。这个展览的文化解读是非常有意思的,涉及西方中心主义,遮蔽资本帝国主义的实质等话题。但这是一个成功的策展人的展览,全球那么多的著名记者和摄影家成为策展人斯泰肯个人主张的一些原材料。整个展览有着精心的策划,步步衔接,高潮起伏,就像一篇完美的大文章。对这个展览的文化政治评判是另一个话题,作为展览案例则是一个极其成功的范例。世界的本质是一个多元话语的世界,众声喧哗才是保证这个世界活力的必要基础。展览的主题化、观念化是必然的趋势,所以策展人意志的强势应该是一个趋势。

在我的策展实践经历中,我帮助他们作者提升主题,理清思路。有摄影师在理论、性格等方面存在不足,策展人可以弥补这些不足。

如果我们以最新的观念来看摄影,摄影就是一个可能性特别多的媒介,在今天来说最重要的是话语媒介性质,而早期人们只当它是一种艺术媒介。如果归到话语媒介的层面上来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艺术史系主任约翰·塔格John Tagg教授,在前年一个会议上说“今日之艺术,包括影像艺术,已经不是以前的艺术,而是艺术家、策展人和批评家共谋的参与社会进步的一个方式。”我是特别赞同这个观点的。比如我和王久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帮他出主意,王久良来执行,拍完后我来规划展览,没钱我去找钱,展览出来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在这种艺术家、策展人合作的案例越来越多。像去年在广州红专厂举办,由策展人卯丁策展的艺术家魏艺的《走过一千零一夜——金融危机三周年后我们的今天》作品展,用艺术的方式反映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东南沿海制造业和从业人员的状态,就是艺术家参与现实生活的典型案例。

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坚持摄影只是“艺术媒介”的属性。这是因为“艺术”这个概念在文艺复兴时出现以后,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在艺术的大旗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产业一旦形成就会进入到一种保守的状态。博物馆、画廊、艺术节、院校……有一大群要靠艺术吃饭的人,他们实际上是一群专业师傅,要大谈艺术,因为艺术是他们的饭碗,就像你碰到做房地产营销的张嘴闭嘴都是房地产信息一样,但他们不是建筑师。另外,相对其它学科,艺术也好谈,来来去去就是那么点事儿,谈别的也费劲。而对于真正有思想和视野的学者来说,这些已经是过去式了,他们希望发挥艺术的社会话语的本质作用,让其参与社会改革,提升文明,这是一种发展趋势。况且,人类发明艺术这种方式,本来就是为了文明发展服务的,这是最终的目的,但可笑的是总是有些师傅们,把手段说成目的。摄影本来就是一个本质区别传统艺术的现代性表达媒介,如果把它往传统道上拉,其实是一种倒退。

 

展览的运作形式是怎样的?场地、制作、宣传、资金等如何解决?如何让展览发挥最大的影响力和效应?

还是以去年平遥的展览为例,蒂姆•弗兰克的《马属》和李克君与刘立宏的展览大家觉得做得漂亮,其实我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之前,我自己学习三维建筑设计软件,将展场的空间布局,甚至展墙尺寸、主题板版式等都设计得明明白白,也就是说在展览之前这个展览已经在数字媒体上全部完成了,可以直接做施工图,工人就明白怎么操作了,能省很多事。平遥摄影节负责人张国田说我是第一个在平遥这么设计展场的人。后来我把这个经验传给很多人,现在包括798映画廊的所有展览都是用这个软件设计的。当然很多策展人是找设计公司来做这件事的。

展览制作费要好几万人民币,也是我找各方面赞助制作解决。在场地方面,摄影节对艺术家不存在费用的问题,这方面没有压力。现在有些画廊展是要收钱的,但展出他们代理的作品就没有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几方面根据不同需求而灵活解决的问题。

直接找资金赞助是很难的,主要是因为国内民间融资的渠道太少,没有像欧美那种社会免税政策,机构没法出钱走账给你。所以我找的一些现金赞助都是私人支持的,没有机构的。比如王久良的展览。现在有些当代艺术圈的策展人在和商业机构合作,例如民生银行等,他们并不缺钱,手笔也大。后面的机制我还不是特别明白,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和摄影界有过接触,可能觉得摄影作品的市场价值不大吧。他们到底是商业。

作为策展人,我的主要工作在展览前期完成,包括:为摄影家家完善创作提供建议,写策展人语阐释作品的意义,制作和布置展览,适当地进行推广和宣传等等。我不给摄影家做画册,只提建议,我觉得那太是个“活儿”了,和做思想学术有些偏离了。总之,策展是一个系统工程,现在进入传媒社会后,如何有效地传播是展览的最终目的。好的策展人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人缘来进行宣传。

 

策展人的出现,给中国的摄影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正面、负面的影响都有。我认为自己做的展览都是正面的。我从来没有为挣钱去做展览。西方人认为策展人不能做批评,批评家不能做策展;而中国人认为策展是批评家批评实践的一部分,批评家将自己主张的导向直接用展览的方式做出来。中国的当代艺术一开始也是这么做的,栗宪庭就是大量地策展,同时做批评。这在中国是一个没办法的情况,因为无论从理论到实践,中国需要补的课太多了,一切都在发育中。遗憾的是,现在艺术圈里大量的展览都是商业行为,就是为了挣钱,但却都打着学术的旗号。

 

请介绍一个策展的典型案例。

我的展览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宋庄美术馆的开馆展《天地间》。当时宋庄美术馆落成了,栗宪庭要做一个开馆展,他通过李晓斌找到我做摄影展。我们见面后我问他你要做什么主题内容的摄影展?他说要做现实主义方向。我一听特别高兴,认为他这个想法极大地肯定了摄影的意义,他已经意识到了影像媒介是一个现实社会主要的话语手段。栗宪庭说想做“现实主义”的主题,其实就是纪实摄影。当时当代艺术市场正如火如荼,很多人都钻到钱眼里了,这个展览其实就是对这种现象的一个明确的回答,即注意艺术和生活的对话关系。定了主题后,我就找到了自己印象中当时优秀的纪实摄影家,做了这个展览。宋庄美术馆场地很大,当时展出了李晓斌、安哥、张新民、赵铁林、王福春等人的作品,全部采用黑白,整体气氛特别好。

后来在宋庄美术馆还做了王久良的《垃圾围城》,影响也很大。老栗仍然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策展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条件?

应该具备综合性的、全面的素质。包括有思想、能力和广泛的人脉关系,以及极强的操作能力。我把策展当成我批评的实践来做,坚持不做烂展览,不评烂作品。策展人除了要了解艺术史外,还需要对文化、政治经济有全方位的了解,同时还要有良好的操作能力。在操作方面要有计划性,有严格的程序表,懂得展场空间布置,还要有人脉,否则做起事来会很费劲。

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把所有事都揽在自己身上,并且从一开始就介入到摄影师的创作中,多数策展人并不这样做,多是临时组织作品和定个主题。

 

通常做展览要多少时间?

我参与创作的个展都很长时间,有的要一到两年时间。一般个展和群展都是半年的操作期。

摄影节整体展览策划要求早,应该有一年的时间。在理想的情况下操作一个摄影节,应该有严格的学术定位,精细地挑选符合要求的展览,辟出主题展区、业余展区,组织相应的学术论坛、讲座,有全套的方案。但这些从来都不能完全实现,因为不是摄影节的法人,我左右不了许多局面。现在摄影节找我的多,我都推却,只愿意帮助出点子,不愿意出头了。本质上说,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民社会,加之现今社会权力结构复杂,做起事来非常不严谨,随意机动性特强,没有计划性,走一步算一步,要想把事儿做完美几乎不可能。多数情况下,是我出方案,机构负责。我帮着看看作品,提出点建议。我不希望在其中自己的影子太强,我不要求名分。

 

同时具备策展人和评论家的身份,您怎样平衡二者的关系?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是中国无奈的现实。但是社会希望区分这两种身份的本质,是希望在制度上达到公正。公正才是目的,制度是策略。我在四年前提出过一个观点:策展人和评委不能同时在一个摄影节里合而为一,就是说我是策展人,我绝对不可以评判自己的展览、做评委。摄影节必须是公正的,不能掺杂个人的利益。最早在丽水摄影节实现了这一点,现在大部分摄影节都在向这个方向努力。这是一个比较可喜的情况。

 

能否概括一下,策展人是怎样的人?

首先是应该具有广阔的学识,对摄影史和中国本土的摄影现实有研究,有推动进步的态度,是认真负责的人,再加上要对各种展览的实务精通。这并不简单。写主题性前言对作品作出阐释只是第一步,是最初级的,策展人要做的比这复杂多了。此外还应有后期的学术操作能力,如果条件允许,应该对展览做一个学术研讨会,请专家们对作品的意义进行全面的梳理。

 垃圾围城展览一隅1

垃圾围城展览一隅

 垃圾围城展览中的装置作品-北京饭店1

垃圾围城展览中的装置作品-北京饭店

 2010年在平遥囧展览上接受记者采访11

2010年在平遥囧展览上接受记者采访

2012年李克君《乡村乡亲》展览布展1

2012年李克君《乡村乡亲》展览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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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姆弗拉克展览设计图
蒂姆弗拉克展览布展,效果和设计图一样1

蒂姆弗拉克展览布展,效果和设计图一样

(本文刊登于2012年6月《摄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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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析当前摄影流行词汇

2012年6月7日 鲍昆 2 条评论

编者按:
“新锐”、“原作”、“湿版”、“私摄影”……近两年来,这类词汇正逐渐成为摄影界的时髦流行字眼,以这些词汇冠名或主打的各式影展影赛也风生水起,加之伴随着摄影大众化和新媒体的大环境,使得我们的摄影圈呈现出一派热闹多元的景象。

然而,新锐作品的新锐体现在哪里?原作照片的界定标准是什么?媒材的更新、传统的湿版技艺就是创新和当代吗?私摄影的影像有怎样的价值?……在鼓励和倡导摄影界的努力创新与有益探索前提下,在繁华的表象背后,这些诸多的疑问已经引起了业界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

针对当下摄影界的种种思潮现象,资深评论家鲍昆先生,以其专业严谨的治学之风,对这些热点词汇从各自的历史起源、出处入手,在理论上学术上予以集中系统化梳理,并就业内的一些误解加以有理有据地深入剖析:

“新锐”是大众传媒制造的大众流行话题,是商业的广告语,非学术性词汇;
“湿版工艺”,作为一种技术文化是需要我们掌握和继承的,但它应该属于院校的教育内容,而且意义在于让我们的学生传承一种文化精神;
历史上有一段时间强调“媒材”,其实是现代主义艺术快要走投无路时的动作;
“原作”是传统手工艺艺术范畴的概念,严格意义上说摄影不存在原作概念;摄影的“原作”是被人忽悠出来的概念,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商业产物;
这几年“私摄影”内容主要以无厘头的视觉碎片为主。泛滥的“私摄影”严重影响了正在读书的摄影学生,导致他们进一步脱离社会意识。
……

在摄影界乱象迭出、噱头横飞、鱼龙混杂、争吵嘈杂的当下,我们亟需这样经验丰富理论深厚立场中肯视野宽广的摄影批评家们,带领我们穿越这表象和纷争的无尽芜杂,对当下的摄影现象和摄影话题,进行一个坐标清晰、鞭辟入里的深入思考。

尽管这只是一家之言,但希望能抛砖引玉,以期能真正引领我们摄影理论的突破和促进摄影艺术创新的发展。同时也欢迎广大影友各抒已见,展开争鸣与探讨。

 

四月风《当代语境下的摄影价值》研讨会——
辩析当前摄影流行词汇
摄影批评家 鲍昆
前年、去年是一个中国摄影圈特热闹的时期,这个时期使前些年本来沉寂的一些东西,甚至八十年代讨论过的一些话题又热起来了,如所谓的新锐、原作、本体语言等各种各样的现象,甚嚣尘上。有的甚至说近些年中国的摄影太强调社会价值了,大家应该回到艺术本体上谈问题。

而且,中国的摄影圈还长期存在着另一个现象,即很多话题不分层次、不分领域,讨论时把很多专业的,业余的问题搅合起来说,结果成了大杂烩,一锅粥,最后越说越乱。此外,一些非常爱发言的朋友们,对现代的思想学术前沿理论不了解,结果许多话题都是多年前理论学术界早就解决的,我们反儿还把它当作新鲜话题来炒,曝露了这个领域许多深刻的问题。
“新锐”是广告语,而非学术性词汇

去年“新锐”这么热闹,其实是一些摄影网站的编辑们整的词,为了吸引眼球,创造点击率。这是临时抓的一个词汇,无根无据,当作一个大众传媒制造的大众流行话题也没什么,但没什么学术意义。去年另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所谓的TOP20评选。它的结果一公布,很多人都有意见,认为多为小情小调,且多是对西方一些摄影现象的皮相模仿。也有很多人被弄得晕头转向,纷纷议论摄影的风向是否转向,纪实摄影不实兴了,应该拍摄那些“新锐”类型的作品。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个现象做个分析。

首先应该明确,我们热热闹闹说的“新锐”并不是一个学术性词汇,它只是一个对现象描述的形容词汇。这个词汇的词义主要是外来的Aggressive,我们只是根据相似的汉语意思拼接出来的。它的本意是指积极进取,努力创新,而且有些好斗。好斗,就必须有对象。所以这个词汇要描述的准确,还需整明白它所描述的对象的对立物是什么,那个对立物是否陈旧?也就是,如果“新锐”们反抗的是陈旧和腐朽,那么词义使用成立。反之,就属于乱用。“新锐”一词,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上是个老词汇,也可以说这个词汇和“先锋”、“前卫”等词汇贯穿整个早已结束的西方现代艺术史。在这个历史中,思潮、现象、流派不断,每一个新现象出现都是对既往的颠覆和革命,所以“新锐”这个词汇带有一定的革命意义。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所谓现代艺术史时期,一个很重要的纬度就是艺术品商业化的全面崛起时期,像常有人说毕加索是大师,毕加索这,毕加索那,但其实毕加索现象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大商业操作,是画廊商人和他结合着共同做出这一现象。所以,在现代主义艺术时期的所有进步主张后面还有一只商业黑手,许多现当代艺术完全就是制造出来的,好多都是为了商业利益。比如说“新锐”、“先锋”、“前卫”等词汇,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商业的广告语。所以这种词汇不能简单地进入我们的学术判断。要说你也要说出怎么个新锐法,从哪儿新锐?必须要有一个参照系,你的对比在哪里,是怎么回事儿,但现在都没有,都是没前提的横空出世。要不,就把年龄当作新,可是在任何一个领域,年龄从来不是行业和专业的标准。

现在西方传统摄影圈里(相对于摄影普及的大众),拍纪实摄影的的确很少。原因是在欧洲、美国,它的社会天衣无缝,高度秩序化,加上各种有关个人权益的法规限制,摄影师机会很少,很难进入人家的家庭和公司。摄影师想拍工人劳苦大众,但工人挣的工资比一般白领高多了。“劳苦”一词,在欧美社会一般只是一个传统文学留下的想象了。再加上以往能够承载纪实摄影图片故事的传媒现在不景气,摄影师们无法在没收入的情况下做这样耗时耗力的工作。相对传媒图片市场衰落造成很多摄影师失业,画廊收藏市场却又崛起和开始收藏摄影,这又给了摄影师们希望。于是一些原来拍纪实类的摄影师风格方向转向艺术,因为这边有饭吃。前几年我们这一些人看到马格南摄影师拍的一些照片越来越趋向艺术性,就大谈纪实摄影的观念化,其实是没搞明白这个现象背后的真实原因。西方社会的这些变化,都造成了西方传统摄影圈子内摄影师拍摄范围的窄小(纪实摄影一直还在传媒报道摄影中广泛存在)。于是大家玩的都是所谓的身体、景观一类艺术摄影。全是你拍我,我拍你,男的拍女的,女的拍男的,女的拍女的,男的拍男的,要不咱们大家一块拍。这类题材的摄影在西方流行了很多年,和现代主义后期传统价值观崩解时,个人价值的重新寻找有关(主要是那时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还没有现在这样深刻,找不到个人价值为什么在社会中迷失的原因)。现在这类题材则是老生常谈了,而且主要是在院校学生和发烧友之间。我们现在许多年轻人热衷于模仿这些题材,结果是东施效颦。咱们的社会物质化和消费化才刚刚十余年,个人的迷失还不是像西方那样由于彻底的现代性造成生活方式的孤独感。如果说我们也有个人迷失的问题,其实质还是社会的贫富差距,与人们被各种各样的权势压迫心理不平衡的问题。我们不去用自己的相机关注自己真正的问题,反而去学习模仿人家那些因为无聊而产生的问题,搞错了语境。

实际上,艺术发展到今天,它的根本价值是意义和说法,而不是我们原来理解的老是一种图示的风格,一种挂在墙上好看的画面。美国有位叫约翰•塔克的教授认为,“今天的艺术就是艺术家和策展人、批评家共谋制造一个话语主张来参与社会的进步,这是今日社会艺术的最大价值。”这个观点非常棒。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主义时期的那些著名艺术作品和现在走红的一些当代艺术作品,很大部分都是画廊作品,是艺术品市场捧出来的。其实真正先锋前卫的艺术,都是追求意义、追求话语作用的。历史也是这样的,被后世所认定的艺术,绝大部分都有它在它出现时的具体社会历史意义,不管是微观的艺术史内的逻辑还是宏观历史社会学的意义。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现实中我们还有这么庞大的文化产业,有画廊业的一级市场、二级拍卖市场,从业的人需要经营、生存;还有广大的普通民众,他们需要文化生活中的审美。这些是需要我们支持和保护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大而统之的“艺术”这个词汇划清楚,比如先锋的艺术是什么样的,传统艺术是什么样的?它们各自都有什么不同的作用。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传统艺术仍然有它的生命力,就是服务大众生活愉悦,是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内挂在墙上的摆设,甚至是一个空间的文化装饰元素。但它不是先锋的,因为它的时间性和类型性都说明它是一种较为高雅的工艺品。这样说很伤人,但它是事实和现象的本质。它仍然是可以讨论的,但只是一个“业余”的和“专业”的问题,并不在我们追求进步的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

“业余”和“专业”问题是永恒的问题,对初学者来说,永远存在掌握一个媒介的开始ABC问题,摄影就是那些所谓的“构图”、“影调”等问题;“专业”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行业内的师傅们的话题,告诉你怎么显得自己很专业很职业,比如配置黑白显影液水操作时怎么一丝不苟,以及普及一些摄影分类概念等等。如果从今日艺术已经发展为某种人类话语方式和追求话语效果这个角度来说,以上的两个话题都不在真正的学术之内。专业问题如果具有学术性,则必须是有关这个媒介的创新表达层面上,但是摄影的公共消费性技术特征,留给摄影人企图将其纳入传统手艺性艺术的可能实际上是非常勉强的。IT业的那些数码工程师们,经常在这个层面上嘲讽我们一些所谓的“新锐”摄影师们,它们发明的那些软件往往比你自己的使劲折腾的效果还好。用这个要求看我们的“新锐”们,你就会看出他们没有什么创造性的贡献,大都是在已有技术上打转转。

鉴于此,我们不要把业余性问题、专业性问题和学术问题放在一起谈,我们应该分清楚不同话题的性质和作用。要谈就区别开来谈,根据对象、场合、语境来谈。但今天多数情况下,大家是把所有东西搅和在一起,大乌龙的谈。实际上,从19世纪末摄影作为大众消费技术媒介以来,认真摄影的人一直在努力把自己的摄影和普通大众的消遣娱乐摄影区隔开来,一直有个“雅”和“俗”的说法,只是到底什么是“雅”,却随着摄影这个技术性媒介的进步在不断变化。

现在很多现象的背后有很大的一个背景,就是市场。在分析问题时,忘掉这个维度,许多现象就似是而非。实际上,一些“新锐”是奔着市场去的。他们大部分的作品都是画廊风格的作品,没有什么学术意义,只是一种好看的表面效果。虽然一些策展辞拽文一些“疏离”、“空蒙”、“抽象”等老生常谈的词汇,但看那些迷迷糊糊语焉不详的影像,像一些老传统艺术中的渲染迷蒙,充其量有些个人小心情,若说和艺术史、哲学有什么关系,就太拽了。而且,这些年我们所谓的一些“新锐”影像现象,几乎都是山寨版,都是从国外影像现象上抄来的,从方式和风格,你都能找出出处。现在互联网非常方便,你键入Art或Photography这些关键词,可以非常方便地浏览国际上各种摄影网站。看多了,你就可以看出,咱们这没有什么原创性的东西,无非是把人家一个方式给拿过来,换点中国符号。你觉得新鲜,是因为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也可以说是你懒了,你不去看。在表面效果上,那些“新锐”有什么艺术性呢?大都是一些表面效果的功夫,还真没什么现代艺术理念下的创新精神。其实,摄影也没有什么艺术可谈的。这个媒介的严格定义是通用性的消费性技术。现在一些拍照软件,只要几个美金就能在网上自由购买,装在手机上拍照,效果比所谓摄影艺术家们多年来追求的效果还要强大。

前些年我们出现把挂历明信片照片当学术标准的奇怪现象,现在要警惕把商业化的照片当作学术标准了。这样的现象和以前的现象有同质性,就是好看,但缺少思想,其实是一种新沙龙摄影,都是远离生活。
关于“湿版”

前些年忽悠大画幅是专业范儿,没想到现在买大画幅相机的人如过江之鲫,都成了发烧友的基本配置了,于是不忽悠了。现在又流行所谓的湿版,使用一百多年前的技术,除了制造了一种古旧的效果,并未用这种古老的技术与现实生发出新的语义关系。一些人觉得使用了大家不太使用的冷门技术,做出了一些奇怪的效果就“当代”了,这是非常可笑的认识。湿版工艺,作为一种技术文化是需要我们掌握和继承的,但它应该属于院校的教育内容,而且意义在于让我们的学生传承一种文化精神,而不是把它作为什么唬人的窍门来忽悠。它只是一门早就定型甚至可以说是早就死亡的技术。我们的摄影师们没有面对生活和处理题材的能力,所以总是期望用一种技术来打造自己和别人的不同。但是,现在泛滥的湿版技术、PS技术,它们都是可以消费的通用型技术,没有任何别人无法超越的障碍。

中国人接触摄影术是从1888年柯达公司将摄影术消费化之后的通用性的摄影术。我们很长时期对早期的摄影术根本不了解,也没有人实践过前摄影史的部分。中国人接触的摄影已经是买胶卷照相机然后拍照的时代了。前几年我们一直在呼吁,院校是进行摄影教育的,应该来做一下这个事。摄影系的学生应该不要老把摄影当作一门简单技术来学,应该把摄影当作是一个文化来学。早期的摄影术需要配这个,配那个(药液和感光材料),实际上是一种工艺文化。让学生们理解这个文化,他会对所学的专业有更深刻的理解,而且从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角度看,学生毕业后也不会只是一个简单的照相人才。那时,我利用几次参加高校教师会议的机会,呼吁院校开展这项内容,但没有效果。直到后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引入了那本叫《美国摄影图片制作工艺专业教程》的书,各大学才一哄而起都开了这门课。原来是大家谁也不愿下力气去研究,都在等现成的方法,这倒彻头彻尾地表现出了咱们国人一贯取巧的文化性格。去年在平遥,西安某大学的学生让我填他们的一份调查问卷,里面有个问题是“你是不是认为湿版的工艺最具当代性?”真是荒唐之至。

北京一个叫孙诺的年轻人,他也运用湿版技术,自我化妆北洋时代的人物拍照,在这种过程中体验历史和政治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样的尝试还有些意义,能让湿版这种古老的技术成为思想艺术创作的手段和元素。
“媒材”的概念太老了

听说最近还有人把美术界“媒材”的概念,拿来讨论黑白摄影,并上升到创新的高度。“媒材”这个词汇是美术教育的一个基本专业词汇。它指的是媒体材料的特性,原来主要指绘画材料,后扩展到雕塑和装置。这是现代主义后期艺术科学化和技术化很重要的概念,其意在于强调艺术家要对材料的可能性有认识,并利用材料的特性来发挥自己的主张。历史上有一段时间强调“媒材”,其实是现代主义艺术快要走投无路时的动作。现代主义主要是解决形式问题,结果造成了思想和形式的分离,把为了目的的手段反而当成了目的,本末倒置了。不否认现今人类在手艺中还存在面对物质和自身局限的对话需要,但摄影不是传统手艺式的艺术,而是一个技术简单但符号演绎性极强的快速媒介。在今日,如果还用传统手艺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和界定摄影这个复杂的话语性媒介,其实倒是很业余的,起码说明他对摄影这个新型的媒介还没认识清楚。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需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内,解决与西方三百多年的发展同步的问题。在文艺复兴之前,人们对整个社会的认识是模糊的。文艺复兴之后,历史逐步进入现代,一个很大的事情就要解决所谓的现代性的方法问题,从思想学术理论上就是把知识分层、分类,让人类在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精细化。

现代主义时期基本上是从文艺复兴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段时间,人类把很多事物进行分层化分类化,建立学科加以研究。这样做的好处是它让我们人类更精细的理解这个世界。但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双刃剑,坏处就是人类在建立这些学科,在分层化,分类化的时候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即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问题。

现代主义为什么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走不下去了,就是现代主义的所有主张越来越远离建立这个学科的本质目的了,把手段当成了目的。

例如,我们研究一个杯子,对这个杯子进行研究的目的是让它怎么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们喝水,但一帮研究杯子的专家师傅们,把这个杯子造型造得千奇百怪。之后,拿这些杯子又上博览会展览,又开研讨会交流,结果,大家谈论半天谈的是杯子的造型如何美观,可忘了这个杯子是用来喝水的,杯子最后造得也不适合人喝水了,现代主义最大问题就是在这里。艺术本身是现代主义时期的一个概念, “艺术”这个词汇也是在现代主义时期出现的,之前是没有“艺术”这个概念。出现了这个词汇,就出现了一群围绕着要吃“艺术”这个词汇饭的人。

我们要艺术干吗?我们要艺术实际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文明更合理,而不是说我们脱离了文明,只谈我们自己的意识。例如现在一些大型摄影节上,请来的一些所谓的国际摄影大家,其实都是一帮行业“师傅”。有些摄影活动还打着国际摄影的招牌,将外国评委的比例高于中国,这是一个可笑的现象。我们现在已经是经济大国,但在文化上还是侏儒。这种侏儒角色是我们自己主动选择的,是我们放弃了我们本来自身具有的资格和立场。所以这些年摄影界出现这些乱象的原因是现代主义的问题,是对历史和人的基本价值观没有认识的问题,全是在谈那碗汤表面上的事儿。

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尊严问题、基本生存问题、精神自由问题等等,但不管我们面对多少问题,其实人类永远应该采取一个正确策略,叫“两权相害取其轻”,不要把一个细微末节的问题来代替我们最基本的更重大的生存问题。所以有人提倡的纯艺术,提倡所谓的艺术的专业主义等等这些东西,都不应该是今天的主要话题了。八十年代是我们思想解放的年代,那时吴冠中和几个艺术理论家之间产生的一场巨大的争论,争论的就是形式主义的问题。吴冠中提倡形式主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整个八十年代,大家都全面拥抱形式主义,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刚从极左的文革状态下走出来,这些主张和态度有其语境赋予的合理性。因文革时只允许突出政治,不许突出代表人精神自由和创造力的艺术性,所以造成获得解放后大家对艺术的一种突然的狂热,是对单纯强调艺术作品的思想性的一种天然的逆反心理。

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没有分辨清楚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了反对极左突出政治那一套,却把真正的思想、正确的政治诉求当脏水一块泼掉了。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巨大变革的时期,从制度到文化,都是关乎我们未来的重大话题,需要作为社会主人的我们去关注,还是想想什么是最重要的吧。
“原作”是传统手工艺艺术范畴的概念,严格意义上说摄影不存在原作概念

严格上说,“原作”在摄影这个媒介中是个伪话题。“原作”的概念来自传统艺术,有独一性的意思。在我们没有进入传媒社会之前,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公众是看不到的,因为当时没有传播手段。想看艺术家作品的人,只有和艺术家是朋友的人。某位艺术家画了一幅非常棒的画儿,只能口口相传,结果就变成了一个传说。有些艺术家比较幸运,被教会雇佣画宗教画儿,于是信众可以在教堂中看到。所以教堂是绘画艺术品最早的公共展示空间。后来印刷术可以印制图像了,比如石版印刷,但效果非常有限,只是画面的结构,没有色彩,色调也不完整。于是也有许多人仍用绘画的手段对艺术家作品进行临摹复制,但是手艺的局限肯定会让临摹品和原来作品谬之千里,比如在笔法的精细度和个性化,以及油彩的薄厚等。这个时候,“原作”的概念出现了,出现的原因就是可以区别复制品,不管是手工模仿的还是印刷复制的。为了让公众能够看到优秀的绘画艺术品,人们创造展览制度来解决公众欣赏原作的问题,于是那时产生了沙龙展览制度,就是创造可以展示传播的公共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摄影术恰恰起到的作用是进行复制,它与印刷术本质是一样的,都可以机械复制。

从以上历史看,“原作”的本质是传统艺术的一个概念,是进行规模复制的原始对象。而摄影原来并没有这个概念,因为摄影从初始生产在技术上就是复制性的。如一个摄影师拍完后冲印一百张照片,这一百张都叫原作吗?或者第1张叫原作?第1张和第100张怎么区别?怎么来规定原作?这肯定与最早我们理解的这个词汇的独一性是冲突的。另外,“原作”的限定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它必须是经过艺术家亲手生产出来的。可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布列松,萨尔加多等摄影家,他们自己从来不冲胶卷,从来不印照片,都由别人给他冲洗和做照片,这些照片也能够叫做原作吗?

艺术品市场化以后,为了解决传统艺术中一个重要画种版画的商业销售,西方画廊市场想出了“限量”的概念,就是由艺术家本人对少数自己制作或监制的作品进行限量的签名,以保证作品符合市场的稀有性原则。上世纪末的九十年代,长期不被艺术品市场接纳的摄影作品,因为急剧扩张的艺术品市场需要新品种而进入市场。因为摄影和版画的后期复制有相类似的本质,于是市场套用版画的规则来操作摄影作品。对于摄影原作的概念,西方曾有过很多的争论,比如给它一个时间限制,半年之内由这个摄影师亲自制作并签名的作品是原作等等。即使这样,摄影作品的“原作”概念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勉强说法。所以,摄影的“原作”是被人忽悠出来的概念,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商业产物,为了骗钱制造出来的一个说法。摄影严格意义上不存在原作概念。只有在相对条件下可以使用这个概念,比如有些摄影影像一直是在印刷物中出现,而且经过反复的复制效果不好,这时你发现从原底制作的照片,可以使用原作这一说法。

我们现在一天到晚被这些假和尚,师傅们忽悠,有的是因为学识不够而真诚的忽悠,有的忽悠则是为了功利目的。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把皇帝的新衣拉下来的那个小孩,越多越好。尤其是在今天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我们更应该提倡。
泛滥的“私摄影”是舶来的流行产物,与缺失的教育体制有关

前几年热闹的“私摄影”,也是一个舶来的概念。这种体裁的摄影,首先来自美国的南•戈尔丁,1986年她的《性依赖的叙事曲》开启这种摄影类型。其实这种倾向,在更早的罗伯特•弗兰克的摄影中也能看到影子。另一个案例,是日本这些年被美国和台湾印刷商们捧起来的荒木经惟,专门拍摄曝露的女性。无论南•戈尔丁和荒木经惟,都是以拍摄身体、性作为题材的。身体和性在人类文化历史中长期就是禁忌的话题,因此也是私密的场域。但是,南•戈尔丁的摄影还要复杂一些,有同性恋和吸毒两个向度的内容,这也都是美国上世纪中进入后现代社会的重大文化问题。所以南•戈尔丁的摄影在阐释上有着解读欧美后现代社会的深刻意义。荒木经惟的摄影则有另外的文化含义。日本独特的岛国文化和近现代历史的跌宕起伏,造成日本人在生命文化心理上有许多异于其他文化民族的地方。性,就一直是日本文化的重要内容。应该说,文化和荒木个人的出身生活经历造就了他的摄影。但是,给予荒木在世界上声誉的却不是他的同胞,而是日本之外的国际出版商业。荒木摄影的情色,是男性大众欢喜的内容,尤其是符合欧美人一贯的对东方情色想象的口味。他的书一而再的出版、再版就说明了这一点。

无论南•戈尔丁还是荒木经纬,他们的摄影都有着一个文化现象的理由,也能准确地映射出他们存在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但是“私摄影”这个概念移植到中国来,仔细看就显得文不对题了。我们这几年呈现的“私摄影”内容,主要以无厘头的视觉碎片为主。在这些碎片化的影像中,你除了能读到摄影者混乱的意识外,再也读不出有什么更为深厚的意味。看不出他们和这个时代,和自己的文化有什么纠结,有什么冲突。稍稍有点意思的,是有些灵动的小感觉,和他们似乎想从主流的影像图式风格中走出来的冲动。再有一个价值,就是可以让我们了解到社会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对于延迭人类视觉的经典图示风格教养和后面深层的基督教生活主张进行反叛,这是西方视觉艺术在现代主义后期的一个潮流,有那个时代的进步意义。在这段期间内,“垮掉的一代”在各个领域都是这种态度。那个时候的年青一代,都希望从传统的道德秩序中走出来,以适应正在疯狂覆盖社会的物质消费主义环境,寻找和前辈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的新的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本来这是一个和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经济有着复杂关系的现象,但是对这些现象的解读一落实到艺术界这些师傅们手上,他们就剔除了一个根系的复杂须蔓,把其变成一根光滑的棍子,就是他们永远不变的“经文”——艺术和艺术的流派风格演进。

我们的这些年轻摄影人是按着经文的路子学的,以为这是什么艺术的新潮流,于是学习这种图示风格,根本不想想摄影照片和任何视觉的选择都是各种复杂原因的集成,都有它代表的深刻的语境关系。简单的模仿,属于艺术青年的阶段,不努力利用摄影这个媒介积极思考社会和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完善自我的人格,只能会让自己永远童稚化。“私摄影”严重影响了正在读书的摄影学生,导致他们进一步脱离社会意识。这些学生的人生意识和社会意识还未完全发育完成。加之我们现在的高等艺术教育严重缺乏人文价值内容,基本以技工学校的标准来主导所谓的“教学大纲”,学生接受的都是技术教育,而且很多都是已经过时的技术。学生的知识结构普遍贫血和残缺,面对现实世界没有分析能力,所以只能以自己有限的感觉来摄影。经常碰到学生反问,我们摄影的难道不是真实的吗?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真实。是的,当然是真实的,但是这样的真实太苍白了。如果人们都以动物性的物理反射式的观看来确认自己,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低等动物的虫子世界。相信这些学生是因为无力进行有思想的摄影而进行的表白和辩护。

不能原谅的是,一些已经离开校门很久的“新生代”们,在追求风格和市场的时候,也是以这种学生的态度来宣言“私”的合法性,比如称我们没有责任感,我们只看自己的私生活。这些话在今日中国的语境下是令人震惊的。先不管这种私密是否真实,主动切断自己与现实社会的互动关系,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无疑回避了现实中国无数令人纠结的各种困境。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的所有人都持这样一种犬儒态度,那么这个社会的发展恐怕永无指望(指精神文明)。这样观点已经无意中起到了和各种黑恶势力合谋的结果。这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在现实最好的版本。

我们并不反对摄影对生活全视角化,也不会武断地干涉每个人的私生活和私生活观看,但是反对有一些话语权的人在没有是非前提的提示下,一味的没原则地倡导和美学化“私摄影”。

(本文刊登于2012年6月6日《人民摄影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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