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欧元地区一直存在一个争执不下的话题,就是希腊和爱尔兰是否应该退出欧元区。事情的起因是2009年底希腊爆发严重的债务危机,财政赤字高达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4%。因此,希腊的信用评级下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很难再继续融资举债,国家面临破产边缘。
希腊是2000年加入欧元区的,结果后来他一直成为欧元国家拖后腿的不稳定因素。1999年1月1日起在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芬兰、荷兰、卢森堡、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11个国家(欧元区国家)开始使用的欧元,其前身是德国马克。也就是说德国强大的经济支撑的强势货币马克是欧元的基础。但是这也就带来巨大的问题,欧元区各国的经济发展是完全不平衡的。比如希腊,是一个基本没有工业的农业国家,其经济结构、国际贸易状况都无法和发达的欧元区国家相比。希腊等国劳动力成本较低,且缺乏金融资本,自然成为资本的净流入国,即债务国。希腊经济严重靠资本借贷支撑,透支消费,政府财政也债务化。从2000年开始,十年来的欧元区经历,最终酝酿成了“累积债务危机”。这样,希腊成为欧元无法坚挺甚至会导致“崩溃”的不稳定因素。于是,一些欧洲国家喊出了让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呼声。
欧盟一直在想方设法让希腊等落后国家度过危机,2010年欧洲央行提出7500亿欧元的联合金融救助方案。但主要的出资国还是德国等发达国家,因此德国内部反对声浪一直不绝,反对方认为德国不能为“犯错误的国家”承担责任。但到底谁是“问题国家”和“犯错误的国家”呢?其实欧元和大欧洲的始作俑者德国是心知肚明的,于是也就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即若要拯救欧元,退出的不是希腊等“问题国家”,而恰恰应该是德国,让德国恢复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德国马克,并寻找和马克实力一样的其它货币形成新的货币联盟。但是问题是,没有这些实力国家的欧元区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欧元是欧洲一体化的基本策略,是为增加整个欧洲实力的战略,欧元一旦解体,那么法德两国伟大的欧洲梦想将困难重重。
春节期间,我去希腊,近距离地观察了这个国家,虽然时间短暂,可能皮毛,但却实在感受了这个古老的国家。对其经济状况也有了直接的感受。我去的第二天,在雅典大学读博士的杨少波朋友的带领下,参观了雅典的一个农贸市场,那里的农副产品价格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可以说和我刚刚离开的瑞士几乎要低一倍。物价可以反映出一个地区的生活水品和经济状况,是一个快速了解一个地区情况的有效窗口。任何地区价格水平的评估都是在当地收入水平的参照系下才有意义,所以以下的这些照片内的价格基本是放在一般雅典人月收入一千多一点欧元的参照系内考察,千万不要和人民币与欧元的汇率挂钩。
非常优质的橙子0.5欧元1公斤。
土豆和洋葱都是0.7欧元1公斤。我回来后发现我们这里的土豆已经是2.5元1市斤,也就5元1公斤了。两厢的价格水平大家可以一比。
很清楚的价格。不过这里的西红柿可实在太棒了,那种风味咱们中国现在是找不到的,那时四十年前的味道。希腊的菜贩子非常有信心地把西红柿掰开,那果肉全是砂子一般的结晶,品质没得说。
西葫芦和小黄瓜,都非常新鲜漂亮。这种漂亮来自于品质,显然不是咱们那种水灵但却总是有点养分不足的样子。
各种青菜的价格。
柠檬0.8欧元1公斤,实在太便宜了。相信在其他欧元国家不可能有这水平。
这就贵了,大蒜2欧元3头,不按重量卖了,按个儿。这水平好像比咱这儿还贵。估计这儿不产蒜。
这个比较贵。开始我还以为是橙子,但少波告诉我这是橙子,但不是鲜食的,是当做调味的。看来品种比较特殊吧。
这不是枣儿,是鲜橄榄。这个价格我可是觉得贵了。因为在希腊几乎遍地都是橄榄树,举手就可摘,或许这个橄榄有什么说法,也许是鲜果季节刚过,但是树上有时还是可以发现挂果的。
海产品就比较贵了。开始我也不解,后几天出海才知一二,希腊虽然是地中海国家,但海洋贫瘠,海产并不丰富,或许是这个原因。
雅典的农贸市场是按天流动的,每个周天都不一样,到一个地方就从早开到下午,人们就会在这一天买好一周的食品,除非转天再到其它地方去买。
雅典人买菜和咱们一样,也是弄个小车。看这情景,很亲切。
鲍昆
许多朋友从国外回来,经常讲起一段颇让他们思量的经历:在“唐人街”和落户在那里的同胞们聊天时,经常会听到他们指着在眼前走过的“洋人”,说“老外如何如何”。这说法让稍有逻辑常识的人感到奇怪——此时此刻,究竟谁是“老外”呢?
“老外”一词,是上世纪中国刚刚打开国门时,中国人对那些来自异域的金发碧眼洋人们的指代。说这话的场合是在中国,有着明确主客场关联限定,是对身份特殊的访客的称谓。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我们是主人,我们人多,我们肤色和他们不同;反之,他们是客人,人少,肤色和我们不同,这里面起码有一个明确的数量关系。按这个道理,我们到了国外,是少数人到了类别不同的多数人的地方。很明显,相对于居住国来说,我们才应是“老外”。但为什么这些同胞说起“老外”没有空间和数量概念呢?是简单地说顺嘴了吗?
这里的一组图片,是一位出生在美国纽约的80后美籍华人谭珍玲拍摄的,或许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反思一下“老外”这个话题。摄影的标题为《天堂里的外国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把美国看成了一个天堂,却很难称其为家?”
在谭珍玲的镜头中(眼中),与她一样具有黄皮肤、黑眼睛特征的这些人,生活在美国的环境中,居所外观是美国式的,(谭珍玲没有忘了拍下那些所谓美式房屋的粗陋),但是房间内的摆设却是中国式的。这些生活场景在很多中国家庭中都十分熟悉,杂物横陈,凌乱无章。最精彩的是,姨妈那包着锡箔的灶台,将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的物质观放在了创建人类消费主义时代的美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的特征,在一个完全颠覆它的美国环境中刺目地呈现了。那个带有幽闭恐惧气氛的室内空间本身,也构成了某种疏离的隐喻。
社区里的少年们在球场打球,球场的另一侧建起华人常来祈福的道观 |
这些在美国被称为“美籍华人”,在中国被称为“华裔美国人”的一群人,为了心目中的天堂,最终登陆这块土地并在此繁衍。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却一直固守自己的文化。谭珍玲说:“一代代像我一样在美国出生的移民子孙们,也同样常常被一种复杂的新旧混杂情感所缠绕。”到底是谁叫“老外”?她希望用影像来探索华裔美国人家里那些矛盾而又复杂的身份象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谭珍玲用照相机来缓解自己内心的纠结,因为这现象并非是一个80后出生的她所刚刚感到的,它已经存在了百年以上。19世纪中叶美国西部大开发时,以“赊单工”身份被骗至美国的那30多万中国人,除了被折磨死的几万人,活着的几乎就都留在了美国。美国各地现在都有的China Town(“中国城”)就是这一历史最重要的痕迹。
在布鲁克林常见的连排别墅里
China Town似乎一直在企图证明一个道理:某些文化一旦出走母体,孤悬异域,因为它缺少文化生命最重要的生存条件土壤,其自身的成长活力基本就停止了。同时,文化一旦离开母体,其状态往往保持在离开那一刻,而且能够保存得相对纯粹。这样就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海外的中国文化反而更为原生态,尚能够保留许多传统的特点,而其母体文化早就改弦更张了。
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移民的归化仅限于法律,而不是文化意义。很大程度上,这里的人口,就是由“老外”和“老外”的后代所构成。这里没有一个范本化的主流生活方式。19世纪的华工到达美国后,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固有的血缘和乡情纽带,而没有经历过类似黑人奴工的社会原子化过程。一个生于美国的新一代ABC(American Born Chinese,生于美国的中国人),所展示的日常的奇观与冲突,是否仍然来自一个“借来的视角”?其想象中的目标观众究竟是哪些人?事实上,华裔社会远非一个同质化的整体,而是充满了种种差异。
祖父刚刚吃完简单的午饭
比如“老外”这一称谓本身,更多为中国大陆背景的移民使用,并与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对于白种外籍人士的刻板记忆有关。反之,那些曾经构成中国城主体的粤语人群,则更多使用“鬼佬”“老番”之类的称谓。而对于其他少数族裔,他们另有一些“黑鬼”(并无明显恶意)、“老墨”(通常泛指拉美裔,不仅限于墨西哥人)这样的说法。不过一切的改变都来自资本经济这个驱动力,在它没出现之前,这个世界相对是安宁的起码没有这么多漂泊,不会产生这么多“老外”问题,此点是我们在解读谭珍玲摄影时所不能忘记的。
摄影师简介
谭珍玲,1986年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本松贺斯特,现居住在纽约。父母于20世纪70年代从中国广东移民到美国纽约,曾做过卡车运输、车衣厂等蓝领工作。谭的作品曾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展出,首次在中国参展于平遥国际摄影节。《天堂里的外国人》为2010“色影无忌”年度影像奖参赛作品,谭珍玲获该年度十大新锐摄影师奖。
摄影师自述
这个系列是关于我们这个华裔美国人家里满屋子华洋杂陈的东西。我开始着手这个系列,是从拍摄一张我们家厨房炉架上的一个铁罐开始的。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陈设对那些非华裔人家来说是多么异样。当我面对这张放大了的静照,我感受到了这样的陈设与我的美国人身份的格格不入。
于是,我不断地用我的相机去探索我祖父母生活的这个美国土地和他们中国传统情结之间的关系。从这些混合的视觉语言里,中国文化的符号象征,创造了一个假象,使“家”成为一个似乎胶着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地盘。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1年第8期 出版日期2011年0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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