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唐志斋及张钫与邙山
11月15日,在洛阳参加了一个摄影的讲座。热情的东道主在我讲完之后,为我安排参观洛阳。只有下午的几个小时,主人细心地说,给你安排参观一个你应该喜欢的有文化的地方。于是,我在他们的陪同下,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洛阳郊区的新安县铁门镇一个叫“千唐志斋”的院落。孤陋寡闻的我,真的不知“千唐志斋”为何方圣迹,懵懵懂懂跟进。但一经走进,惊呼太棒了。关于”千唐志斋“,我就不再班门弄斧地介绍了,下面是百度百科上的介绍——
“千唐志斋位于洛阳新安县铁门镇西北隅,是辛亥革命元老、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张钫先生所建,是中国唯一的墓志铭博物馆。张钫先生酷爱金石字画,并广泛征集,在故宅花园“蛰庐”内建斋收藏,由王广庆命名、章炳麟题额为“千唐志斋”。斋中镶嵌墓志、碑碣1419件,其中唐代墓志1191件。内容涉及皇亲国戚、相国太尉、郡王太守、尉丞参曹,以至处士墨客、佛僧道士、宫娥彩女等各阶层人物,为研究唐代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有证史、补史、纠史的作用,被史学界称为“石刻唐书”。1997年晋升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一现在看来朴素的院落(当时未必),给了我太多的惊喜。可惜的是,我想多拍些照片留住记忆之时,忽然自己的相机没电了。结果就是以下的几张,聊胜于无吧。
走进“千唐志斋”的院落,首先见到的就是张钫先生在”蛰庐”院内的石屋书斋“听香读画之室”。书屋两侧的窗楣上分别是两块对仗的楹联“谁非过客,花是主人”,书屋主人的性格和才情因此跃然而出。
这就是书斋之后的“千唐志斋”,是一座这是一座包括一走廊、三天井、十五孔拱式砖窑的建筑,也是一个墓志石刻的博物馆,存有墓志石一千五百余件,其中唐志1185件。
张钫先生把墓志石全都镶嵌在这座建筑的墙上,既可欣赏,有又可避风遮雨,有效地保护文物。这在当时算是最好的保存条件了。
这些墓志石上面都是人们几十年来拓印留下的墨色。现在据说国家文物局已经禁止在古迹上拓印,但是我觉此禁令值得商榷。因为这些墨色可能会形成一层保护石头的遮盖物,防止风化。我看到许多没有墨色的石刻反而风化严重。
这些古石刻上的书法精妙,很值得欣赏。不过我觉得那里面的内容应该更有意思。因为时间太紧,根本无法仔细观看,所以希望能够在博物馆的小卖部里买到有关研究这些石刻内容的书。但结果令我大失所望,那里只有两本关于书法赏析的书。我买了一本,好在在分析书法之时连带谈到一些文化内容。
回来后,在网上发现一些内容,非常有意思。如下——
千唐志斋所藏唐志上起武德、贞观,历盛唐、中唐以迄晚唐,其中包括武则天的改元、安禄山的僭号,无不尽备。志主身份有位极人臣的相国太尉,封疆裂土的皇帝贵戚,雄踞一方的藩镇大吏,职司守土的刺史太守,官卑职微的尉墨参曹;也有悠游园林的处士名流,昧悟参禅的寺观洞主,以及被深锁内宫、凄凉一生、死而不知姓名、籍贯的宫娥彩女。这些墓志记载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社会活动,故又可作一部石刻唐书看待,这些文字为我们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情况,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珍贵资料,起着证史、纠史、补史的重要作用。
说千唐志斋是一部石刻唐书,是这些志石上记载了唐代三百年间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大量史实,这些史实的详细情况已被历史的风烟所湮没,仅有的史籍仅述其大概,对于历史的记述,史书是竖向的,粗略的,而墓志铭对这些事实的记述则是横向的、详细的。这些唐人穿越千余年时光的隧道,再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如见其人,如临其境,与我们智慧的祖先对话,使我们以史为鉴,感悟过去,启迪未来。所以说,千唐志斋又是一部百科全书,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看一下对唐代农民起义的记述,这方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崔玄籍墓志记载了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睦州(今浙江建德)女英雄陈硕真为首的反对酷吏、豪强压迫的农民起义;这方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裴镐墓志则记载了当年在永嘉郡(今浙江温州)发生的”海盗”起义事件;这方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嗣曹王李皋墓志与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陈皆墓志都记载了他们参与镇压袁晁起义的情况,这些记载都为史籍提供了难得的佐证,对我们了解唐中期以后农民起义活动的范围、规模以及被镇压的情况大有裨助。在五号室崔玄籍墓志左上方的这方墓志主人为高玄,高玄为辽东三韩人(即南韩人),其祖父曾为平壤刺史,后其随泉南生来唐,并入仕,卒葬洛阳北邙,这方墓志对于了解唐代的外交及用人制度非常有趣,各位不妨仔细一看。
从这些藏志中,还可以看到唐代官府对盐、茶、酒实行专卖和均田制日益解体的情况。如位于八号室的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孙公义墓志中,记载了会昌年间睦州一带经济萧条、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的景象,以及孙公义针对时弊、力倡农耕、推行新税制,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当地农业发展的措施。另外,位于三号室的圣历二年(公元699年)的王德表墓志、位于五号室的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裴同墓志、位于三号室的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和守阳墓志、位于三号天井的锦州刺史赵洁墓志都分别记述了唐王朝与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同地方政权之间存在的矛盾与纠纷,也记载了大量彼此友好往来的事实。再如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张尊师墓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侯敬忠墓志中还可以看到唐代佛、道两教广泛流行及彼此相此消长的斗争情况。如果读者有心了解唐代士族门阀势力的兴衰,姓氏的渊源、地名的变更、以及自然、交通的情况,也不难从这些墓志中略窥端倪。综上所述,千唐志斋藏志对我们了解有唐一代三百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均有其重要的价值。
对书法有兴趣的朋友从这些琳琅满目的志石上可以尽情享受唐人精美的书法艺术给我们带来的美感,由此更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但是,由于历史的久远和时光的流逝,有许多美好的艺术不复再现了,后人对这些流逝的东西不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比如书法艺术,我们仅仅只能看到大部分大家佳构,但许多发展过程中的东西看不到了。今天,这些唐代墓志铭的书法艺术使我们耳目一新,”一将功成万骨枯”,每一种传之后世的书法艺术都是集前人之大成者,这里展示的书法艺术使我们看到了唐代书艺演变之全过程,她不仅可
以打破许多人们对唐代书法的认知习惯,还可以提出许多新的命题,让我们来认识唐人书法、唐代文化。此外,在专贮书法绘画石刻的第十五号窑洞内,还可以见到宋米芾所书对联,明清之际神笔王铎所书的大幅中轴,清代王弘撰、刘墉、陈鸿寿、邵瑛、韩东篱等人所书的屏扇、对联,以及近人章炳麟、李根源、靳志、戴传贤所书的对联、单条石刻等。在十一号窑室内还嵌有明代董其昌所书《典论论文》长卷,还有由蒋中正撰文、贺耀组隶书和国民党众多高级官员和社会贤达具名为张钫母亲庆祝七十寿辰的长篇寿序石刻。其他如元赵孟书丹的宣武将军珊竹公神道碑等也弥足珍贵。
关于张钫先生,网上介绍如下——
张钫字伯英,号友石主人,洛阳新安县铁门镇人。出生于清代末年的光绪十二年(1886年)。因父亲在陕西担任州县官吏,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迁陕西。自幼聪颖顽劣,塾师斥之为朽木不可雕。驳曰:雕朽木者,庸匠也。痛感国势日衰,随弃文就武。
1904年入陕西陆军小学,清末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兵科。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8月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新军张凤翔部任职,任陕西新军混成协炮队排长,旋升为队官(连长),与新军中同盟会骨干钱鼎、党自新等人在西安创建军事研究社。此间,张与井勿幕、钱鼎等联络哥老会力量,是新军中革命党人的主要领导者。
宣统二年(1910)六月初三,与井勿幕、钱鼎等和哥老会首领在西安大慈恩寺歃血结盟,共同反清。
1911年夏的四川保路运动给陕西革命党人以极大鼓舞,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入陕西,在西安的同盟会员联合新军、哥老会准备10月29日起义。因形势突变,张与钱鼎等又商定于10月22日提前举行起义,请张凤翙任西安起义的总指挥。
10月22日上午,张率少数起义军混入旗人群中潜入禁城,点燃火药库,造成混战局面。在混战中,一面尽杀清室贵族,一面示意张凤翔部攻人禁城,获得起事成功,10月27日,秦陇复汉军政府成立,张负责军令府。
不久,秦陇复汉军副大统领钱鼎在渭南遇难,军政府任命张为秦陇复汉军东路征讨大都督,经过整顿,补充兵源,增加编制,率部在潼关一带与清军激战。在与清军相比兵力悬殊、武器装备又很差的情况下,潼关三失三得,张竭尽全力,率部保卫了陕西的东大门,成为陕西辛亥革命的著名将领。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建立后,张任陕军第二镇统制,11月,所部改编为陕西陆军第二师,任师长。1914年6月,出任陕南镇守使。
”二次革命”及后来北京政府派兵”围剿”白朗起义时,张奉命入四川及陕南征剿,持消极态度,为袁世凯所忌,1915年去兵权,调北京任将军府参军。
护国战争中,他派人与于右任、陈其美联络反袁,孙中山委其为中华革命军陕豫联军总司令。他策动陈树藩、刘镇华起兵讨袁,又以筹办河南民团为名回豫组织讨袁军。因刘镇华告密,张被拘押北京。及至蔡锷的护国军讨袁成功,袁世凯垮台,张钫才被释放。
1917年张勋复辟时,总统黎元洪电令各省出兵讨伐。张出任陕西讨逆军第一支队司令,设司令部于潼关。张勋复辟很快失败,张撤销司令部返回西安。嗣因遭陈树藩打击、猜忌而离开陕西,居留天津、北京。
1918年孙中山发动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时,张钫应胡景翼、曹世英等人之邀请回陕,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等组织靖国军,8月中旬到三原,被推举为任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率军反抗北洋军阀及其在陕西代理人的专制统治。
在陕西靖国军面临解体的1921年秋,张因父亲逝世,返回河南新安服丧。在家乡期间,他支持当地文化教育事业,创办张钫铁门小学,资助新安县成立了续修县志局,又与友人王广庆创办陕县观音堂民生煤矿公司,开采观音堂煤矿,发展地方经济。
1924年2月,被北京政府任为”略威将军”。
1923年6月,康有为应吴佩孚之邀至洛阳游览,吴佩孚请张作陪。
1924年冬至1925年春,刘镇华反对胡景翼督豫,矛盾尖锐。张与胡、刘均有交谊,遂应二人之邀,奔走调停,但未奏效。胡(景翼)、憨(玉琨)战争爆发,张又赴前线调处,几乎罹难。
1925年,应于右任之约,去北京协助冯玉祥同广东国民政府合作。
直鲁联军进入北京后,搜捕国民党人,张返豫筹划策应北伐军。1927年春,应于右任、冯玉祥邀请抵陕参与策应北伐事宜。同年5月,随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到达河南。
1928年秋,南京政府任张钫为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兼省赈务委员会主席。他据河南实际状况,提出整治河道、兴修水利,设立了水利局,又多方筹措经费,创办了水利工程专门学校,培养水利人才。
蒋冯战争时期他参与了策反韩复榘的活动,自此与西北军分道扬镳。
中原大战时蒋冯双方正面打成僵持状态,西北军的大刀队和骑兵师给蒋军以很大威胁。面对枪炮打不过的西北军,蒋介石采用银弹、肉弹齐上的方针。张钫奉命以河南省政府主席、讨逆军第二十路总指挥的身份瓦解冯玉祥的部队,刚到孙殿英的部队就被冯知晓。冯发电要孙把张钫就地枪决,蒋得知给孙电报,要10万大洋赎回张钫。冯再电,给20万速速枪决张钫。两边抬价,张钫的脑袋迅速涨到60万,终究蒋介石钱多,保住了张钫,而张钫在冯军中呼风唤雨,大展手段,拉拢了吉鸿昌、万选才、刘镇华各路十万人马投蒋,冯玉祥一败涂地。张钫的二十路军一度膨胀到8个师之众。
1930年8月,蒋介石发表刘峙为河南省主席,张钫为河南省民政厅厅长,原因是张钫所部皆是新抚绿林、刀客之类,难以服众。张钫把所部改编为陆军75、76师共6个旅,把这些绿林豪客教育成国家的武装,他因此被人戏称为中原老贼头。
1932年曾经率部5万驻防潢川参加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围剿”,先后任河南全省清乡督办、鄂豫皖三省”剿匪”军中路军第一纵队指挥官、豫南特别区抚绥委员会委员长。
1933年驻军洛阳,委派专人搜购唐代墓志等石刻千余块,于1935年在祖居铁门镇建成石刻陈列室,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做出了贡献。这一时期,张钫还购买”万有文库”、”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书籍及一批儿童读物,捐赠新安、洛阳、南阳等地,设立公共图书馆。
1934年奉命率部到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任赣粤闽湘鄂”剿共”军预备军副司令。1934年冬,任国民党第七绥靖区司令官,驻兵江西。1935年11月,在国民党五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37年抗战爆发,任第十二军团军团长,后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所部被分割使用,成为一个空架子。
同年10月,顾祝同在苏州要他回河南任第一战区预备军总司令,组建十个师的中原健儿,经费不成问题,他回河南后处处碰壁,才知道这是解除他兵权的花招,他失望、愤懑,整天吸鸦片,嫖妓女无所事事。
然而,就在此时,他与中共领导的鄂豫边区游击队代表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问题坦诚谈判,并资助游击队军服1000套、银洋3000元。
1938年日军进攻武汉,他由鸡公山移居西安。这以后他倡办麟凤煤矿公司、勉县民生煤矿公司,又创办西北中学,致力于兴办教育与实业开发。
日军侵占河南后,大批难民逃往陕西。张以河南同乡会会长身份,利用他与陕西政界友人的关系,救济和安置了大批难民,又解决难民子女及河南大学迁到西安的师生的吃住问题,被河南难民誉为”老乡长”。
1938年2月,任军事参议院副议长。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春,任国民政府顾问。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1948年10月,任徐州”剿共”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49年夏去台湾,被任命为豫陕鄂边区绥靖主任,8月底经广州到成都。
此时,张钫环顾时局国民党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忧郁彷徨之后毅然决定弃暗投明。同年12月,策动并参加了国民党第二十兵团陈克非部在四川郫县起义。张钫的这一壮举,对和平解放四川、保全成都市人民的生命财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成都解放后,张应贺龙邀请,移住成都。
1951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张到北京,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1956年,参加全国人大和政协视察小组赴河南参观。晚年响应周恩来关于撰写文史资料的号召,从1960年起,写出约30万字的回忆录,记述了从清朝末年到1949年起义几十年间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珍贵史料。
1966年5月病逝于北京,享年81岁。其回忆录辑为《风雨漫漫四十年》,于1986年出版。
张钫一生戎马,后来又做了大官,但是他很少摆官架子,且轻财好义,所到之处对父老乡亲多平易近人。遇有贫苦,慷慨解囊;见到争执,即予调解。回归故里,不骑马,不坐车,见到乡亲,必先问侯。对无力求学者,给予资助。新安张志平等多人留学日本,都靠张钫供给。新安县铁门镇小学为张钫创办,县、镇两家图书馆各藏《万有文库》一部,也为张钫捐赠。
离开“千唐志斋”,在回去的路上,主人告诉我们走的路就是张钫先生收集墓志的邙山,但是两侧都是障碍物,根本看不出这块俯瞰整个洛阳的高地。据说邙山东西绵延百余公里,土厚水低,宜于殡葬,所以历代达官贵人,富户巨贾,皆迷信邙山为风水宝地,甚至远在江南塞北的人,临终还嘱其后人,不远千里,还葬北邙。所以民间流传有“生于苏杭,葬于北邙”之说。看着喧嚣的公路和拥塞的车流,我在想,何时再能来洛阳,行走邙山,吹吹古风,闻闻地气,体验“河洛”的根脉?
神农架一瞥
秋高气爽的神农架风景垭
荒凉的风景垭现在已经设施完备,游人如织了。
风景垭上的施工工人。曾经自然野趣的风景垭终于人工化了。
神农顶上的板壁岩,传说中野人出没的地方。
板壁岩已经是一个山顶公园,里面甬道曲回,只能看远处了。
板壁岩是高山草甸和冷杉林交错的景观。
在板壁岩里游荡,想象自己是野人,这种环境过日子是非常艰辛的。
板壁岩后面阴坡的树林,稍稍有点原始的味道。
树林里多出丛生的箭竹,是熊猫最爱吃的食物,据说野人也好这一口。我曾经在夏季去时尝过,鲜嫩多汁,非常爽口,现在秋天则是味同嚼柴。
下山时去野猴岭,经确认这是唯一一块没有动过的原始森林,面积很小,估计也就几十亩的样子。神农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到八十年代人们剃头般的伐树,整个就是一场生态灾难。
自己在神农架留个印儿。
我们征服(游览)了神农架。
人民摄影报关于影像收藏市场对鲍昆的采访
1 目前摄影市场上大量出现的人为炒作老照片的现象,您的看法如何?
鲍昆:我注意到了你说的现象。从根本上说,炒作在市场上属于正常现象,有市场就一定有炒作,是避免不了的现象。但是对炒作却又必须抵制,因为炒作带有一定欺诈的性质,是强势对弱势的不公平行为。不过炒作在个别的特殊时期有时也具有一定积极的作用,比如对良性的新生事物的炒作,可以加速它的发展。所以在摄影拍卖市场刚刚兴起的时候,它具有一定积极的意义。那时市场处于刚刚开始摸索的阶段,一些行为可以促进市场的培育与发展。前几年对老照片的炒作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因为那时刚刚建立的摄影影像市场许多规律还处于摸索阶段,非常混乱,一些拍卖公司急于牟利,把一些根本没经过时间检验的所谓”当代艺术”影像组织拍卖,显然是极不合理的行为。
我们知道,艺术品收藏市场是有一级和二级之分的。一级指的是销售新商品的画廊和相应的机构;二级指的是拍卖公司。这两个层级正好组成一个艺术品市场流通的科学流程,即艺术品首先进入到一级市场销售,在售罄形成稀缺性的时候,这些艺术品才会进入到二级市场,进入销售的高级阶段,当然那时价格是比较高的了。但是在我们的影像收藏市场刚刚起步的时候,一些拍卖行因为没有商品资源,就直接组织一些艺术家的作品拍卖,等于在做一级市场应该做的事,于是很多都没有经过一级市场培育和检验的作品就直接进入拍卖行进行交易,市场就乱了。它违反了拍卖市场对作品”稀有度”的要求。我们极力反对二级市场做一级市场应该做的工作,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现象,是一种破坏性的行为,会把市场的秩序搞乱。针对那种情况,我们提倡老照片的拍卖,因为老照片才是二级市场真正的拍卖资源,它的稀缺性和历史性具有极高的价值。提倡,甚至一定程度的炒作,就成了那时一个具有合理性的举措,因为希望把乱来的市场拉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目前,因为老照片几次不俗的市场表现,造成一些人开始恶炒,这也是应该叫停的。老照片是一种极具历史文化性的商品,是需要认真辨识和考证的。不是所有的老照片都特别值钱,真正值得和具有收藏价值的老照片并不是特别多。摄影本身就是一个复制性的技术,所以一些老照片在民间的存量是比较大的,比如抗日战争的老照片。最近因为老照片的市场表现,许多有心的人就大量到国外市场上收购中国内容的老照片。所以建议对老照片感兴趣的人,在购买时要慎重考虑这一现象的后果。
二级市场的炒作也对国内一级市场(摄影画廊)的发展产生影响,在拍卖市场上价格的迅速飙升,有过头的倾向,价格背离价值,而且中国没有收藏家,多数以投机为主要目的,从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拍卖中的炒作现象。
2 目前,国内的摄影画廊主要在推广当代观念摄影,而拍卖行出现的多是老照片和纪实类影像,您认为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鲍昆:这与一、二级两个市场面对的买家不同有关。
中国的画廊是随着前几年西方人狂炒当代艺术而快速出现的新事物,而不是一个有着历史传统的行业。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画廊从一开始就是经营符合西方人趣味的带有”时尚”特征的当代艺术作品。于是这些年来,它在经营理念和范围方面已经形成了相应风格和机制,也培养了一定的客户群。这个客户群对于当代艺术比较熟悉,有些是在金融危机之前跟着炒作当代艺术获利的;有些是对当代艺术真有兴趣,并相信它具有未来市场前景的。这些人自然会对具有当代艺术特征的观念摄影产生兴趣。还有,这个客户群带有国际化特点,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知识欠缺,这也会决定他们的趣味走向。
而在二级收藏市场中关注摄影的和他们不是一种人。二级市场中的很多影像收藏家都是从过去收藏古玩、古代艺术品中转到摄影领域的。他们是比较资深的收藏人士,相对来说有很深的市场经验。他们收藏的趣味与倾向就是求”老”、求”少”,注重稀缺性。他们才不会购买那些还活着的艺术家们随时都在创作的”当代艺术品”。他们知道收藏品是需要年份的,起码是经过”历史”肯定的。前几年,一些拍卖公司看到当代艺术市场的高价位现象,于是也在影像拍卖中组织一些具有当代艺术特征的所谓”观念摄影作品”,结果都是铩羽而归赔本赚吆喝,就说明了二级影像市场上客户的独特性。
再有对当代影像艺术作品的评价国际上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领域,这也是一些资深的藏家不愿意收藏此类作品的原因之一。
3 从拍卖市场上看,摄影作品的版数存在这样的现象:安塞尔·亚当斯等摄影家的作品都有好几百版,而解海龙等当代摄影家的作品在30左右,而更新的当代观念作品大都在10以下。这样的版数是如何确定的?它与价格的确定有哪些关系?
鲍昆:版数与价格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多,价格就低;少,价格就高,这是价值规律的要求。
亚当斯那一代摄影家是没有限数的规范的。以他为例,他从没有进行限量控制,但有签字。他作品中的序号都是给博物馆、美术馆成套作品的套内作品编号,而不是版次序号。但是亚当斯的作品因为有比较清楚的捐赠目录,所以他成组的作品实际上是有数的。另外,他还有很多他赠送给公益事业基金会代理销售的签字作品,所以他的作品数量非常大。他是摄影作品市场化上过渡型的人物。
解海龙等人的作品非常受人欢迎,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量,而且价格属于不高的正常价位,所以限定了30版。
至于当代观念摄影,因为有曾经泡沫高价的惯性,所以一直有一个高价位的”潜规则”,画廊和作者出于综合平衡的市场考虑,大都采取少版次的策略。他们签得少,售卖周期才能短,才能周转快和吸引眼球,才能定较高的价位。到底限多少的数量,是画廊平衡艺术家影响力、艺术水平等各方面情况的综合决定。
这并不是当代艺术与纪实摄影在水平上谁高谁低的问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市场行为。
4 以您的观察,目前在摄影收藏界是否存在能够按照系统的摄影类别、主题或材质来进行收藏或具有这样收藏计划的收藏家?
鲍昆:国内我目前没有发现能够形成大规模的。这两年有一位闫树军先生专门收藏天安门影像,有些规模。但他的收藏属于影像收藏而不是照片收藏,因为包括一些印刷品。台湾的秦风先生专门收藏民国影像,就算属于大规模的。海外也有一些华人收藏银版照片,但规模不能说很大。这些说的都算是系统性收藏。北京还有一位收藏老照片数量很大的赵庆伟先生,多,但芜杂,不能说系统。估计类似赵先生这样的藏家北京还有一些,只是比较低调。
其实,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都不具备系统收藏的可能性,可以说现在收藏的条件和规则都不太存在,尤其是在艺术摄影作品方面。比如艺术摄影家创作了一件作品,他会马上到处参加展览宣扬和网络展示,成为一种流行传播的信息,公众可以很容易欣赏到。在没有印刷和网络传播的时代,艺术品鲜少在公众中大规模传播的机会,那时收藏的意义和今天就有很大的不同。那时收藏家是真的在收藏艺术和研究艺术与艺术家,因为这些目的只有在面对原作时才能达到。从有了印刷以后,艺术品可以复制了,艺术形象内容可以脱离”母体”而进入公众化的载体流行了,人们研究欣赏也就没必要面对原作了。于是今天的收藏与彼时的收藏就完全不太一样了,成为越来越市场性的行为,甚至是单纯的投机性行为。这种行为渐渐背离了文化诉求,炒作情况较多,也使得收藏界很难进行专题类收藏。
目前具有专题类收藏这一特性的只有老照片品类。它仍然具有稀有性,具有很多文化和历史价值,找到珍贵的老照片仍然能让人激动无比。
5 有人说,目前摄影收藏家的群体发展,也受制于中国摄影理论和摄影史的梳理,对于这种说法您怎么看?
鲍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中国一直有相应的摄影史书籍和数量众多的研究文章,能够成为体系性结构,至于是否细致则是一个无需争论的话题,因为历史研究永远是没有穷尽的,但结构是在那的。那些随意抱怨没有历史的人很多都是因为不读书,你不看书不了解,当然会感觉没有历史,所以会产生这样可笑的说法。不过目前摄影史的书籍著作主要是对摄影艺术和其代表的文化史的分析,不是市场需要的那种针对收藏市场的、以摄影作为商品研究的工具书、手册,比如某一类型的作品在市场的价格走向、某一位摄影师与市场有关的个案分析等书籍。这不能说明和代表中国摄影理论与摄影史的建构出现缺失,而且对摄影作品收藏的价值定位,最终也还是从学术角度出发的,不过是加上了市场表现这一维度而已。
至于说对基于市场的成系统的对摄影作品定价标准的理论,现在确实还缺乏,比如作品的美学价值、文化价值、材料工艺特性研究等。但这也只是说没有集成性的理论书籍,相关的知识其实早就存在了。可喜的是,去年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张匡匡先生的一本关于摄影作品收藏的手册性书籍《摄影收藏入门指南》,已经在这方面推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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