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八十年代中国摄影提名展”研讨会速记稿(一)
姜健发言
姜健(摄影家、策展人、大河画廊艺术总监):今天非常地激动,在八十年代这样的一个背景氛围下,来了这么多的八十年代的影友,来了这么多年轻的摄影家,来了这么多媒体的朋友。我们做这个八十年代,其实是有一个想法,改革开放之后这十年非常地重要。摄影在八十年代是一个觉醒的年代,是一个萌动的年代,那么摄影在八十年代之前,应该是一个大一统的摄影的天下,也就是说是一种工具,是一种一个声音的摄影的道路。那个时候摄影没有一个自由的观看,没有一个个体的表述。那么八十年代之后,在改革开放之后,有很多的摄影家就是有了自己自由的观看。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三十位摄影家,其实就是一个代表,当然我们其实并没有涵盖八十年代。因为大家看了这么大的一个厂房,三百多幅照片,依然是非常拥挤,而且我们都知道每一位摄影家的作品,其实那个时候的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我们不可能用一个这样的形式来完全地涵盖。所以今天的研讨,其实我们就是想请各位艺术家和没有被邀请的一些朋友都可以自由地发言,来共同地探讨八十年代。
这次活动是由大河画廊发起的,我们的意思也是想在摄影界做一些关于学术,关于摄影本质的一些探讨和研究。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摄影艺术的发展,我们应该做一些工作。那么,作为我自己来讲,我也是一位摄影师,我在八十年代也在拍照片,但其实我在八十年代拍照片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比如说我在85拍的场景,其实是我在最早的时候,七十年代的时候随父亲在农村生活的那两年经历的一个回顾,或者是一种记忆。并没有想到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但是一拍拍了八年,在93年的时候才发表。因此这个作品在八十年代并没有曝光度。
今年广州摄影双年展李振盛捡的那些垃圾里边就有我的那个《场景》,而且做了展示,说明什么?那个时候我真投过稿,但是都没有被采用。就说明这种影像在那个时候是不被确认的。就是说你个人的这种表述,只是讲了你自己的事情,可能就是你懂人家没有懂。那么在那个时候的媒体很少,可发表的机会也很少。因此,它必然是这样一个下场。
但是这部作品,我觉得它重要的是它是在说自己的话,讲自己的事,真正是属于自己的心声。因此,在八年之后发表的时候,我才回过头来感觉到摄影的这种个人的记忆,其实只有变成公众记忆才有价值、才有意义。但是它的初衷一定是跟个人有关系,跟你内心深处的感情有关系,跟你的生活有关系。所以,后来的作品,就是说一直持续这样的一个系列的态势,我后来拍的《主人》也是用了八年的时间。但是所有这些后来的语言方式,我觉得跟八十年代那个时候自己的语言态势的形成是有关系的。因此,八十年代也造就了很多艺术家,使很多人有了这种自由发展的机会,在九十年代,我们才可能有九十年代这种成熟的影像。
我先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鲍昆发言
杨小彦:姜健描述了一个史实。我是鲍昆网博客的粉丝,你的博客文章我基本上都看,包括很多留言,我觉得鲍昆在博客的言论非常有影响力。其实八十年代我也是通过李媚认识鲍昆,认识北京的一些摄影家,八十年代鲍昆不仅是重要的见证者还是实践者,我也看到了你们编的《中国摄影五十年》,里面也反应了八十年代的摄影作品。你来讲一讲。
鲍昆(著名摄影评论家):谢谢杨小彦。我想说的是这样,当然大家这两年随着历史进入今天,中国全面地现代化,现代化以后突然大家又有闲心,在回顾自己的历史。所以我们看从这些年,尤其是最近四、五年,艺术界全面都在回顾自己的精神立场。这样就是纷纷地,包括知识思想界出来查建英做了一本《八十年代》这本书,最近北岛和李陀又编了《七十年代》这本书。大家为什么回顾历史?其实和我们的历史有关系,我们看历史真正的目的是要寻找我们今天为什么这样的答案,和我们需要在历史中找到一些经验。这个经验对我们未来,我们国家、民族、社会整体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从这一点,我们社会有一种不是像小资所理解的那种”怀旧情绪”,那是一个很扯淡的说法。作为我们应该严肃地从文化角度,回顾我们自己这几十年所走过的道路,因为这几十年,我们从一个农业社会,突然现在变成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工业制造国。从一个物质匮乏的,生活上极度贫困的社会,进入到现在这种物质充分泛滥,消费主义的社会。我们现在也存在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当然最严重的问题,我们从非常均贫富的社会进入到现在严重的两极分化的社会和权力滥用的腐败的社会。所以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从历史中去寻找答案。但是,在这场回顾历史的过程中,任何善良的愿望,也经常会添加其它的佐料。尤其在艺术品市场化的过程中,大家都希望自己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从而提高自己的身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既然要回顾历史,那么一定就会形成一个结果,最后你所有的话语,它会形成一个历史的文本。这个文本,它会进入整个历史的叙事。但是这个叙事,我们今天每个人严肃的责任,就是我们是否能够给我们的未来,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个严肃的、清楚的历史。
我想,这是应该我们所有人在进行历史反思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底线。那么对于八十年代,到底怎么理解?现在很多人顺口就说的八十年代、七十年代,绝大部分人认为历史这个年代的限定是按历史编年的自然顺序。
1970年-1980年叫七十年代;1980年-1990年叫八十年代;1990年-2000年是九十年代。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众的说法,是一个非常不严谨的说法。对于年代的划分,很重要的一点是从文化思想史来划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年代划分方法。如果从这个方法上看,七十年代应该是1966年-1976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十年的时间,我们民族的社会、文化、精神它是完全同质性的一个时期。
八十年代恰恰应该是从1976年-1989年。这才是应该叫”八十年代”。因为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社会无论从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到我们的文学艺术,它是一个明确的阶段。1989年”六•四”开枪以后,中国的历史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它是完全不同的。至于再往后,2000年以后怎么划分?我想可能我们现在还不太明白,可能需要更多的关心历史的人,关心自己命运的人,再去认真地思考。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觉得我们在座的人,应该说坐在前排的这些人,我们都经历了两个重要的时代,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是一个苦难的年代,所以前不久我在尤伦斯的一次会议上,下面有很多90后的小孩,他们在看到《七十年代》那本书以后,居然说你们真棒,你们都是一些思想英雄,你们那个年代多好,还能有那么虔诚的机会去读书,去探讨思想,我当时一听就急了。我说:”请你不要把一个严肃的话题大众化。”我说:”七十年代在你90后看来,你觉得是充满诗意、浪漫的年代,对不起不是这样的。”严肃地告诉你我的回答,七十年代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苦难的年代,因为我们所有个人的人性,都被集权蹂躏,你们所看到你们今天认为浪漫的行为,实际上是我们在极端的被压抑下的一种无奈的寻找自己精神安慰,寻找自己快乐的没办法的行为。但是同样,我们这些人都经历过八十年代。现在大家都把八十年代定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启蒙的,激动人心的年代。但是我觉得同样也把它浪漫化了,而且也把它崇高化了。
其实八十年代是个什么年代呢?我们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刚才小彦也说创造者。如果说回到中国摄影界,我可以不客气地说,一九八0年代的中国的前卫摄影、先锋摄影,我和李媚我们共同创造了很多。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很多历史就是我们创造的。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亲历者,实际上我们更知道那个年代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我们现在也不要把八十年代崇高化,其实八十年代,我觉得我们像什么呢?我们就像一群懵懂的孩子,突然眼前给你了一片非常明亮的草地,我们想进去,实际上进去怎么玩,我们根本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们。怎么办?但是也得玩,这个玩能把听来的,看到的一切东西都放大化,使劲地玩。
比如人家说这个游戏走三步就可以了,我们一定要走五步。这五步中,可能后两步完全是错误的,但它是非常刺激的,非常充满冒险行为的一次快乐。我觉得我们当时实际上是在模仿,在从过去的一种东西,利用过去的一些思想资源,做过度的阐释和发挥。我们其实是这样的,所以大家看墙上这些照片,这些作品,你们千万不要认为说:”你真棒,你们那个时候就拍出这样的照片。”其实我们好多东西并不太懂,我们就是看外国画报,非常可怜的有限的那些视觉外域资源。我们去学习,去模仿。像模像样地去组织自己的展览,甚至在1982年”四月影会”停办以后,接去四月影会香火的是我和凌飞四个人的展览,当时特别轰动,可悲的是我们不知道群体的概念,根本没有这个词汇,于是就叫”四个人的联展”,1985年以后,所有我们现在的东西,随着境外信息渐渐地畅通,这些东西越来越多了。实际上我们当时很多的创新和各种革命性的尝试,它的思维方式还是在旧意识形态之下的东西。就跟现在有的人说你什么态度,什么立场,你为什么不忏悔?你对文革为什么没有反思?这个我就听着特别反感。为什么?好像你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度上你在声讨别人,你最人道,你最人本,但是你的方式恰恰是最不人道、最不人本的。你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忏悔。忏悔在宗教上是一个个人的行为。当然对余秋雨另说,余秋雨骂他是有道理的,你为什么不忏悔?因为余秋雨他已经不是一个自然人,我觉得他这么多年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所谓公共的知识分子,这个词暂时引用,他成了一个明星,成了某种话语的代表,他是公众人物,这个时候你自己在粉饰”文革”,在为自己乔妆打扮,混淆是非,那是不能让人答应的。同样换另外一个毫不知名的人,如果余杰说你为什么不忏悔?我肯定说你管得着吗?你没有资格,那是人家个人的事情。首先这种问话方式,你的态度恰恰是文革时候的思维。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在八十年代我们苦苦探索的时候,我们没有思想资源,我们所能用的仅有的思想资源,就是1982年以后,知识思想界利用马克思在他的《1840年哲学手稿笔记》中就那么简单的几句话,来过度地去阐释人道主义、人文主义这些东西,说来说去就那些东西。
说到这儿就想起我在《现代摄影》发表了很多文章,上来就谈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以至于像杨恩濮说你是学马克思主义出身的吗?我说我哪是。为什么谈马克思主义?谈马克思主义是你的策略,保护自己,有合法性。但是现在看这些文章,其实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只是一丁点,只是回到了一个人的价值上谈问题。至于西方艺术史怎么回事,我们是不了解的,根本不知道。虽然当时有限的几本西方艺术史书来了,也看了,但说句老实话,真的有点看不懂。为什么看不懂?我看了这么多年书,终于明白,知识,你自己的知识实际上是一个生产过程,他不是说你读了一本书,你就掌握了一个世界,掌握了一套知识体系,不是的。知识的建立需要许多积累,许多阅读,各个维度的角度共同来参与,才能搭建自己的知识结构,还要有你自己直接眼睛看到的身体的经验,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在看这些西方著作的时候,说句老实话,要不就是断章取义,要么就是似是而非,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我想这个情况到了1987、1988以后,越来越好,因为译著慢慢多起来了,最早出国的那群人有的回来,把他们在西方的一些经验直接地告诉我们,但是现在想起来,他们告诉我们的那些经验,也是一个乡巴佬进城看花花世界的那些表面的印象,也不是真正的现在我们理解的西方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八十年代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一群小孩,努力地学习,也谈不上多正确,唯独留下来只是一点可爱的精神,仅此而已。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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