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昆的博客

培育希望
鲍昆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可追溯历史的农业国家。五千多年绝大部分的时间，中国社会的物质生产主要是农耕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复提到的生产方式指的是“特殊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劳动者之间的结合关系，也可以理解为指人们谋取物质资料的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不同的生产方式会产生完全不同文化形态，比如亚洲农耕的生产方式与欧洲古代的游牧生产方式就会带来完全不同的文化。

从大量中原的出土文物和中国古代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文明的种种样貌。秦汉时期墓葬的明器“陶仓”，最能表现出中国古代农耕的生产方式。家庭作为生产单元，饲养牲畜，储存谷物，一幅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图景。在这种自足的基础之上，产生了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农业生产经营的特点，让时间和空间的尺度都受到了规矩，也局限了人与人之间、人与大社会乃至世界的关系。甚至，它也打造了中国人对生产资料器物处理的态度。人们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自己要解决一切的生存问题。每家被规定的“阡陌”空间，就是生存的一切资源。也因此，人们会把有限的土地敲诈干净，但也未必能够解决有时无法控制的、超出土地资料供给能力的家庭人口需求。于是人们会觊觎可耕地之外的公共空间，而且会毫不留情，因为它的多少不会立刻影响作为家庭单位的生存安全。农耕的生产方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年一度的生产循环周期。在单位时间内如何让有限的资源产生最大的效益，是生产者最首要的考虑标准。这些都会深刻影响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并最终形成文化心理。我们必须客观地反思我们文化中的自然观和经济观，很长时间以来，自然只是我们攫取利益的对象，而且其获取的态度是投机性的。农业生产方式资源的有限性，造成我们对物质需求占有的无限性欲望。人们把一切自己能够得到的器物都视为珍贵无比，而且不会轻易放弃。现在我们许多家庭垃圾充斥，就是这种恋物文化的遗存。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会出现最依赖自然恩赐的农民多数时候最不在意自然环境和他们长久生存关系的现象。他随意地砍伐护佑他们水土保持的林木，掠夺性地对待每一个可能对他们现实有益的目标。这确实和游牧民族文化有些不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能够赐予他们幸福生活的恰恰是广大的空间和空间之内自然万物的相对和谐。他们转场放牧的习性让他们放弃对赘物的喜爱，也因此让他们的起居空间简单和干净。农耕文化对自然残暴掠夺的本质性要求，自然会生发出“人定胜天”的狂妄理念，因为在劳动的投入产出关系上，从来都是一分汗水取得一分收获。这一定会形成一种价值观，包括“愚公移山”。由此，我们把此理念放大考察，可以检省出许多中国现代以来那些气吞山河的“伟大壮举”之后的意义。

中国的农业文明延续了五千多年，它是这块土地自然条件所生成出来的产物。任何文明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其内在和外在条件的制约，尤其是在生产力低下的时期。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一定是利用最为便捷的发展途径的结果。阡陌耕种、水利灌溉、人工运河都是中国古代必然产生的结果，甚至在此之上的政治中央极权制度与国家管理体制。这些，在广袤的漠北草原和中亚都不可能出现，甚至欧洲。因为那里绝对不具备允许这些现象存在的条件。在现代以前，每个文明都披上了鲜明的地域地理条件的色彩。无奈的是，在西方兴起机器革命以后，资本主义成为人类社会进化中最强大的文化力量，并迅速依托它生产的钢铁机器、武器开始了它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运动。它“革命”的目标首当其冲的就是农业生产方式的社会。因为在它之前能够创造现成富裕财富的只有农耕社会。资本也只能在有财富的地方才能迅速增值。对资本来说，人与物都是它市场扩大化的最佳土壤。农耕社会密集的人口就是资本和市场最大的优质资源。所以不幸，曾经以农耕生产方式形成超级稳定的中国在十九、二十世纪不可避免地和工业的资本主义相撞了，而且一败涂地。从一百七十年前开始，中国开始了自己农业文明被解体的命运之路。这个过程是痛苦和渐进的，直到最近这几十年，它开始呈现崩溃式的迹象。

在强大的现代性城市化的逼迫下，中国小自耕农的日子越来越难以为继。他们靠自身劳动所获取的收获越来越无法和大工业生产的生活资料进行等价交换，城乡之间的剪刀差距离早已超出了想象。虽然在全球化的帮衬下，中国以廉价劳动力的成本成为世界的超级工厂，但代价却是无数因在自己土地上无法生活的农民背井离乡，成为城市和工厂的劳动者。于是有人认为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或进入城市，或就地城市化。但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中国超过八亿的农村人口并不是所有城市所能消化得了的，另外作为国家安全基础的农业也必须经营下去。这两个矛盾必须解决。必须寻找一条能够让农村和城市获得同步发展的道路。于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乡村改造运动话题又开始被人们重新提起。

上世纪初期，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资本主义全球化剧烈冲击伊始的时期。中国的农村经济中的传统手工业生产最先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布匹、铁制生产工具都被大工业生产所替代。同时，一个正在崛起的城市现代化运动也在迅猛展开，与没落、凋敝的农村形成越来越鲜明的对比。于是，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乡村改造的社会学思想，而且身体力行地进行了实践。他们是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吴景超等。他们的主张主要分为两个思路，一个是乡村建设，一个是乡村工业化。晏阳初和梁漱溟是乡村建设思想的代表人物，吴景超是乡村工业化思想的代表人物。

晏阳初和梁漱溟主张中国农村的改造应该从根本的组织结构开始，探求一种区别于历史传统的新的农村社会制度，以应合凶猛而来的中国现代性改造。他们理想的新乡村组织是一种政治和教化合一的自治组织，从乡村办学开始，通过乡学来改造乡约和村约，并从其中分化产生出乡村的监督机制，以及行政和立法等乡村自治组织，以取代原来的基层政府乡公所、区公所等。他们认为，中国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走乡村内部的人、组织和文化改造的这一条“内发型”的道路。教育，是他们切入这个改造的出发点，顺而来改造乡村的人及其生活方式。把存在中国人尤其是农民身上的“愚”、“穷””、“弱”、“私”等缺陷彻底去除。

与“内发型”的彻底改造观不同，乡村工业化思想则认为中国乡村的改造是必须全面工业化，而且必须由外力来推动。这派代表人物吴景超认为，农村的根本出路是发展实业、发展交通、在农村建立现代金融机构，让自然的小农经济转变为现代工业的大经济，取消城乡差别。这样才能吸收农业中的过剩人口，彻底解决农村问题。这是一条“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以“工业反哺农业”的思路。

以上两种思路大概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农村问题的理想与实践。他们比那些空研理论的思想家们更令人敬佩，因为他们把理想付诸了实践。不幸的是，这些实践都因各种原因难以为继，都以失败告终。应该说，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主张最有价值。因为他们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看到了人类文化和地域之间不可分割的必然关系以及不平衡性。而不是循着西学机械的社会发展史观来简单地认识社会的进化。他们的理论和方法是着眼于中国农村实际条件的，是在中国古代乡村制度上的改良。它更有生命基础，富于造血机能，能够让农村的现代性改造付出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益。而且，他们的根本出发点是以改造人为中心的，会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因为几千年的农耕文化，让农民的文化心理狭隘、自私，缺乏合作精神。这需要从最基本的组织上和适度的渐进才能达到目的。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进行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运动，虽然考虑的出发点就是进行基本组织的变革，但激进的过程反而适得其反，在初期取得巨大进步之后，跟着就是灾难性的后果。这个经验教训在今天的农村问题思考时，是有着巨大的现实参考意义的。相比于晏阳初和梁漱溟，乡村工业化理论就过于简单了，甚至可说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而且并不懂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如果中国全部的农村都实现实业化，先不说资金从哪里来，其产出的产品由谁来消纳？农民的劳动如何兑现价值？所以这是一条并不现实和脱离实际的思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以来，鉴于以往人民公社制度的经验教训，中国农村政策实施的是“包产到户”的政策，恢复了农民生产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这一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改革开放一路腾飞的真正基础。此举的推动者邓小平先生因此光耀历史。但是，自那以后，我们对农村发展再无做出什么有价值的举措。在沿海地区开始而且现在迅速推展至内陆的城市化运动中，农村的问题开始凸显。虽然城市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惠泽了广大的农村地区，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但那些偏远的地区并无与城市发展一起共舞的条件，他们越来越被边缘化。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是因为他们不具备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则下与其它地区进行财富交换的条件，巨大的城乡价格剪刀差变化会让他们越来越没有能力。所以，如何让这些地区能够进行自己小区域的经济循环，增加地方经济的自主性，实际上可能是一把解决问题的钥匙。当然，这绝对不会是唯一的办法，改革形成的巨大城市实力积极介入对偏远农村的社会改造和进步，也是一个重要的力量。关键的是，这种介入是什么样的方式？和是否能真正为广大农村的进步带来可持续性发展的福祉？

中国华润集团最近在广西百色进行的一项企业帮扶农村的 “华润希望小镇” 项目，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实验项目。这个项目涉及3个自然村的300多农户和2000多人口，华润计划将方圆2公里范围内散居的农户相对集中，改造成城镇化居住的生活环境，包括配套的希望小学、敬老院、日用商品超市、农资配送服务站和村公所等公共硬件设施。在生产设施上，华润给希望小镇配套了现代化的育苗车间和家禽孵化场与生态养猪场，并利用自己的产业链为希望小镇的农户保证了下游市场的出路。希望小镇在华润的紧锣密鼓的改造下，现在已经初见规模，由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王伟强先生具体规划设计的小镇区划和景观非常精彩，宽敞的步道、合理分布的沼气、光伏节能发电系统和路灯，以及更为重要的环保型的污水净化人工湿地，无一不显示现代新农村的应有面貌。一切显得非常完美，甚至会给人以做秀的感觉。不过，在这些表面光鲜靓丽之下，真正值得人们肯定的是华润也在积极地进行希望小镇的村社制度改造实验。在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先生直接指派的一个年轻的希望小镇项目团队的努力下，华润帮助希望小镇的农户组建了小镇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设理事会和监事会，形成集体议事分工合作的机制。这些都是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可以将选与被选的权利义务范围普遍化，为真正的乡村民主推进进行了新尝试。华润还大力推进农户之间的生产合作关系，帮扶村建科技小组，推广各种新型农业的知识和经验。这些努力，让华润的实践获得了更大的社会历史意义。它起码可以为地区区域性的农村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各种有价值的经验。当然，在进行这项实验的过程中，失败的经验教训一定不可避免，也正因为如此，华润的“敢冒天下先”才更具现实意义。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摄影集，是王伟强教授和章翔鸥先生对华润希望小镇建设过程的影像纪录。它从项目开始之前的百色市永乐乡北乐村的原貌开始，历时性地展示了希望小镇建设的过程。它从小镇的自然环境、村居形态到村民生活几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审视这个项目的完整的视觉文本。它不但是华润为自己“与您携手，改变生活”理念下的业绩留档和见证，更是中国新农村建设运动的宝贵视觉文献。这是一个时间节点，让我们看到一个从破败到靓丽的村庄变化过程。在精彩之后，可能还存在着这个项目的众多问题，会在未来的时间中经受考验。比如，这个项目是否有生命力，是否能够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推广经验标准，是否真正能够惠泽这一区域的农民？这一切，恐怕王伟强教授和章翔鸥先生在几年后还要重访“希望小镇”，为我们展示理想变成现实的过程。

衷心祝愿百色华润希望小镇成为中国新农村运动实践的成功典型，也衷心希望华润集团“与您携手，改变生活”的理念在南国的百色开花结果。

2009-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