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当今中国会不会发生革命?

2013年2月19日 鲍昆 784 次阅读 1 条评论

二十世纪中国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的主要革命运动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和共产主义革命。1949年中 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又搞了许多具有社会革命性质的社会运动,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土地改革、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逐渐 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是中国的一些知识份子、学生和民众却从共产党手中接过“革命的旗帜”,于是就有了1989年的学生运动以及最近的“零八宪章 运动”和所谓“茉莉花运动”等集体行动的事件。当然也有知识份子提出中国应该“告别革命”,应该反对激进主义。这是一种应然性吁求,但问题在于:中国是否 会再发生(或者能避免)一场革命性的社会动荡?

这一问题甚至引发中国政治精英的广泛关注。最近网上有文章说中共高层有不少人在阅读托克维 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ion),幷说王岐山看完此书后曾担忧地表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顺利;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当然,革命一旦发生,人民将付 出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革命性质决定。一般来说,政治革命(一场只改变政权的性质,而不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给社会带来的震荡要远远低于社会革命 (一场既改变政权的性质,又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非暴力革命给社会带来的震荡要远远低于暴力革命。王岐山也许是在担心中国会发生一场暴力革命,甚至 是暴力性的社会革命。

不管上述中共高层读书的传说可信度如何,有一点十分明确:虽然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维护稳定上花了很大的力气,中国的经 济在近三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在近年来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中共高层丝毫没有减轻对在中国再发生一次革命的可能性的焦虑。中共高层 为甚么会如此忧虑?当前中国与政权稳定相关的根本问题是甚么?本文试图在理论的指导下对当前中国面临的困境作出分析。

一 革命为甚么会发生:理论简述

早 期的西方理论都把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看作是一个国家发生革命的主要诱导因子。这一理论的逻辑很简单:现代化带来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 变化,给身处其中的人们带来很大的不适应和不确定性;同时,现代化过程也削弱了传统社会组织对于人们的控制,给革命造就了机会1。的确,世界上的革命无一 不发生在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之中,而巨大的社会变迁确实会给身处其境的人们带来多方面的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理论自有它的道理。但是,世界 上每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经历过巨大的社会变迁,却不是每个国家都发生了剧烈的革命。社会变迁充其量只能是引发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 过去的大多数时间,有些学者也常用阶级或者是利益集团的视角来解释一个国家革命的成功与否2。他们的逻辑也很简单:如果一个国家中的一个主要阶级拥护和加 入了革命,那么革命就会成功;反之革命就不会发生,就是发生了也会失败。当今中国的不少学者也仍然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这一视角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危机所 在。依笔者所见,这类分析方法表现出了左派知识份子的天真,而反映出来的则是这些知识份子看待问题时的教条性。

这并不是说人们在现代社会 中不会产生阶级认同。问题在于: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会同时拥有许多身份(比如一个人同时可具有如下的身份:工人、浙江人、男人、某些圈子中的一员、某个俱 乐部的成员等),并且具有某一身份的人们之间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比如工人之间就有蓝领工和白领工、技术工和非技术工、熟练工和非熟练工、临时工和正式职 工之间的差别等)。因此,除非存在巨大无比的外力,比如国家对社会上的一个主要人群的利益完全漠视,幷且对这一人群的抗争进行严厉的和系统性的镇压,否则 那些被天真的知识份子所认定的“阶级”就很难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去完成知识份子所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

当今世界只有两类大型群体会有 着较为“天然的”强大认同感,那就是族群和宗教群体。他们所发起的抗争和革命也因此往往有较大的威力。在很大的程度上,当今所流行的各种“社会分层研究” 都是过去知识份子的研究误区的某种产物。不同的社会分层方法除了对了解社会流动和指导政府的公共政策制订有一定的应用性意义外,从社会行动或革命的角度来 看,其价值却十分有限。这当然是题外话。

1970年代后,西方学者开始强调国家的性质和结构性行为对革命产生乃至成功的影响3。这类理论 背后的一个核心逻辑是:在当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支持下,现代国家获得了古代国家完全没有的渗透社会的能力。与古代国家相比,现代国家的管治领域不但十分宽 泛,而且它的政令更能严重影响到社会上绝大多数成员的利益。现代国家的这一性质导致了如下三个后果:第一,国家的错误政策非常容易触发民众大规模的针对国 家的怨恨情绪;第二,国家的强势刺激了人们组织起来进行抗争,要求国家颁布和施行对自己群体有利的法律和社会政策;第三,部分人就会想到通过夺取国家的权 力(即革命)来彻底改变国家的性质,通过掌握国家权力来推行他们的理想。在这种所谓“国家中心论”的视角下,西方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幷逐渐产生了以下三 点共识(即衡量一个国家发生革命可能性的三个维度):第一,革命不容易发生在一个有着效率较高的官僚集团的国家(官僚集团内的程序政治会增强国家精英的团 结、国家决策的合理性和国家镇压机器的有效性);第二,革命不容易发生在一个对社会精英有着很强吸纳能力的国家;第三,革命不容易发生在一个对社会有着很 强渗透力(不仅仅指由国家所控制的交通和通讯工具,而且指警察机构对社会的监控能力)的国家4。

以上的三个维度有很强的解释力。的确,早 期的革命,包括法国革命(1789)、俄国革命(1917)、中国革命(1949)和伊朗革命(1979),都发生在用以上三个维度来衡量处境都不太妙的 国家。其实,官僚集团的效率、国家对社会精英的吸纳能力,以及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是任何国家进行有效统治的关键要素。一个没有这些能力或者是这三方面 能力不足的现代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威权国家,都会在其运行过程中遇到大量的困难。但问题是,长期以来在分析革命的可能性时,西方学者过于借重了这三 个因素,因此直到1980年代他们还在强调苏联和东欧国家具有很大的政治稳定性(因为这些国家都有着比较有效率的官僚集团、对社会精英的吸纳能力和对社会 的渗透力)5,而完全没有料想到革命竟然马上就在这些国家发生了,而且其中不少国家的革命都取得了成功。

笔者认为,在分析苏联和东欧国家 爆发革命的可能性时,西方学者都忽略了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和国家政权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这一维度的重要性。具体来说,一个国家的权力愈是建立在较为稳定的 合法性基础之上,这一国家就愈不可能发生革命。苏联和东欧之所以发生革命,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经济没搞好、它们的军事落后、它们在民族问题上走入误区、它 们的领导人采取了错误的政策等(这些因素都很重要),而且更在于这些国家没有把政权建立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合法性基础之上。笔者多年来对中外各国革命作出分 析时不断强调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与政权稳定性之间的紧密关系6。笔者认为,西方学者所着重的三个维度都是国家统治手段中偏“硬件”性质的成份,而国家的合法 性基础和政权稳定性则构成了国家统治的关键性“软件”,它们缺一不可。

二 合法性和政权的稳定性

国家虽然掌握着强大的官 僚组织以及军队与警察等武装力量,但是其统治的有效性仍必须依赖于国家政权在大众(包括国家官员)心目中的合法性。考察古今中外的统治史,我们会发觉国家 在寻求统治合法性时只能采取以下三种方式:通过一种价值性的承诺、通过提供公共服务、通过一个普遍被接受的国家领导选拔程序。相应地,我们可以界定三种理 想状态的国家合法性基础:意识形态型、绩效型和程序型7。如果一个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是基于一个被民众广为信仰的价值体系,我们可以说这个国家的统治是基于 意识形态合法性;如果一个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来源于国家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时,这个国家的统治则基于绩效合法性;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是通过一个被大 多数人所认可的程序而产生,这一国家的统治则基于程序合法性。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定义的是国家合法性来源的三个理想类型(ideal types)。现实中,任何国家都不会把合法性完全建立在某一理想类型之上;或者说,任何国家的合法性来源都是这些理想类型的一个混合体。但是,在某一历 史时期内,某一理想类型往往会成为一个国家统治最为重要的基础,幷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一个国家的性质。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不同的国家合法性基础和政权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一)意识形态合法性

意 识形态是国家统治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合法性基础。一个国家如果把执政基础完全建立在某一意识形态之上,那是不行的;但是,一个国家的执政如果没有意识形态作 为基础,则是万万不行的。当大多数的民众都认同国家所推崇的某一意识形态时,这种意识形态不仅仅为国家的统治提供了道德性依据,而且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核 心价值观”。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个被广为接受的核心价值观,统治成本就会大大降低。

需要强调的是,核心价值观不能是“八荣八耻”,也不能是 “雷锋精神”,因为这些都只能是一个国家的从属性价值观,只有核心价值观才有助于建立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是一种宏大的给予历史以某种 道德意义的叙事(即西方后现代学者所说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美国中学教科书上所描述的美国建国历史以及那些由建国时期政治家所确定的建国原则和理念,就是核心价值观的一个例子;西周初期所形 成的“天命论”以及在西周历史中逐渐得以完善的“宗法制度”是有周一代的核心价值观,幷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当代中国学生在 学校里学过的围绕着历史唯物主义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而展开的中国近代史叙事,也是核心价值观的一个例子。当然,美国的宏大叙事在其社会中仍然可以 获得广泛的认同,而中国教科书中的叙事方式和内容在国内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认同了,幷且中国政府至今也没有创造出一套能被广泛认同的宏大叙事。这一意识形 态的缺失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核心价值观的缺乏,幷给当下中国政府的执政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此是后话。

不同的意识形态有着不同的性质,幷对国 家政权的稳定性有着不同的影响。意识形态合法性有三个主要类型:领袖魅力型、世俗意识形态型、宗教意识形态型。在这三个类型中,领袖的魅力(近似于韦伯所 说的“克里斯玛合法性”)最不能给予政权一个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因为领袖的寿命有限。

一般来说,世俗意识形态对大众所作的承诺比较容易被 验证。一旦当国家不能兑现那些承诺,就会产生合法性危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俗意识形态也不是一个稳定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如果我们把世俗意识形态进一步 细分,就会发觉不同的意识形态对人性有不同的要求和对民众有不同的许诺。一般来说,要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人性的要求愈接近于人的本性幷且其许诺愈不容易被证 伪,这一意识形态就愈能为国家的合法性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比如美国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机会之地”(Land of Opportunity)这一意识形态,不但与人的竞争和趋利本性十分接近,而且很难被证伪。这一意识形态有着人们所说的“钱币落在正面我赢,落在反面你 输”(heads I win, tails you lose)的性质:你的成功证明了这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而你没有成功很容易被解释为是你没有付出足够或恰当的努力。与之相比较,“共产主义”这一意识形态 就很难为一个政权提供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但建立在一个过于理想的人性的基础之上,幷且承诺提供一个比其他社会制度更为完美的世俗世界, 例如“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之类。如果一个国家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合法性基础,一旦国家不能兑现相应的承诺,民众马上就会产生“信仰危机”,从而给国 家带来合法性危机。

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即使一个国家把合法性建立在像共产主义这样很不牢靠的意识形态之上,这一国家也是有可能取得较为长 久的政权稳定的。这里的诀窍是:当大多数民众还相信这一意识形态时,国家就应该采用选举(程序合法性)来补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内禀不稳定性。因为一旦有 了选举,幷且在社会上的大多数民众都认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当政府搞得不好时,候选人就可以攻击政府没有带领人民在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正确 地前进,民众就会去怪罪当朝政府的施政,而不是从意识形态本身的误区来检讨国家中所存在的根本问题。读者可以假设,如果中国在毛泽东时代能搞出一个共产党 领导下的民主社会的话,今天的中国也许就不会面临如此严重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危机。

以上的逻辑还支持了以下的推论:宗教意识形态要比任何世 俗意识形态更能为一个国家提供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宗教源自于人的可怜的本性──因为害怕失去和死亡而无限放大生命的意义。宗教的承诺也不具有可验证性── “来世”、“净土”或者“天堂”这样的宗教承诺既十分动人又无法验证,而对于宗教来说,最具权威的克里斯玛都是不存在于世俗世界的“神”、“佛”或者是 “圣人”。宗教意识形态与人性的贴近和承诺的无法验证性,赋予那些把国家合法性建基于宗教意识形态之上的国家很大的政权稳定性。

不过,在 现代社会,宗教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最大弱点来自宗教力量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紧张。现代社会极其复杂且变化极快。为了适应新的变化,国家政权就必须以务实的态度 来处理日益复杂的世俗性事物,但是国家的务实态度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势必会招来具有强烈保守倾向的宗教力量的反对。由政教斗争所导致的政权不稳定性,对 于那些把宗教意识形态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国家来说,是必定要面临的一个难题。当今伊朗的政治就在较大程度上受到这一因素的困扰。

(二)绩效合法性

任 何一个政府都需要为治下的民众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例如仲裁、维持公共秩序、保证人身安全、保卫国家等。这个层面上的绩效是绝不可少的。如果一个政府没有 能力提供这些最为基本的公共物品,相应的国家就不会存在,即便存在也会很快垮台。这里所说的“绩效合法性”,指的是国家领导集团在一个更为进取的层面上积 极创造绩效以获取合法性。

获取这一合法性的手段可分为三种亚类型:领导经济发展、官员作为民众的道德表率和炒作民族主义情绪。但是,这三 种手段都不能为国家提供一个稳定的合法性基础。首先,没有一个国家能保证经济的永久高增长。其次,把官员的道德表率作为国家合法性基础就会将贪污这样在法 律层面上能解决的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从而从根本上削弱了国家的合法性。最后,如果在和平时期政府经常以炒作国际危机来提高其统治合法性的话,这一国家的 国际环境就会日趋险恶,幷且大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就会在这一国家中产生。这将推动一个国家朝着战争的方向发展,后果不堪设想。

总之,当一 个国家的合法性系于绩效承诺时,这一国家的政府就必须设法来兑现这些承诺。如果这些绩效承诺得到了兑现,民众的欲望就会提高,幷对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而 政府则不得不把民众不断提高的要求作为新的、更新的,甚至是即时的工作目标。但是,一旦政府不能够兑现其承诺时,这一国家马上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

(三)程序合法性

现 代社会到来之前,除了古希腊之外,程序始终不是世界各国权力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基础。这幷不是说在古代政府首脑产生的背后没有程序可言,而是说这些程序只在 一小部分精英之间才有意义,幷且这些程序在国家政治中不占有像今天的选举政治般重要的地位。笔者认为,以下三个原因使得程序合法性在现代政治中的地位不断 上升:

第一,现代国家绝大多数都采取了政教分离原则,宗教意识形态不再是国家的主要合法性来源,或者说现代国家失去了古代国家所拥有的一 个十分稳定的合法性基础;第二,现代国家的政府管理的事情愈来愈多,这就使得绩效在现代国家合法性中的地位大大增强,幷给现代国家的政治带来很大的不稳定 性;第三,在现代技术的支持下,政府的统治能力不断加强,民众生活受到国家政策愈来愈严重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怎么控制政府的权力,幷使之不滥用权力, 对广大民众来说就变得十分迫切。

我们可以从多种视角来解释为甚么民主政治会在现代国家中兴起。就本文的角度而言,民主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不足幷且严重倚重于绩效合法性,这就使得国家不得不依靠程序合法性来获得政权的稳定性。

由于以下原因,现代意义上的程序合法性(即民主选举)会给国家政权带来很大的稳定性8:

第 一,一旦国家首脑是由民选产生,只要选举被认为是公正的,执政者即使在上台后表现很差,也不会影响政府执政的合法性。用通俗的话说,在绩效合法性的统治基 础上,当官如果不为民作主,就有被赶回家卖红薯的危险;而在程序合法性的统治基础上,当官即使不为民作主,也至少得当完一届才回家卖红薯。从这个意义上 说,程序合法性大大减低了民众对政府执政的压力。

第二,当一个国家有了程序合法性后,即使有执政者被赶下台也不是甚么大事。这是因为程序 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把政府和政体分开了。政府即使垮台(比如水门事件Watergate Scandal后的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政府),政体也不会受到根本性的动摇。

第三,当一个国家有了程序合法性后,民众的不满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通过选举或其他常规程序的政府更迭而得到缓解。一旦民众有了选择,他们就难以联合起来进行革命,这也给国家政权带来了稳定性。

第 四,一旦当官的不为民作主也没有马上就被赶回家卖红薯的危险的时候,公开批评国家领导就不是甚么大事了,这就给言论和结社自由提供了基础。但这自由同时也 约束了人民的行为,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而构成了政权稳定的一个重要机制。这是因为言论和结社自由让社会上各种思想及利益的交流和竞争,使人们对社会其他群 体的利益有了更深的理解,对社会现状有了现实感。同样重要的是,一旦有了言论和结社自由,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势必会导致社会组织在利益和观点上的分化,这些 组织互相牵制使得任何全民性的革命运动变得不大可能。

但就稳定国家政权而言,程序合法性也有着很多弱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它背后必须有一 个核心价值观支撑,或者说只有在竞选各方都服从同一意识形态(即“忠诚反对”)时,程序合法性才能为国家提供政权稳定性。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共产 党、纳粹党和社会民主党各自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幷且共产党和纳粹党都想利用选举来夺取政权,把国家彻底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形成赢者通吃的格局, 选举在这种情形下就不可能成为国家政权稳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政治上最为稳定的国家(或者说最不可能发生革命的国家)应该是一个同时拥有意识形 态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的国家:程序合法性需要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支持,幷且程序合法性又是维持国家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关键。

三 有关中国政府合法性的经验研究

在 “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和“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等调查数据基础上,一些学者对中国的国家合法性进行了研究。他们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中国民众对政府的认可度要远远高于许多西方民众对他们政 府的认可度。他们于是就得出中国政局稳定、国家具有很高的合法性这一结论9。一般来说,我们都会相信这些研究的结论是成立的。这些学者都受过严格的西方学 术训练,他们的材料所展示的也是全国民众的普遍看法,而不是少数人的极端观点。同时,中国政府近年来加强了吏治,采取了一系列的“亲民政策”,这些政策应 该说是取得一定效果的。笔者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与农村和城市的各界民众进行了不少交流,感到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在近年来有了普遍的和显著的提高,或者说大 多数百姓确实从国家的政策中获得了实惠。这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所反映的正是民众对于当今政府的绩效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

但问题是,从“百姓 对当下政府的绩效是肯定的”这一现象中,我们是不能推论出“这个国家的政局是稳定的”这样一个结论的。遍览世界各国,民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可以说是说变 就变的。在西方,民众对政府的认可度数月内就可以波动许多个百分点(他们对政府的认可度有时甚至低至百分之十几)。在西方国家,民众对政府绩效的认可度与 国家政局的稳定性之间没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西方国家合法性的根本基础不是政府的绩效,而是被主流精英和人民所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和具有程序公正的选举。但是 在中国,百姓对政府执政绩效的认可度与政局的稳定却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中国百姓对政府绩效的认可显著下跌的话,的确是有可能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波动甚 至革命的。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已经式微,但是国家又拿不出其他有效的价值观取而代之;同时,中国领导人也不是通过一种被大多数人 所认可的程序而产生的。中国因此非常缺乏意识形态和程序层面上的合法性,于是绩效就成了国家合法性的最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基础。

四 当前中国的问题所在──合法性问题

中 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百姓的生活水平近年来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中国维稳的成本却愈来愈高。2011年,中国一些人受到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影响,促 动“茉莉花运动”,但国内几乎没有人响应。尽管如此,不少市政府还是如临大敌,弄得马路上的警察人数不知超过了寥寥无几的闹事人群多少倍。显然,繁荣的经 济和大多数百姓对当下政府在不少方面的表现还算满意这些事实,完全不能减轻中共高层领导的焦虑。到底甚么是当前中国政局的关键性不稳定因素?或者问:中共 高层领导到底在忧虑甚么?说到这一点,国内的绝大多数知识份子和百姓都会把诸如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放在首列,但这些因素的重要性或许幷不是想象 般大。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的确很大,而官员贪污腐败(特别是在那些吏治较差的省份)无疑也十分严重。相比之下,印度的贫富差距和官员腐败也十分厉害,甚至 在不少方面明显超过了中国,可是印度却不是人们认为很可能发生革命的国家。显然,仅仅是贫富差距和官员贪污腐败是不足以引发革命的。

中国 的知识份子和百姓都对贫富差距和官员腐败深恶痛绝,但是中国却完全不存在这方面的高质量研究。于是,在考虑这些问题时,中国的知识份子和民众就不得不凭借 想象:你对政府有多大程度上的不信任,你就会把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官员腐败问题想象得有多严重。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问题,或者说国家的 合法性问题,而不是诸如贫富差距和官员腐败这类社会问题。而中共政权合法性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国家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式微后再也拿不出一个能被广泛认 可的主流价值体系;第二,国家不敢(或者不愿意)把合法性的重心转移到程序合法性的层面上来;第三,国家对于绩效合法性产生了过度的依赖。

当 下中国的领导人似乎仍然不了解绩效合法性的内禀不稳定这一特质,因为在他们的各种发言中不断流露出人民自然会拥护一个绩效优良的政府这样一种天真的论点, 幷且他们也正在努力地通过加强政府绩效来获取国家的合法性。他们的做法与百姓情绪的耦合就给中国带来了如下的悖论:中国的经济和民众的生活水平在近年来都 取得了举世羡慕的发展,但是社会却有朝着革命方向发展的倾向。

当社会上的大多数精英和百姓都认同于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时,这一意识形态就 会成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或者说核心意识形态。在有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中,社会就会显得非常平和甚至是保守。比如媒体:如果一个记者经常在某一媒体上 发表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言论,百姓就会不喜欢这个媒体,其订阅量或收视率就会下降,媒体老板也因此会不喜欢这一记者。可以说,当国家建构的主流意识形态 被广为接受时,百姓就会更相信那些平和甚至是保守的报导,而发表偏激言论的媒体就会没有出路。个体也一样:如果一个人经常在公开场合(和网络上)发表与主 流意识形态不符的言论,他的言论就会被忽视,他的朋友也不会喜欢他,他也不会有任何社会影响。但是,如果社会上的精英和大多数百姓不认同国家建构的主流意 识形态时,人们就会不相信主流媒体中的报导,特别是与政治有关的报导,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媒体就会在民众的心目中被边缘化,幷且不再能建构民众的舆 论,而敢于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媒体和个人就会被看作是“社会的良知”。

当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不再是社会上的主流价值观时,在面对以上的异 议时国家也就失去有效的对策。如果国家对闹事者或者发表对国家不满观点的人士进行镇压的话,那么国家政权在民众心目中就会进一步失去道义,稍有良知的国家 干部就会感觉愧疚,而闹事者和发表对国家不满观点的人士就会被大家看作是“英雄”。但是如果国家选择容忍的话,那么这些人的行动和言论就得不到约束。更有 之,一旦形成了这样的“机会结构”,人们就会发觉“会闹的孩子多吃奶”这一妙诀,社会民风于是趋于民粹和暴戾。同时,一旦大众有着把闹事者和发表对国家强 烈不满观点的人士看作是“英雄”的倾向,随着“英雄”形象而产生的种种利益就会刺激有些人带着寻租的心态去装扮“英雄”。社会道德就在围绕着反体制而产生 的种种“高尚”话语下不断下降。

当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不再是社会上的主流价值观时,政府就会失去公信力。这时,如果国家对舆论不加控制, 反政府的言论就会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从而引发政治危机。但是如果国家控制舆论的话,人们就会去追逐谣言;加上长期控制舆论而导致人们普遍的无知, 天方夜谭式的谣言很容易不胫而走,比如“江泽民去世了,但是中共却秘不发葬”、“薄熙来手上有一百多条人命”、“被重庆警察击毙的不是周克华而是一个便衣 警察”等,也会被大家(包括不少社会精英)津津乐道。这些传言不但会给中国的政局增加不确定因素,幷且使得中国本来就很糟糕的政治文化进一步走向糜烂。

当 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不再是社会上的主流意识形态时,国家的当权者甚至不敢运用民主选举来增强其合法性。从当权者的私利角度看,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选举不但 会使他们马上下台,而且整个共产党的统治也会结束;很少有当权者愿意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动民主选举。而从国家利益来说,如果政治精英不能服从一个主流价值 观,由选举而产生的“非忠诚反对派”就会撕裂社会,这给了当局拒绝搞民主选举以一定的道德依据。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不搞以选举为核心的程序政治只会使得社 会矛盾不断积累,幷为中国从威权国家到民主国家的平稳过渡增加了难度。

一旦国家的合法性不能依托于意识形态和领导人的产生程序,绩效就成 了国家唯一可依托的合法性基础。得益于中国的“强国家”传统,中国政府在加强执政绩效方面应该说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即便可圈可点的绩效使得中国政府变 得十分富有,其后果却是金钱使国家领导变得短视,以为金钱能解决一切问题,结果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制造了几个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围绕着金钱所产生的 种种利益,使得大量的利益相关者带着工具理性围聚在政府周围。这些人对体制毫无忠诚可言,他们一方面死死地把住体制的大船,另一方面则随时准备另寻高就甚 至搞狡兔三窟。当前中国出现了“裸官”现象,即不少国家干部的妻子和子女都在国外拥有永久居住权甚至是公民资格,大多数年轻人都向往公务员和国企的工作, 其原因盖出于此。这带来的后果就是当前中国民众的强烈仇官心理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对任何成功者的仇恨心理,整个社会的道德维系(moral fabric)被大面积毁坏。

为了进一步加强绩效合法性,政府就必须加强吏治、采取悦民政策,幷且把社会上可能出现各种不安定因素的事情 统统管了起来。但是,恶性循环不可避免地开始了:政府管得愈好,民众对政府的要求就会愈高;政府管得愈多,问题也就愈多,很多社会问题于是成了政治问题。 社会问题的重新政治化是近十年来中国出现的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方向。

五 中国的前途

在国内,对国家前途不看好的还真是大 有人在,其中既有国内语境下的“自由主义者”和比较极端的“左派”,也有难以计数的掌握着一定话语权的网民。最近,甚至连吴敬琏这样比较持重的学者,都在 发表文章惊呼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10。本文认为,中国的确有再爆发一次革命的可能。与以上的观点不同是,笔者认为当这场动荡到来 时,其引发的根本原因不应该是当今中国社会上存在着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而是民众在主观层面上的不满情绪以及由此带来的大量的社会矛盾。而这些不满情 绪和社会矛盾的根源,则是当今政府在国家的法律─选举合法性不足的情况下,过多地把绩效当作了国家合法性的根本基础。笔者同时认为,虽然当前的形势很严 峻,但是由于以下原因,中国并没有马上就爆发一场革命的危险:

第一,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有所减缓,但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百姓生活水平有着快速提高的国家。只要中国经济继续能保持目前的增长势头,绩效合法性就还能维持一定的效力,一场革命性的动荡在中国就暂时不会发生。

第二,在中国的不少地区(特别是藏区和新疆地区)有着很严重的民族问题,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汉人相比比例实在太小;这就是说,与前苏联不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动乱在中国不会是引发革命的一个主要动因。

第三,由于美国经济的衰退和美国对外政策在世界上普遍不得人心,相当部分的中国知识份子不再简单地把美国政治和政治体制作为理想,或者说当前中国的“自由派”知识份子不再享有1980年代的道德高度,因此也失去了1980年代一呼百应的能力。

第四,中国知识份子在近年来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幷且他们发表言论的渠道也大大增加。如果说前一个变化给了知识份子耐心,使他们不会急于鼓动革命,后一个变化则促进了知识群体的分化,从而降低了在中国产生一个人们广为接受的反体制意识形态的可能性。

第 五,国内外大多数的学者往往会把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的群体性抗争事件(特别是一些重大事件)看作为革命性事件的可能促发因素。这种观点再一次反映了知识份子 的天真。笔者认为,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对中国政治的稳定实际上有着巨大的正面作用。当前不少地方的地方政府软弱,中国大规模爆发群体性抗争事件的阈值因此较 低,社会矛盾也不容易有大规模的堆积。此外,当前中央政府对地方发生的群体性抗争事件采取的基本态度就是让地方政府自己去处理。只要地方政府能控制住局 面,中央就保持袖手旁观的姿态;但是如果地方政府让事件失控,或者在处理过程中造成了流血事件,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中央政府则会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处 罚。中央政府的这一做法强化了群体性事件参加者“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心态,同时也促使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表现出了极大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从而大大 缓解了中国群体性事件走向政治化的倾向。

第六,与一些领袖终身制的国家相比,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型的国家领导每届五年,每任不超过 两届的做法。虽然新的领导人不是由普选产生,幷且换届过程的不透明也给各种政治流言提供了温床,但是换届送走了人们已经厌烦了的领导(不在于干得好不好, 而在于一个人在领导位置坐长了人们都会产生厌倦感),给了人们一种新的想象和希望,从而缓解了社会矛盾朝着革命的方向发展。

但是以上这些 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激化的因素,完全不可能改变以下的事实:在意识形态和程序合法性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执政绩效成了当前中国政府最为主要的合法性基础。因 此,即便中国没有马上就发生革命性动荡的危险,只要国家的性质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再发生一次革命的危险在中国始终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自己 的代价”的确“没有付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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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一次粤北出殡

2013年1月29日 鲍昆 575 次阅读 评论已被关闭

11月25日,离开连州,直奔连州向北通向湖南永州的S114省级公路。多少年参加连州摄 影节,却从未仔细看过连州附近的人文地理风情,这次终于如愿。上路不久,就进入连州以北的粤北山区,风景果然奇美。那天细雨绵绵,雾霭迷离,加之路上车辆 不多,一番南国山区安静的景象。上路行走大约40分钟左右,到了三水瑶族乡的云务村路面。那里道路右侧的山峦之上,正在兴建的高铁工地,那些工业机械和铁 路设施给柔美的风景添加了许多怪异的感觉。刚好走到公路附近的一个村庄,那村庄背后是青山绿水,但村子却都是胡乱搭建的水泥民居,我们停车下来,用相机打 量眼前这些奇怪的组合。刚举起相机,就听见公路坡下的村里鞭炮声大作,一大团白色的烟雾从村中央冉冉升起。离开北京,整个中国其实是一个鞭炮声不断的世 界,每天的婚丧嫁娶,都离不开这中国人喜欢的声音,可能咱们历史以来的日子总是很平庸无感觉,造出些响动是咱们国人保持活力的需要,理解这些也就觉得一切 正常了。但我碰到的燃放鞭炮大都是婚庆,所以这次也未觉得奇怪。可声音与烟雾几乎是瞬间到来,我们的镜头中出现了一支送葬的队伍。当看到那红色的棺木时, 陡然生出狂喜,自己那根摄影爱好者的筋顿时跳跃了起来——撞的上了一个“出片子”好运!
一切几乎是迅雷不及掩耳,没拍几张照片这送葬的队伍已经到了眼前。他们出了村口上了公路,然后横穿公路开始上了左侧的山坡。我们一路紧跟,上山又下山,结果在前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邂逅了一场粤北山村的葬礼,目睹了一个还很为纯粹的民俗仪式。

说明一下:
1,出殡送行的是一位老太太,送葬的都是村里的亲朋好友。整个过程都显示了粤北的民风还保持纯粹,见不到北方丧仪中那股金钱味道,帮忙还是“帮忙”,而北 方农村则要出钱请人“帮忙”。老太太这天并不入土,因为日子不对。亲朋好友把老人送上山,只是将棺木支在那里,苫盖上席子和塑料布防雨,掩埋还需等待全家 人的八字都合上。我问需要多少时间,送葬人说已经算过,应该在腊月。
2,观看这个出殡,增加了不少见识。整个出殡过程,其实并无哀伤,反而觉得是场快乐的聚会。其间帮助抬棺的那些青壮男人们,除了在棺木上山时齐心合力团结 外,自始至终相互推挡游戏,有时挡在棺木前阻挠前进,有时爬到棺木上增加分量,他们与死者那种亲密的距离,毫无对死亡的忌讳,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看来死 亡也是一个随时也随地的文化概念,并非都是那些书上语言。
3,那些质朴的村民亲切友好,中间不断送香烟给我们,下山后还非要请我们到家中饮酒。因需在天晚前赶到永州,只好遗憾地错过这场难得的邀请。
4,没时间,不再写图注了,请顺着图看。敬请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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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昆:拿起你的照相机 2

摄影史出现的分界点在1888年

摄影术早期还是一个手工操作性很强的东西,但其后它一个新的历史出现。这个历史出现的分界点在1888年,请大家记住,它跟今天的摄影和真正现代性的摄影文化有直接关系。为什么?这个年份出现了柯达公司。柯达这个符号,在我们研究文化史上的意义太大了,我个人认为柯达公司的出现造成了世界技术消费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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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柯达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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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的柯达标志,是我们印象最深的历史符号。

1888年伊斯曼柯达公司成立了,他们推出一款相机,这种相机叫柯达勃朗宁,蛋糕的意思。因为当时它是方方的小盒,硬纸板做的,外面是一层漆布,上面有铜纽,咔碴一拉,快门就启动了,一松手弹簧又把快门关上了。后面有一个旋钮卷片,里面装什么底片呢?当时人类解决了湿板和干板的问题,但是人类还没有解决感光体的基材的柔软性问题,当时都是玻璃板,你拍出来一张就得一张张换,还是很麻烦。结果柯达公司发明了这款相机,它想起了很早的塔尔伯特的纸底片,所以这里面装的是一大卷纸,上面涂着感光胶的纸胶卷,而且它已经缩小到只是在一个盒子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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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达勃朗宁相机 1888年

纸底片之后,伊斯曼公司开始采用赛璐珞作为片基,生产出了赛璐珞透明片基胶卷,柯达成为世界首家商业化生产赛璐珞胶卷的公司。赛璐珞,是一种化学性的透明硝化纤维片材,可卷曲,但极易燃不安全。大家知道民国史上一个重要人物冯玉祥,他怎么死的呢?是在出国考察的时候轮船失火把他活活烧死的,其实就是他带的大量赛璐珞胶卷着火了,赛璐珞是燃点很低非常容易着火的化学品。所以上世纪五十年代醋酸纤维片基发明以后,立即在所有的胶卷包装上都印上“安全片基”,就是告诉你它不是易燃物。
后来柯达开始解决一系列的摄影术的技术问题。但是柯达公司更重要的不只是科学上的发明。它不但把现成所有的摄影技术浓缩整合形成可以消费的产品,同时它还发明了一种重要的严重影响未来的营销模式。这个营销模式有一个响亮的口号,标志着人类历史上技术消费时代的来临。他说,“你只要咔哒一声,剩下的由我们来做。”这个“咔哒”其实就是柯达的意思。我们看当时最早的这部相机价格是25美元,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价格,这是柯达的第一款相机。但是柯达紧接着再推出的这一款相机,售价就是一美元了,但是里面装了十块钱的胶卷和服务。什么意思?就是你拿着这个相机去拍照,拍完照以后你还回来到各地的柯达门店,工作人员就帮你把胶卷卸出来给你冲洗,同时在你清空的相机重新装上胶卷,你付十块钱。柯达为什么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影像经济帝国,就是因为这一套。当然今天这个帝国在数字时代没有抓住机遇突然崩溃了,已经快彻底烟消云散。但是柯达在当时是非常庞大的帝国,也是一个极重要的文化概念,就是来自于它的营销模式和营销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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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达《牛眼》相机的广告

摄影这项技术就是技术消费时代第一项最最典型的成功的产物

为什么我们管这个时代叫技术消费时代?因为在早期,人类想做成任何一个产品或者完成一件事情必须亲历亲为。但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生活越来越简单,我们大量使用的东西它的原创权都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只是在使用。技术消费时代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发明和原创越来越由少数人来解决,绝大多数人只是在使用和消费。所以摄影这项技术就是技术时代第一项最最典型的成功的产物。
我说前面的摄影是第一个历史,因为那时的摄影完成都跟你个人有关,到了1888年柯达公司咔哒一声的时候,切断了人和产品之间的生命关系,而且还给了你一种幻觉,好像你在制造,实际你什么都没参与,所有这些照片技术形成跟你没什么关系。你只是在拍照前选择了时间和事件的一部分,决定什么拍什么不拍。柯达公司把所有的技术集成变成一个可以消费的廉价产品,利用一种模式迅速占有市场,形成一个巨大的资本,这都是柯达公司干的事情。
当时柯达公司除了这些之外,它还有一系列的商业策略,即如何把一个产品包装后推向社会有一套完整的战略战术。它有雕塑、杂志,纪念品等等一系列附加的宣传手段。现今所有在报亭上看到的摄影杂志,这些杂志的编辑模式百分之百是一百多年前柯达公司留下的,比如栏目的设置,话题的方向,月赛等,这些杂志里的配制已经早就被柯达全部设定了。
柯达早期的策略是通过女人来推广自己的产品,因为只有贵妇人才有这种悠闲时间。所以它大量的广告花在女士身上,柯达成为女士们业余生活的消遣。请看下面这些图,这些宣传推广策略都是全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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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多可爱,我必须有一个柯达”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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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达小姐(也译为柯达女郎)在世界博览会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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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柯达冬天的场面 1890

对于摄影,希望是从文化角度上去理解,就是摄影术的技术发展和商业资本对这个媒介的运作,怎么改变我们的生活。它一方面提升了我们的文明,也深刻改变了我们的个人生活。
一直到上世纪30年代最大的相机制造商是柯达,现在已经见不到柯达牌的相机了,现在相机最大的制造商是日本。这是1913年的一款柯达相机,只有九美金,很低廉的价格。看其制造的精良程度,在当时人的眼中是非常高级的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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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dak No.1A Autographic相机1913

1914年出现了另外一个大的相机生产商家莱卡。当时发明这个相机是因为电影摄影会剩下很多片尾,发明家奥斯卡•巴纳克想把这部分胶片利用起来,(比如我小时候就有买片头照相的记忆),就是怎么把那个甩下来很贵重的东西利用起来,就发明了这一款相机。这款莱卡相机今天看来仍然很美,很漂亮,真是凝结了人类在机械和成像技术方面巨大的历史进步。这个相机我更愿意称它为仪器。这款相机对后来的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后来相机开始走向小型化、便携化、功能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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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卡相机的出现和其后促进了摄影的应用,相机的小型化带来了视觉文本生产的便捷性。相应的快照美学也出现了,在快照美学上贡献最大的就是法国那些街拍摄影师们,比如布列松、杜瓦诺、维利•罗尼等等。
相机的小型化也提升了新闻照片的生产能力,人类对世界的观察也因此延伸了。信息的影像化越来越成为这个世界的特点。

1928年,禄来双反相机也出现了

1928年,禄来双反相机也出现了,这款相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成为相当主流的相机。它6×6厘米适度的底片尺幅符合多数人的使用需求。

1962年,agfa org optima全自动相机

1962年,柯达Instamatic全自动相机(傻瓜相机)

老傻瓜相机

风行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佳能傻瓜相机

相机越来越五花八门,在现在的数码相机之前出现了傻瓜胶片相机。在傻瓜相占领市场最大化的时候,其实已经出现了今天大家使用的这个技术,数码摄影技术。1975年第一台数码相机发明了,就是这么一个笨拙的家伙,它使用的存储介质就是我们听了很多年的卡式录音机的磁带。不像现在可以瞬间在闪存里面存入几十M以上的信息,它做不到。它存完一张照片可能需要几十秒甚至更长。

1975年:世界第一台数码相机发明家

世界第一台数码相机发明家Steven J. Sasson和他发明的数码照相机

1975年:世界第一台数码相机

利用电耦合原件CCD做传感器的数码相机,相机用磁带做存储介质

数码相机在出现三十年后,于2005年期间终于彻头彻尾的登堂入室。2000年那时它还很艰难,被摄影界排斥。到2010年大家突然在一天早上,发现我们已经习惯性的掏出手机拍照,意味着这个数码摄影时代真正彻底地到来了。到今天胶片已经成为非常奢侈的,带有“很装”色彩的发烧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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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左右的索尼数码相机已经显示非常优质的品质

索尼微单

现在微单相机取代单反相机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技术消费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太残酷了,物质越来越不值钱。年轻一代对物质会越来越没感觉,而老一代人却爱穿户外运动服装,背着三脚架和相机,开着越野车招摇,其实就是过去太穷了,现在使劲地补偿,把相机越弄越大,把自己武装成“特种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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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5 800万像素拍的照片

手机摄影的出现让拍照功能彻底人人掌握,今天的影像生产制造是普通大众的生活内容。这两天发布的Iphone5,拍照象素可以达到八百万,它拍照的效果越来越可以替代普通的卡片机,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未来完全可以设想,前三四年最风靡社会的佳能5D系列,今天看来越来越是纯专业人士用的,普通单反相机已经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它直接的替代者就是这一年来最流行的索尼微单,它彻底告诉你了原来单反相机上面那个房子取景器越来越没有意义。

这张照片就是Iphone5拍摄的,按我们纯摄影要求的指标已经很不错了,远远超过了80年代的胶片相机,这个趋势未来我们会看得很清楚。

诺基亚808

诺基亚手机是目前拍摄功能最强大的手机。它的像素达到4100万,比专业的单反相机还高。拍摄的照片高写真打印可达1米以上。

一个历史过程

回到结论,我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告诉我们:摄影原初的技术门槛越来越低,直至现在几乎没有了。照相机的价格越来越便宜,人人都买得起,于是少数人的摄影权力变成人人都有的权利,照相机变成了与以前的纸和笔一样的文化用品。
由照相机和分工权赋予的摄影家也已经成为过去,只剩下了由自由分工而造成的职业摄影师。于是它也回归到文艺复兴以前,那时艺术家不叫艺术家,艺术家就是匠人,画匠、木匠都是一回事。从普及的权利层面上看,人人都是摄影师。摄影不再是神秘的职业,它只是人们眼睛的延伸和大脑记忆的定格与内心情感思想的表达手段方式。
作为技术,技巧支撑的摄影艺术已经早就过去了,所以摄影就是摄影。干嘛老说摄影是艺术,摄影比艺术棒多了。艺术已经终结了,可以说艺术是在摄影术诞生之前的。摄影就是摄影,比艺术还要更具有现代性,摄影不需要涂抹上艺术的外衣,本来柯达之后的摄影就是意味着与艺术的告别。
我讲了两个历史。摄影的直接性和民主性使其成为人们思想意识投射、流露甚至宣泄的最有效的工具,所以照片是最具思想观念的媒介。在这方面摄影比手艺性的艺术在纪录和表达方面要有效得多,它不需要手艺性艺术的复杂技艺,人人都可以使用,这就是它天生的民主性。它把原来艺术诸般功能中的话语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所以它是公民参与社会公共关系建设的有效手段。

数字化以来的摄影驾驭上传输技术的翅膀,影像的话语功能就获得了惊人的力量,也因此能够让正义获得更大的尊严。所以让我们拿起自己的照相机。
我的演讲完了。

现场互动

主持人:演讲很精彩,所以我们延长了15分钟,现在提问的时间比较短一些,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尽量的短和清晰。

提问:从刘香成、李晓斌那个时代所抓拍的街头时尚,到现在娟子、冯海他们摆拍的时装大片,你怎么看待摄影在奢侈品消费中扮演的角色,你是否觉得它从新闻媒介向商业媒介转变的太多了。

第二个,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让更多的普通人对低象素的摄影艺术高涨,你怎么看待街拍类重新流行和图片分享类网站的兴起。

鲍昆:这个话题太大了。首先李晓斌和刘香成他们的照片是一种社会记录,跟时尚摄影没关系。他们只是捕捉了变革中带有新闻性的社会现象,预示着未来的一些文化现象,实际上是新闻纪录。

冯海他们这些就是商业摄影,商业摄影是后现代以来比较值得认真研究的一种文化现象。但是它在摄影圈里从来没有太大的地位,就是一个商业广告设计,不涉及到思想。但是它实际上跟文化有关,尤其跟消费主义景观社会有关,是资本主义消费现象的重要表现。
这部分摄影在时尚方面大不大也不是他们的事,冯海、娟子有老板给钱他们就拍呗,消费型杂志也要广告主给你们钱,现象的本质背后是资本问题,还不是纯粹的视觉艺术文化概念问题。

第二个问题街拍照片的流行,中国人影像的狂欢在世界上并不存在。流行摄影跟我们中国独特的历史现实有关,因为我们过去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民社会,我们的民族在我们文化历史中非常物质主义,非常物质化。

真正现代性的社会文化理念中国人现在还没有,没建立起来。我们应对这个社会的时候是用我们传统的农民性在胡乱地应对。比如为什么中国这个民族物质化,包括大家狂热的喜欢摄影就是一个现象,你到西方不会见到像中国人碰着一个什么事时就举着一片相机拍照的现象。中国人好像特别焦虑,我们这种焦虑来自于我们什么自信都没有,我们希望用一切物质和带有占有性的行为来支撑自己,拍照本身潜意识中是一种占有性的行为。他希望把时间、空间都拿过来,虽然拿过来是一种幻象,但是仍然可以给你一种心理上的满足。

现在突然兴起的年轻人街拍,我觉得它只是一阵风。中国的摄影热早晚会过去。现在摄影热的现象,更本质的看它是一种文化的补偿性的消费。比如现在我就觉得我的心态一天比一天好,尤其是你买房子十年以后才会对房子有更深刻的认识。你获得其他的自信以后,你会觉得我用不着那么多房子,我要房子干什么。像我就觉得如果房子多对我来说是很恐惧的事情。随着我们人口锐减,再过十年,我们这一代人进入死亡高峰的时候,中国的房子会出现巨大的过剩现象,你的儿子和孙子会臭骂你们给我们留这么多破砖烂瓦干什么,既卖不出去,也租不出去,我还得维持它,物业公司还一天到晚逼着我们交物业费。你想想,以后没那么多人,人一走房子就空了,没用了。那是一个很恐惧的情况。

摄影也是这个问题,中国人太焦虑,他特别需要这些东西吗?其实不需要。摄影很浮躁,有价值的摄影通过摄影进行思考,或者利用摄影当工具,让摄影作为建构公民社会的工具来使用它很有意思,也有价值。现在流行的这种街拍,我觉得纯粹是一种盲目的消费行为。我相信会过去的,不会那么久远。现在网站也很多,大部分是娱乐性的,中国人特别分裂和浮躁。这么大一个国家,十五年前德国贝塔斯曼图书公司到中国来,他第一次跟中国签订合作意向,那种兴奋我想他们几夜都睡不着觉。你想,他觉得这么大一个市场,人口基数13个亿,那是一个多么大的出版市场啊?德国八千万人口的一个国家,一本书印了几十万是个平常事儿,个别还上百万。于是他们按这个比例来算中国,那数字还不太厉害了。可是他到中国一落地,发觉太悲摧了,几乎任何一本书都不会超过一万本印量,能到一万本就算不错了。不管怎么说,这么大一个国家,好多非常棒的书也就几千人买,而且大家还都不看。我是读书的人,我发觉有些书印了几千本还售謦了,起码还是有人读书吧?可是后来发现许多同行在写文章谈事儿时,却没人谈到这些书中的思想,结论是原来大家都不看。可悲的中国,第一读书人极少,好不容易买了几本书还不看。于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在中国落地以后连泡儿都没有了,好像神话故事似的这个东西掉地下就被土壤吸走了。

我的回答完了。

主持人:如果大家没什么问题,我们就结束了。谢谢鲍昆老师。
(完)

注:本文根据三联生活周刊-UCCA文化节“思想•广场”讲座录音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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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昆:拿起你的照相机 1

2013年1月3日 鲍昆 936 次阅读 2 条评论

这是今年9月16日我在《三联生活周刊》主办、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合作主办的大型公益文化活动“思想•广场——三联生活周刊-UCCA文化节论坛上的一次讲演。后来根据录音整理的文字又修订后,分两次发表在11月1日和11月7日的人民摄影报上。下面的主持人为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王恺先生。

主持人:感谢大家来参加三联生活周刊和尤伦斯的文化艺术节,这一场的嘉宾是鲍昆老师,他对话的题目是拿起你的照相机。可能大家看这个题目会觉得没有太明确的指向性,其实鲍老师的意思很清晰,探讨摄影的本身是什么,摄影是不是艺术。鲍老师可能更多的认为摄影是一种媒介,只是囊括了艺术而已。
既然大家来参加沙龙,肯定对鲍老师也非常熟悉。鲍老师是著名的摄影师,也是艺术评论家,但是他从前学的是经济,这可能是他的观念非常独特犀利的原因,现在请鲍老师开始。
鲍昆:谢谢大家,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时间跟大家就我所研究的对摄影的看法进行一次交流。我这个PPT整个名称叫“拿起你的照相机”,就像刚才主持人王恺所说的,好像是非常直白的话语,并不学术性。其实在我看来最好的学术是以最简洁,最明确,最通俗易懂的话语说出大道理、真道理。
摄影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你看我在讲的时候很多朋友已经拿着手机对我进行拍照。实际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影像的世界,“影像的世界”是一个描述性的词汇,可它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带有动词色彩。因为我们总是处于观看和被观看的这么一种相互关系中。
我想给大家理一个思路,即一百七十多年前摄影术诞生,它在我们人类文明史中到底起到什么作用,而且它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又能对社会的文明建构和未来起到什么作用?

实际上的摄影史是两段历史,而不是一段历史

首先我想跟大家强调一下,从1839年起摄影术诞生,实际上的摄影史是两段历史,而不是一段历史。我认为从1839年到1888年是摄影的第一段历史。这是我们现在多数人,包括职业的、专业的摄影师都不太意识到的一个历史本质,所以我今天特别想强调一下摄影的第一段历史。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大家总爱说摄影是艺术,拍出照片挂在画廊、博物馆,大家认为它是一个视觉上的艺术。实际上摄影回到它的本质,它真的和传统艺术有很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说它是一个技术,是一个工业化的技术。所以它诞生以后产生的作用和传统的艺术有很大的不同。
这是公认的世界上第一幅摄影照片,这个照片是由尼普斯拍摄的。他用沥青版的照片(也可说是底片)在自己家的后窗拍了后院,这张照片曝光的时间从早上太阳升起一直到太阳落下,没有镜头,用的是针孔相机。这是人类第一次把一个客观的物像通过客观的手段留下来,非常真实,所以这张照片应该是开天辟地。这张照片是在摄影术正式公布以前拍摄的,所以在真正的历史学术中,大家认为尼普斯是真正的摄影术的发明者,而不是现在所说的达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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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勒格拉斯的窗户向外看 尼埃普斯 1827

以他的名字命名摄影术的达盖尔是一个艺术家,也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当时在巴黎为大剧院画背景画,画非常精彩的各种各样亦真亦幻的舞台背景。因为当时巴黎的娱乐业非常发达,舞台艺术达到很高的水平。达盖尔有非常好的商业头脑,他听到了尼普斯的摄影研究,也知道尼普斯因为经费等各种各样的原因陷入困境,于是达盖尔主动找到尼普斯,说咱们两个合作,我对这个感兴趣,钱的事我尽量帮着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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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盖尔肖像 1844年(银版法照片)

于是这两个人就开始了几年的合作,直到尼普斯去世。后来,达盖尔就把这项成果直接呈报给法国政府,由法国政府把摄影术以政府的身份公开购买下来。由政府出面把一个私人发明的专利购买下来,这是一个创举。法国政府认为这个摄影术会对未来的人类文明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推动,所以希望这项技术不要作为一个私人盈利的工具,应该把它回馈给整个社会。于是,法国政府在1839年8月19日正式向整个社会公布,告诉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和免费的使用这个专利。

France, Paris, August 19, 1839.

1839年8月19日 法国科学院和艺术学会联合会议宣布摄影术为公众所有

我们中国人怎么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想到我们的文化身份会想到长城、黄河、故宫,在科技角度我们会想到古代的四大发明,指南针、活字印刷、火药、造纸,它一直是让我们保持自己尊严和骄傲的东西。实际上中国在长期的历史民族叙事中我们强化这些东西,无形中又起到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消隐了我们对其他文化伟大发明的尊重,甚至我们好多都不知道。作为一个法国人来说,他会立刻说到我们法国给人类贡献的还有摄影术。近现代以来摄影术对人类文明提升作用实在太大。我说的意思是,不要认为世界上只有四个发明,实际上发明很多,而且重大的近现代以来许多重要发明都是由法国人完成,其中之一就是达盖尔摄影术。
摄影术出现以后在现在看来很古老,古老到什么程度呢?它根本不像我们今天随随便便拿出一个手机就可以拍照,而且拍的质量很好,可以很方便的把它呈现出来,在互联网迅速传播。
但当时都不是,当时的摄影非常古老,技术也很初级,基本就是一个大木箱子,上面搁了一个镜头。刚才我们看尼普斯那一张还没有镜头,前面的地方就是一个小小的针孔,后面放上感光体,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叫底片,可能再过十年小孩连底片的概念都没有了。在座的很多人小时候还处于底片的时代,现在摄影没有底片了,底片变成了固化的电子器件上的编码电子信息。当时不行,如何让影像留下来是特别大的问题,尼普斯和达盖尔所做的事情就是把通过一个针孔成像或镜头形成的影像固定下来,这就是摄影术。

早期的摄影器材,这个巨型暗箱还不能称为照相机

利用镜箱描画画稿。照相机的雏形,但这个巨型暗箱还不能称为照相机,因为没有解决留住成像的问题。

实际上在摄影术诞生之前,这种能成像的木盒子早就存在,我们现在熟知的古典主义绘画,尤其是新古典主义的好多画家,比如安格尔,他有一幅画画的是裸体的女孩子举着水罐倒水,叫“泉”,人体的结构非常准确。我小时候学画画,老师就跟我说安格尔最大的贡献是他们的素描太好了,他们把写实主义的绘画提升到很高的程度,他画人的结构非常准确。其实今天大量的历史研究证明,安格尔他们这帮人都投机取巧了,就是他们一直都用一种东西辅助他们绘画。这东西在当时就叫暗箱,中文的翻译也管它叫镜箱,就是一个小木箱子前面有镜头,后面没有底片却有玻璃,针孔或镜头投射过来的影像可以在毛玻璃上成像。他们画人或者画风景的时候就拿着镜箱照着拿笔描写。镜箱的尺寸很小,于是再把画稿用打格方法放大,这样“形”就会非常准确。当时很多画家都用这个,而且都心照不宣,谁也不挑破这层窗户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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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尔的油画《泉》

我们不知道这段历史的时候大家都说这帮画家太天才了,把这个人物结构画的那么准确,分毫不差,太精彩了,实际上他们都在用这个手段。而这个手段其实就是摄影术的雏形。
为什么后来又叫摄影术,就是解决了怎么能把这个成像的结果存下来。这是尼普斯和达盖尔解决的问题。
摄影术是以达盖尔命名的,回到英文上提到摄影术经常用的一个词就叫达盖尔法摄影术。实际上达盖尔法摄影术和我们现在理解的照片不同。对于摄影,我们都知道都有一个底片,有一张相纸,一个正的一个负的,正负结合反转出来一张照片,我们管它的叫正负系统。可达盖尔的东西就是一个正系统,影像直接在金属板上成像,叫银版法。我们拿在手里正面看不清它,我们要侧一点,让上面的影像通过光线反射一下我们才能看清楚。达盖尔法并不实用,无法复制。但它记录的影像层次在当时特别好,所以后来就以它命名。
在它之后诞生了塔尔伯特的纸底片法(卡罗法),就是利用在纸上涂布感光胶的办法进行拍照,形成底片负像,然后再印相成照片。我们叫纸底片阶段。但是这种方式解决不了底片透明度的问题。底片的基材实际上就是我们普通的纸,纸上有很多纤维,出来的影像并不好看,很粗糙。于是人们就继续想办法,就把这张纸底片浸油,浸蜡,让这个纸变得透明,再印的时候效果好很多。所以在这个时代人类很痛苦,摄影术大家都知道它好,可是做出来太难了,要求摄影师技术上很好。

开着的门 1843年  塔尔伯特

开着的门 1843年 塔尔伯特 纸底片法,也叫卡罗法

纸底片之后又出现一个著名的时代,就是现在杂志上经常提到的湿板。原来涂在纸上的感光层粗糙,终于大家发现玻璃可以用,玻璃很透明,但是它要解决感光胶怎么涂到玻璃上去的问题。人们发现外科手术上经常用的一个东西叫珂罗酊,就是用纯净的棉花扔到硝酸里,把它腐蚀变成一种透明的胶状的东西,这个东西叫珂罗酊。在中文里确切的称呼叫火棉胶,医学上可以用它止血和补伤口。
可是有一个问题,火棉胶干燥以后所有感光的性能全部消失了,大家发现要拍照的时候必须是在火棉胶潮湿的状态下,于是要想拍照必须在现场做底片,而且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趁感光胶没有干燥之前曝光,它才能把影像留下来,这就是火棉胶时代,也称为湿版时代。
火棉胶时代将摄影的精确性大幅度的提高,但给摄影师带来巨大的困难,每个摄影师出来拍照片的时候,要带着相当于一个实验室的全套设备,盆盆罐罐好多瓶子,装着各种化学试剂。还要有一个能够遮光的帐篷。请看这幅图画,这是当时最牛的,好像谁发明了一套便携式的东西,可以把它折叠起来,在野外还展开,先做好底片立即放到相机上,拍完以后立刻要冲洗。这个时代摄影术技术非常复杂。

UNKNOWN. European-style Portable Darkroom Tent, 1877.

湿版时代摄影师的装备和工作场景

我们看这样的摄影方式,它和传统艺术有一拼了。我们把传统艺术称为手艺性的艺术,比如绘画你要掌握一定的技艺,你要在画布上一点一点把它完成,这个过程是身体和对象不断交流的状态,非常富有生命感。
这个时代的摄影技术性和操作性都和传统艺术产生很大的相似性,尤其是在手工制作银盐感光胶的时候,发挥自己的特性,浓一点,淡一点,加哪个药品多一点少一点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种交互性和传统的艺术有很大相似性。因为它有这个特征我才把它定位是摄影的第一个历史。这个历史是摄影和传统艺术有很多同构性、本质性的特点。

干版时代解决了干燥以后的感光问题,摄影术成了生活中非常有趣的一种文化活动。

最早的摄影是很难普及的,只有一些专门的人士下工夫,还要投资设备,锅碗瓢盆,非常复杂。但是摄影术毕竟是一项工业性的技术,火棉胶之后出现了干版时代,解决了干燥以后的感光问题。这个时候摄影术开始迅速普及起来。摄影术成了生活中非常有趣的一种文化活动。
摄影术开始第一个被广大公众接受的是肖像摄影。人们在过去想获得自己肖像是没有资格和权利的,因为没有金钱。你想留下肖像要请画师来画。我们看老电影中一些贵族的家庭中悬挂着各种各样的家庭成员肖像,它只是贵族阶层才能享受的权利。摄影术一出现,首先让拥有肖像成为每一个人的权利,谁都可以付费把自己的形象留下来,一下子摄影术在社会上开始普及。
我们看这张照片,当时拍照的时间不是特别快,坐着拍的人脖子后有一个金属的架子,因为曝光要很长时间,最少也要30秒,摄影师就说你不要动,你一动影像会虚化,但是人难免动,所以有一个夹子夹住他,不让他动。

湿版

Unknown PHOTOGRAPHER. Jabez Hogg Making a Portrait in Richard Beard's Studio, 1843.

湿版时代的肖像拍摄,曝光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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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曝光慢,被摄人需要器械固定不动。

现在大家都爱怀旧看一些70年代的电影,有一个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有一个抵抗战士吉斯公开职业是经营一个照相馆。为了欺骗追捕他的党卫军,他假装正在给顾客拍照。那段镜头就能让我们看到古典摄影的技术方式。那个老式的照相机就没有快门,吉斯一边说“你别动别动”,一边拿起镜头盖来喊“一、二、三”,然后他又盖上了镜头盖,完成了一次拍照。那时候摄影曝光的时间非常长,要好几秒钟才能完成,控制曝光用镜头盖就成了。

吉斯摄影-

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一个镜头,摄影师控制曝光时只是用镜头盖。

摄影术技术是一步一步提高的,在社会上各个领域发挥作用也是越来越宽广的,最早使用它的产业除了肖像就是色情照片。摄影术刚刚能够显示它便捷真实的一面时,巴黎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色情照片生产和销售中心,为法国经济创造了很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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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期法国的色情照片
摄影感光的时间速度越来越提升,作用也就越来越大,新闻就开始使用它了。1860年代还是湿板时代与干版快要出现的时代。那时美国西部还是属于美国人意识中的荒蛮时代。美国人修建著名的西部大铁路,就是源于东北部美国的文明一点一点向西拓展,这条铁路引起所有美国人的关注。这条铁路的西进过程,也是摄影记者的拍照过程。他们随着这个铁路拍照片,一步一步往前走。照片中的美国西部,在东部的美国人心中,逐渐形象化起来。国土的概念和对国家形象化的认识一天一天的加深。照片让美国公众知道了西部有沙漠、山岳,甚至很好看的风景,比如黄石公园(后来的称谓)、大峡谷等等。最早期的美国人只知道这块土地是我们的,但是什么样不知道,都是通过照片来认识。

ANDREW J. RUSSELL.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ailroad at Citadel Rock, Green River, Wyoming, 1867-68.

正在修建的美国西部大铁路 怀俄明州绿河 1867-68年

这时候发生很多事情,还有一些欧洲的摄影师跑到埃及,欧洲人原来一直认为埃及跟他们历史有巨大的关系,整个古代史就是埃及以后希腊和阿拉伯的一带的冲突。但是欧洲人对于中东非洲等地,永远是传说,没见过。随着很多摄影师到中东拍照,欧洲人开始对世界和历史渐渐形象化了。
当然也有跑到中国来,比如1870年左右来中国的著名的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1868年汤姆逊从中国的香港、福州进入中国,一直沿着东部中国沿海地区到了北京,拍了很多照片。这是老北京的照片,他给我们留下了19世纪70年代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蛮有意思的。西方人对中国接近一百五十年的印象和想象中,和这个人的摄影有相当的关系。比如我们看80年代好莱坞电影中居然还有一些显得很弱智的镜头,比如在现代化的场景中,中国人还是留着小辫,戴着瓜皮帽。最早给西方人比较全面固化的形象记忆都来自汤姆逊和他之后的一些西方摄影师的中国照片。这些照片在构建西方人对中国的一种惯性的形象认识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汤姆逊的照片也很精彩,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汤姆逊是个职业摄影师,他把拍的照片寄回国,英国公司拿着他的底片印出照片在市场上销售,就跟我们现在卖书是一样的道理,影响巨大。汤姆逊靠这个挣钱。

John Thomson Images 2 035

老北京打鼓的到胡同人家收古董 约翰•汤姆逊

到中国之前,汤姆逊到过柬埔寨,一个法国的探险家带着他由当地的向导带领进入丛林,第一次将沉睡多年的吴哥窟介绍给世界。所以汤姆逊对建构西方人对远东的印象中起了很大作用。

摄影的本质特性就是记录

在越来越现代的西方社会中,摄影术的本质特性越来越显现。摄影的本质是什么?说白了就是它的记录,它在社会分工中主要是信息生产,它已经越来越开始参与社会生活。这张照片是个银版照片,拍摄时间很长,拍摄的纽约的一场大火。但是当时它没法传播,因为银版法照片无法复制。

GEORGE N. BARNARD. Burning Mills, Osweao, New Tork, 1851. Daguerreotype.

GEORGE N BARNARD Burning Mills Osweao New Tork 1851 Daguerreotype.

摄影术早期太笨拙了,没有显现出来它在科学研究上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后来它的技术进步, 比如它的曝光时间越来越短,它在科学研究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人们开始利用摄影进行科学研究。这是最早的一个案例,人们有很长时间对马的奔跑有一个猜想,就 是马在奔跑的时候是不是保持有一只蹄子着地?因为马跑的速度太快了,人的眼睛已经不能再去精细地分辨马奔跑的动作。于是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终于摄影术 曝光速度提升到可以把一个快速的物体动作清晰地留下来时,人们立刻就把它运用到对这个研究上。人们拍摄了一系列马的奔跑照片,证实了马在快速奔跑的时候有 一个瞬间四只蹄子是离地的。

马的奔跑研究

马的奔跑研究 麦布里奇1879年

摄影术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开始,画家们就利用摄影的原理,所以摄影术从它原生的基因和血脉中一直跟 艺术家有关。最早使用摄影术的往往都是一些不成功的画家。这些画家们画不成画,挣不着钱,他们就开始利用摄影术。他们一旦掌握这个媒介,就知道这个媒介能 给他们带来什么利益。但是他们固定的思维方式格局中,对形象的理解一直是艺术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不管他用什么的模式和媒介,他要实现的都是艺术的理想。 这就是当时特别有名的被英国女王收藏的雷兰达的《人生的两条路》。

OSCAR GUSTAV REJLANDER. Two Ways of Life, 1857

《人生的两条路》 雷兰达1857年

摄影术产生在欧洲的法国,法国一直是非常浪漫的民族,特别艺术化的民族。他们发明了摄影术这么牛的媒介,但他们仍然把这个媒介更多的作为艺术化的理解。唯有在当时欧洲人眼中野蛮的美国人,他们拿过摄影术来立刻就进行非常现代性的使用。美国人的经济也一样是各种各样彻头彻尾的按经济规律进行操作,否则美国人为什么后来那么强盛,
美国人最早开始拿着照相机就瞄准了新闻,摄影的客观真实性让新闻更有真实性,会有更多的读者和买家。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把照相机运用在美国正在如火如荼的南北战争中。摄影师马修•布兰迪和他的团队拍摄了战场场面。美国公众惊呼摄影术的神奇,让他们看到战争的残酷。但是他们也感觉到很惶恐,“它把太平间送到了我们每天早上的餐桌上”。当时大量的战争照片是战斗以后尸横遍野,这样的“照片”被印到报纸上,公众在吃早餐的时候展阅报纸,一边是咖啡和面包,一边眼前展现的是尸横遍野。这些话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开始有一个深刻的变化,但是这个时代仍然是专业的摄影师去做的事情。

Mathew  BradyCivil War , 1865

美国内战 马修•布兰迪 1865年

摄影术在大发展的时候正是印刷术大发展的时候,摄影和印刷术之间是相辅相成共进的关系,它们一直在互动。可以说,没有摄影就不会有现代印刷术,没有现代印刷术也不会有摄影这么广泛的传播。当时是它们两个正在互相捆绑着往前走的时候。很长时间它们中间有一段特别尴尬的时代,因为当时的报纸是无法印刷照片的,解决不了照片的从黑到最亮的影调过度。
今天这个问题已经很好解决,我们叫网线。我们拿放大镜看印刷品上面是一个一个点子印出来,每个点子中间互相的区隔才能产生从亮到暗的过度过程。如果没有这个网线,油墨会因为没有点子的阻断是乱流的,印出来是乱七八糟的。
当时读者对照片新闻的需求度很高。于是那时候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个报纸都要养几个叫版画家的工人,其实就是拿着刀子在木板上刻版画的木刻师和做腐蚀版的版画家。摄影师拍完的照片送到报社,然后把这个东西贴到木板上,木刻师再一刀一刀的把明暗关系刻出来,然后再上印刷机印出来。所以那时报纸上的“照片”实际上是版画,但它绝对是从照片出来的,是真实的信息。

EADWEARD MUYBRIDGE. Studies of Foreshortening; Mahomet Running, 1879

雅各布•里斯的《另一半人是如何生活的》由照片转成版画发行 1890年

早期摄影有多少功能,能够给人类提供什么?

我们看一下早期摄影有多少功能,能够给人类提供什么。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媒介的功能已经是多方面了,包括了几个方向。
第一,肖像照,自我身份的确认;
第二是信息的记录、生产,拍照实际上就是生产信息;
第三是科学研究;
第四是艺术;
第五是娱乐。刚才我讲的色情照片可以归到娱乐。

早期摄影当中的权力和权利

在早期摄影当中的权力和权利。早期摄影技术的复杂性和器材的昂贵造成了摄影并不是公众普遍的权利,不是每个人都能干这件事,而是有一定专业性和财富性的权力。你要掌握特殊的技能,同时还有一点点资金,这就是权力。这样的人才可以摄影,凭借这个媒介生财,扩大自己的影响,摄影师因此也是一个有一定权力的人。
摄影的出现扰乱原本稳定的画家的生存市场,比如砸了画家的饭碗。
摄影术出现和艺术有一百年博弈的关系,首先我们看这两幅漫画,摄影术出现以后,它像一个巫婆来到这个世界敲门,要登堂入室,申请办展览。而这边就是传统的调色板,代表传统画家。

NADAR TWO cartoons 1857

摄影申请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办展览,但是绘画仍然拒绝

原来画家主要是靠给人画肖像生存,摄影术一出现把画家的肖像买卖砸得很厉害。他们后来提升了肖像画的水平,他们认为摄影拍出来是非常冷漠的,当时肖像画家说我要通过我的绘画过程,把对人的理解突出,在不走形的基础上,把人的面貌中微妙的精气神画出来。所以摄影术出现以后,让肖像画提高自己的真正水平,就是画得更传神了。早期他们画很机械,给你画像了就行了。这是荷兰画家胡博华为李鸿章画的肖像,这个肖像相当精彩。我在首博看到他的原作,这个画家已经不是简单的形似,真正把人的内心世界画出来了。

荷兰肖像画画家胡博·华士为李鸿章画的肖像

荷兰肖像画画家胡博•华士Hubert Vos为李鸿章画的肖像

摄影术出现以后更直接造成了绘画进一步向现代性的转折,比如出现印象画派。一些人对莫奈著名的《日出•印象》提出质疑,认为过于潦草显得不真实.莫奈他就说我为什么要画得像啊?我画的是印象。意思是说你想看实的,那你拍照片去吧,我这个很高级,是照片所没有的内心感觉。所以摄影术出现直接逼着绘画艺术开始转型。

《日出•印象》 莫奈1873年

《日出•印象》 莫奈1873年

THOMAS EAKINS. History of a Jump, 1884-85

THOMAS EAKINS. History of a Jump(一个跳跃的历史), 1884-85

MARCEL DUCHAMP. Nude Descending

马塞尔·杜尚的《下楼梯的女人》明显是受到上面这种类型摄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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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丹走了

2012年12月12日 鲍昆 829 次阅读 7 条评论

上午10点,深圳老友苗小康来短信,告知“小丹昨天下午五点三十分走了”。
看到这个短信,几乎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安静平和的小丹怎么会突然走了呢?去年见她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
赶快电话过去问小康是怎么回事。小康告诉我,小丹患癌症已经有几年了,但是她自己将这个痛苦沉默了。小康说,小丹从来没有为此住过医院,甚至在前几天仍然和朋友们电话聊天,似乎一切日子依旧。直到昨天下午,家里人给独居的她打电话,觉得声音不对才赶去破门而入,但小丹这时已经不行了。听小康的叙述,我真的十分难受,也立刻晓得这是小丹对生命的态度,她选择了自然。但是我无论怎么理解小丹以这样大气的方式来看待生死和知道如何保持自己最后的生命尊严,还是对她这样的离别,感到不适应,她怎么就消失了呢?
往事依稀,好像认识小丹是1985年。那年我去深圳出差,顺便去刚创刊不久的《现代摄影》杂志看望编辑李媚。李媚那时刚从北京的大众摄影杂志转来帮助苗小康编辑现代摄影杂志。在杂志编辑部,李媚带我认识苗小康、伍时雄、林小丹、杨延康、杨志刚、卢志华等人。印象那时杂志已经进入第二或第三期的编辑,李媚正在紧张的工作。第一期是由苗小康和伍时雄编的,第二期伍时雄因为其他事忙,就基本主要由李媚打理了。
小丹那时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女生,和我交谈时谈了很多当时有趣的话题,比如小说文学和各种文化事件。她对一些情况的熟悉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显然她是一个勤于阅读的人。小康和李媚还告诉我,小丹的父亲是当时省委宣传部部长林江,为杂志的创刊帮了不少的忙。但那时小丹还在深圳特区报的摄影部。我见到小丹的时候,应该是她正在调动或者刚刚调来的时候。
从那时以后,我和小丹等现代摄影编辑部的朋友们开始了近三十年的友谊。三十年中,经历了许许多多,但是从未间断联系。89以后,苗小康移民美国,跟着我去德国,小丹和刘小燕等朋友去英国,而后又转赴南美阿根廷。那时即使大家天各一方,但是联系依然。直到九十年代,大家又都回来。期间大家还在一起合作过许多事情。近些年,大家各自忙自己的,联系渐少,但仍是不断。每次我到深圳,都会见面。不过后来见到她,却不再一起吃饭,她只是说不爱在外面吃饭了,聊聊天就成了。现在我才明白,是她病了。
小丹一直悄悄关注我的博客,偶尔也在上面留言,但极少。她后来这些年给我的印象,是越来越安静,但却一点也不显得悲观,所以每次见面仍然非常的快乐。
小丹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但却有思想。在朋友中显得很独立,也很善解人意。我从来把她和小康视为终生可以交心的朋友。她走了,就像她这些年的安静,还是静静悄悄的。可是我不会忘记这个朋友,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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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小丹和我们在坝上拍电视广告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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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我到深圳时,小康和小丹来看我。小康因腰伤卧在沙发上,我和小丹在取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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