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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昆:别挎着照相跟我谈艺术

2011年9月28日 鲍昆 3 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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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摄影网消息:8月25日,著名摄影批评家鲍昆在浙江省中青年摄影人才研修班上为学员授课,鲍昆是此次研修班上第四位亮相的老师。如果说前三位老师的授课带有鲜明的”演讲”色彩,那鲍昆老师的授课则是地地道道的”课堂教学”。他用现场流利的板书,为学员分析和解构世界近当代艺术史和中国摄影近三十年的变迁历程,同时为学员厘清了诸多艺术史与摄影观看密切相关的重要概念。鲍昆也是此次研修班中唯一的承担一整天授课任务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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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昆:以下是浙江摄影网编辑整理出来我讲话的大体内容,一些用词不完全准确,但大致如此——

        作为唯一一位全天授课的老师,鲍昆除了谈摄影,带来了更多其他学科的概念,自媒体、公共媒体、文艺青年、外省青年、现代性、当代艺术,无疑,这是一堂关涉传播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史的摄影综合课程。或许,从摄影之外看摄影,才能更好地帮我们理解摄影,才能打破那些所谓的摄影神话。所以,下课后学员的第一问题是,能否帮我们开书单。或许,真的,我们该补补课。

    当然,正如主持人省摄影家协会吴宗其介绍的那样,鲍昆不仅仅擅长说摄影,”我依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摄影师!”开始做报告前,鲍昆自信地告诉在场的所有人。
    1.今天的摄影界生态

解读当下的摄影主流文化现象?从历史上说,要追溯到1979年的四月影会。当时的四月影会提倡个人的,独立的,自由的,真实的影像。它的”敌人”,即1949年以后,文    革时期的宣传摄影,专制,集体,虚假的色彩。我们都曾参加文    革以后的中摄协,我们知道,只有四月影会在真实上有所突破。

    初期,四月影会曾遭到中摄协”绞杀”,后来慢慢获得了合法性。但四月影会做了三期后就退出了,它也应该退出了。因为到第三期,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文化的复兴,公众意识、大众意识的兴起,它变得大众化、庸俗化了。

    1982、1983是两个机构相互交替的几年,后来,随着四月影会的退出,整个媒体就迅速地被沙龙化了。中摄协再次强化了评委化制度,任何离经叛道的照片不会让通过。我们消解了专制,而最终,个人化又被庸俗化所替代。摄影走向了沙龙唯美。中摄协一家独秀。像浙江的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中摄协意识形态下的产物,这种官方的产物最终演变成一种大众的文化概念。它和专业的摄影要求不是一回事。

除了刚才这段历史渊源之外,还和我们长期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关。再有一个横向的现代主义。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横向的,我们和世界的沟通不通畅。纵向的,我们整个社会文化水平不高,或者说我们摄影界对传统文论思想没有深刻理解。所以才造成今天的摄影界的生态。

 

  2.摄影是一个公共的消费技术:艺术是一个非常过时的词汇!

  我多次强调,摄影是一个公共的消费技术。这一点是解读很多文化现实的一把钥匙。摄影是公共的,通用的消费技术,可以花钱买。而其他艺术,学画画,做雕刻,都要有一些基础技术的把握,唯独摄影不需要。在早期,摄影有两个东西赋予它,一个是钱,一个是权。很多摄影家由这两个东西组成,现在仍然余韵未消。但是现在,摄影原来的地位、身份特征不断消解,和传统的表达媒介纸和笔等同。摄影只是一种影像的写作。所以,人人都是摄影家。

  我非常反感有人和我讨论:摄影是不是一种艺术?说这话必须有前言后语,不能张嘴就来。今天,拿着照相机的都是一个摄影家了?这个摄影家的潜台词是:我是摄影艺术家。事实上,艺术是一个完完全全非常过时、过气的词汇!大家不要把它看得多高尚,好像动不动就成了艺术家。

  有人找我谈艺术,我和朋友们都会心一笑,这是一文艺青年或者文学青年,现在也叫摄影青年。是那种半吊子,没见识,又略知皮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200多年发展史的艺术,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有它开始的一天,也有它终结的一天。在今天的思想知识界看来,”艺术”这个词已经过时了!

  3.艺术的滥觞:从”手艺”说起

  ”艺术”这个词汇很重要的一点是,它和”手艺”相关联。我们今天的雕塑家、画家等艺术家那时只是”工匠”!和种地的,扛活的一样,都是劳动者。

  艺术和现代文明进程,现代社会萌芽有关。虽然诞生几百年,但实际上历史非常久远。早在7000年前,人类就发明了怎么做碗,怎么做杯子。但当时,大家只要求使用价值,这也是艺术最初的功能。到了18世纪,随着文明的发展,财富不断积聚增长,到了一定程度,阶级出现,分工出现。富人在使用器物时,超越了使用价值,要求审美。所以某种程度上,艺术的出现,是那些富人、资产阶级、地主富豪、皇室推动的。有钱阶级满世界找工匠,工匠成了稀缺资源,他们开始尊重匠人,折腾来去,匠人地位提高了,匠人的作品价值就高了。18世纪,一些画家在自己的作品上签名,这时,”艺术”这个词汇出现了。

  4.摄影之伟大,在于它带来民主、自由、真实

  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和财富的积累,18世纪工业革命爆发,机器出现了。这又带来一段农耕、手工时代和机器工业时代的交替。像我就经历了手工、机器时代,现在是后工业时代。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当工人,这是我们那个时代最牛的职业,和机器打交道。

  我们从手工艺时代进入了德国学者本雅明提出的机械复制时代。照片轻易地取代了画作。也因为机械复制的特点,摄影曾经被很多艺术家所鄙视,说你们都是一帮没有艺术能力的人。但是今天,我们恰恰想证明,摄影这个表达媒介是非常非常伟大的媒介。

  我在西安美院讲课,下面坐着摄影系和绘画系的。我就说,摄影系的孩子们,你们直起腰杆来!画画已经过去了,只有摄影是今日之伟大媒介!因为摄影给了我们民主、真实。今天,我们再也不会因为身份、阶级的限制,摄影给了我们自由表达自己的权利。当组成这个社会的个人有了自由表达的权利,从而也来来整个社会的自由、民主、真实。而真实、真相是人类一直以来不懈奋斗所追求的东西。这些都原有的艺术不能给予我们的。比如绘画,在手工绘制和自身记忆的过程中,绘画都会出现误差。唯独摄影,只要我在现场,只要我摁下快门,他就给我留下了时间的这个点和社会历史运作过程中的这一场面。这才是摄影伟大的地方。

  5.摄影最本质的东西是瞬间记录

  我们经常赞扬我们的四大发明,往往不谈其他民族的伟大发现。摄影术是法兰西民族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它的出现首先是记录了真相、表达了真实。第二,摄影术是一种视觉化的信息。第三,它增加了我们表达自己的自由便捷。第四,它是一个科学发现的一个伟大利器。这几项深刻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让我们的文明雪崩式地提速了。比如我们的现代科学,我们对宏观、微观世界的观察和了解都离不开摄影术。

  第二点,摄影为我们提供视觉信息。摄影术发明之前,所有信息都是道听途说,一传十,十传百。现在根据学者对所有的细节考证,已经证明,马可波罗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他是道听途说写得这本《马可波罗游记》。还有戚继光抗倭,事实和历史教科书上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有照片相佐证,就不会这样以讹传讹。所以,摄影最本质的东西是瞬间记录。这是它诞生一百多年来,直到今天依然会让你怦然心动的东西。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摄影能让我们认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自打我们有思想以来最最永远和神秘的哲学命题。那些历史照片永远在提醒我们,我们是谁。这也是摄影术特别伟大的东西。

  6.沙龙摄影的那些事儿

  摄影术的诞生语境非常混杂,当时艺术正在大规模体制化。艺术的团队意识出现,跟着出现艺术的制度,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好坏标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江湖”,一定会出现江湖。小艺术家,大艺术家,还有那些管艺术的人。发明摄影术的人,得要进体制啊。就像现在那么多人,要进中摄协,要入省摄协。为什么进体制,要分一杯羹啊!于是,这些使用新媒介的摄影者,反而低三下四地往这个体制里钻。本来真实瞬间是摄影术最伟大的东西,但是当时他们一致地避免这个东西,真实哪叫艺术啊!不是艺术怎么进这个圈啊!所以他们拍出一张照片,就吐一口唾沫在底片上,做一些雕虫小技。从1870年到1925年,整个社会在沙龙化,叫画意摄影。人家为了像画去做,而不是现在我拍的东西好看。这些东西我们50多年前就玩了。现在所谓的新锐,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好好说话。

  7.布列松从没说过”决定性瞬间”

  大家崇拜无比的布列松,其实只是当时法国一个不错摄影师,远远没有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他是怎么成名的呢?当时办展览同时要出画册,布列松没多少文化,他并不是有多少思想的摄影师。所以我不赞成大家看什么摄影师访谈。看那东西干嘛,摄影师不是思想家,不是理论家,有些都是问了总要说,胡诌的。中国外国,都甭看。编辑胡诌的,编辑蒙他,就叫”决定性瞬间”,这是美国最新潮诗人的一句话,但实际上,后来所有人去查这句话,都没找到,现在估计就是编辑一拍脑袋定下的。广告词嘛!后来布列松还挺受用的,也不吭声,就接受了。直到老了,才说。香港摄影家曾家杰老先生在80年代当代摄影艺术学会杨绍明的翻译,他曾经和布列松做过很长时间的谈话,曾家杰后来撰写文章中就提到,他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

原文地址——

http://news.zjphoto.org/20110901/9e8633c3-03c1-4d2c-baa5-18997568c80b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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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羡藻——昔我故乡

2011年9月27日 鲍昆 4 条评论

深水涉,1950

深水涉1950

昔我故乡

鲍昆

在上个世纪很长的时间中,由于区域政治的原因,造成了华人文化在空间上的断裂。在华人居留最主要区域中国大陆之外,形成了台、港、澳三个华人居住局部区域,”两岸四地”于是成为描述华人文化区的一个说法。实际上,在西方列强一手制造的全球化以来,大量的华人由”两岸四地”出发,迁徙欧洲和北美,这部分人居住地分散,与居住地的本土族群相比则显得星零离落,有孤悬漂泊之惑。但深藏华人文化之中的根性却是维系这些海外华人内心的生存韧性,他们以自己文化的坚持和对故乡的关注来随时提醒自己血缘身份。

老摄影家赵羡藻先生在年轻时去国北美,在艰苦生存的漫长时光中,他以摄影来维系和华夏之族的沟通联系。赵先生与很多华人老摄影家常年保持联系,自己也是尽可能多的返回大陆来摄影。他多年拍摄黄山,其黑白摄影的能力显示非常深湛的功底。在他众多的摄影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香港的摄影显得尤其珍贵。那一时期,香港的变化鲜少摄影记录。因此,他的这批影像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唯一性,对我们来说都是难得的视觉文献,让我们可一窥今日繁华锦绣的香港曾经的摸样。赵羡藻先生也通过这批影像证实了他从未遗失过的华夏之心。

赵羡藻先生是我们敬仰的老一辈华人摄影家。

策展人:鲍昆

购物者,1950

购物者,1950

大浦,1951

大浦,1951

调景岭,1951

调景岭,1951

石峽尾,1951,

石峽尾,1951

石峽尾,1957

石峽尾,1957

石板街,1966,

石板街,1966

鱼市,沙田,1966

鱼市,沙田,1966

赵羡藻自述

1949年,我就读于广州培正中学,曾跟随伍千里老师到过越秀山;何崇柏老师到过新河浦拍照,也欣赏它们的作品,因而模仿他们的作风,以后对摄影发生大的兴趣。初中毕业的同学录的照片大多都是我拍摄的。

学业期间,我常来往香港。1951年在香港呆了几个月,等候领事馆批准到美国来。相关告罗士打行设有吴章建摄影室,橱窗里常展出沙龙入选作品,大开眼界;我也阅读吴章建主编的中国影艺,此月刊常介绍郎静山、薛子江和邓雪峰等名家作品。我对当年的摄影名家的作品有相当的认识。

因为我要来美国,觉得美国是很遥远的一个世界,不知此生能否归来,亲友们带引我到处拍照留念。沙田是香港的摄影天堂,我到过那里不知多少次,我也拍过香港贫苦大众的照片,有些主体是亲友们相识的,那是港人一般都是贫穷的。

有些港人生活的相片曾用闪光灯照明,那些年代拍照经常与被三几个灯泡放在口袋里,需要时装上闪光灯,要拍一张即须换上新的灯泡。

时已六十年了,昔日废墟荒土,如今繁盛起来。我当时拍照的地点朦胧地记忆是这儿附近,可这附近皆豪宅林立,照顾我和带引我到处拍照的亲友们都已在世间消失了。我每次重踏故土都有失落感,沧海桑田,惆怅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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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羡藻近照,2011-5-2,波士顿,鲍昆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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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姆•弗拉克和他的马

2011年9月22日 鲍昆 1 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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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影像艺术家蒂姆•弗拉克长期关注动物。他用纯粹的摄影方式,将动物放在与人一样的位置观看。动物是人类不能缺少的朋友,它们的存在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常忽略了动物这个朋友,蒂姆•弗拉克则通过自己的摄影让公众再次认识这个朋友。马,是蒂姆•弗拉克最喜欢的动物,他对马的摄影向这个人类的老朋友表达了敬意。他镜头中的马,伟岸而且充满力量。它们优美,健壮,而且富于表情,似乎在于我们交流。蒂姆•弗拉克的马,就像一首动人心弦的音乐,婉转细腻、大气恢弘,令我们难忘。

策展人:鲍昆

 

Famed for his fascination with animals, British photographer Tim Flach places them in the same position as humans, using the pure form of photography.  As friends of humans, animals made their contribution to human development, but their existence were nevertheless often neglected in this process. Tim Flach however gave the public an opportunity reo re-recognize these friends.  The horse, one of Tim Flach’s favorite animals, is portrayed with an imposing elegance in his tribute to this men’s old friend. Tim Flach’s horse moves like music that undulates between serenity and grandeur.

Curator: Bao 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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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 Flach - Equus - Edition Prints 2011 small_页面_45-

Tim Flach - Equus - Edition Prints 2011 small_页面_05-

Tim Flach - Equus - Edition Prints 2011 small_页面_24- - 副本

Tim Flach - Equus - Edition Prints 2011 small_页面_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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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 Flach - Equus - Edition Prints 2011 small_页面_26- - 副本

展览正在平遥摄影节棉织厂大厅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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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属扯淡的火车票实名制

2011年9月5日 鲍昆 4 条评论

要与朋友一起去平遥,朋友早早买好了两张车票。走前,获知那日松也要去平遥,约好同乘一次车,以便到太原后好转车。没想到临行前原来与我同行的朋友突然患病,只好由我一人前往。前天晚上,那日松来电说他买了三张票,结果也有一个朋友因临时有事走不了,就建议把我手头的两张票退掉,干脆用那张票和他们在一起,路上也好闲聊。所以,我昨日早早赶到西客站,排队退票。

终于排到退票窗口,将两张车票交上,没想到一把推出来,让我提交两张票的购票身份证或身份证复印件。我一头雾水,问已经不乘车还要什么身份证?答曰,这是上级规定,没有身份证不能退票。我说我只是帮助朋友退票,并未想到还要身份证,再说既然不乘车,还是按规矩到你处认罚20%手续费,为什么不能退票?答曰他们管不着这些,只按规定执行。我说,现在离开车还有一小时,我到哪里去找身份证?结果还是不通融。我说那票不就是作废了?这不是浪费资源吗?于铁路和乘客不是都无益处吗?还是回答管不着,退不了,这是规定。

在我退票时,周边不断有各种倒票的人吆喝,让人纳闷这个实名制到底是怎么回事。 时间紧迫,于是只能浪费两张车票。进检票口时,发现没有任何人查验身份证,见票就放行。真是他妈奇怪了,这车票实名制到底是何东东?是防止倒票吗?那里倒票的人一片,而且进站绝不验身份。一直有人质疑这个实名制的真实目的,根本不是为了防止票贩子,而是为了监督公民出行,为了“维稳”。鉴于当前复杂的情势,为了社会的稳定,俺们姑且同意你对公民隐私及出行权的侵犯,但是你对公民放弃出行并愿意付出高额退票费还要霸道地侵占,就实在讲不通道理了。

对于这次被铁路部门无礼蛮横的“强暴”,我只能保持义愤,抗议这种无脑而且混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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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坡民忆中南海往事

2011年8月19日 鲍昆 3 条评论

张海林
    当然,严苛之外,国家领导人还是有许多和普通百姓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虽然纪登奎家里的伙食费均要用工资承担,不过买菜渠道与一般人不同。“炊事员买菜都去领导人特供的地方买,东西好一点儿。米面油都是一样的价钱,肉比外面稍微便宜些,另外就是外面买不到的东西,那里能买到,种类丰富一些。”纪坡民说。

  刚结婚时,纪坡民有次回家,妻子上街看到山楂糕不错,买点儿回来想做汤,炊事员不给做,说街上买的东西不准吃。“但这种特供仅限国家领导人,省委书记就没有。当时的河南第一省委刘建勋家里是自己雇的保姆,自己上街买菜。”

  在安全保卫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级别也比较特殊。“政治局委员家里住一个警卫班,我们家是这种情况;常委和副主席以上的家里面是一个警卫排,像小平那时候的家里。”纪坡民说,家里的秘书、警卫员、司机、锅炉工、炊事员等也都不需要自家出钱雇,是公家派遣。

  “粮票之类跟普通人一样,当时中国只有火车餐车上不用粮票,中南海里面也要粮票。”纪坡民回忆,“后来中央对高级干部有了些照顾,开小灶。可能是1962年的时候,我爸妈跟我们不在一块吃饭了,这是困难时期后期,前期是在大食堂吃饭。”

  关于服装,在军队任职的免费发军装,出国的国家发置装费,其他的都是一样。“公家出600块钱,在指定的店里做。”纪坡民说,“我爸爸没有西装,有一套中山装,只出了一次国,是去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出访时给他做了一身衣服。”

  纪登奎刚来北京时,国家给配了电冰箱;1971年纪坡民回家的时候,家里已经有黑白电视,1974年换了彩色电视,也是国家配的;1975年,中央统一给领导人的办公室配备了空调。“那之前,所有办公地方没有空调。连个电风扇都没有,都是拿着芭蕉扇。”纪坡民说。

  除了国家配备的,纪坡民回忆说,家里也没有什么电器,收音机没有,自行车没有,有1950年代本文原载于《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6期,原题为“纪坡民忆中南海往事”

 

  初夏,北京灯市口附近。胡同深处一座略显落旧的院子里,纪坡民正在备茶。

  纪坡民,历史学法律学专家,纪登奎之长子(纪登奎1969~1980年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1988年病逝),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管理研究室工作,现已退休。

  除了本刊记者,还有友人前来拜访,纪坡民置好桌椅茶水,招呼大家随意落座。院内植有芙蓉树、石榴树和爬山虎,静谧闲适。

  纪坡民的居所装修质朴,看起来非常普通,但这宅子却有着不寻常的历史。

  “1970年底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前,这个院子一直是华国锋的家。他当上国家主席后才搬走。”纪坡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纪登奎辞去职务前夕,中央发文件限制高级干部生活待遇,当时纪登奎住在西单附近的一座两层西式洋房里。“我爸听到这个文件,就主动提出不在那住了。”纪坡民说。

  1980年,纪登奎家即搬至现在的院子。“爸妈和弟弟,还有我二妹的一个孩子住这。那时我在河南,我大妹妹在江苏,小妹妹在单位。一直到1988年我爸去世,一直是住在这里。”纪坡民说,“原来四个院子是一个单元,当时华国锋住了三个院子,我们现在住的是其中一个院,其他两个院子后来改为宾馆了”。

  提起父亲刚到北京工作时,纪坡民说住房的租金曾让母亲大发火气。“我爸刚来,中央后勤干部告诉我爸说一月房子租金150元。我妈脾气大,说我们一共才一百六七十块钱的工资,交了房租还怎么吃饭。吵了一架,后来改成30元。就是这房子。”

  纪坡民回忆,“华国锋刚到北京时,老老实实地交了150块钱房租”。“华国锋的工资级别和我爸差不多,属于9级干部。”纪坡民说,“父亲当时定级工资是200多块,母亲是13级,工资一百六七十块,“我爸1988年去世时工资375元。抚恤金为10个月工资,家里落了3750元,我领回来的。回来我说,买个大立柜吧。到现在还是没买,都是50年代的家具。”

  毛泽东带头降工资

  纪坡民透露,1954年干部定工资后没再涨过,之后甚至还发生了“减薪”的插曲。据史料记载,当时中国实行24级干部工资制。

  后来,毛泽东又提出“降薪”建议。在这一建议的影响下,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工资由此降为“每月人民币404.8元”。

  这样的工资标准曾让一些家庭负担重的干部感到生活费用“吃紧”。纪坡民提起一位曾参与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人员,“在首长身边也是干过大事的,当时他工资56块钱,家里老婆加两个孩子。在大会堂里面工作,每天要交8毛钱的伙食费,一个月24块钱,再抽点烟,给家里顶多交15块钱。1980年代他跟我爸说起来时,我爸惊讶地说,哎,闹得你这么困难,你也不说提,要知道当时把伙食费给你调低一点就好了。”

  中央领导人当中,刘少奇、朱德过得最“穷”,因为要照顾的子女人数众多。“刘少奇家里七八个孩子,四百多块钱的工资,王光美参加工作的资历比较浅,比我妈还差十来年,我妈才一百多块钱,她的工资肯定也不多。”纪坡民说,“朱德是把老家的小孩弄来了,日子过得也紧巴。”

  政治局委员家里住一个警卫班

  纪坡民说,“有个中组部的工作人员跟我讲,有一回我爸和李先念在筹备四届人大,忙到夜里一点多了,李先念说,还得说一会儿,给大家提提神,每人一杯咖啡。30个人,一杯四毛,这12块钱是从李先念的工资里扣的。”

  “李先念工资高一些,四百多块,他敢这么干。”纪坡民说,“我爸从来不敢张这种嘴,他扣不起,一月工资二百多块钱,这么个扣法,家里回头没法吃饭了。
买的缝纫机,已经坏了,“我们家也不全是没有钱,我妈是出名的土八路,不是会过日子的人,他们不讲究吃穿用。”

  “叶帅说话了:总理,你给大家放半天假行不”

  在纪坡民的印象里,父亲没有礼拜日,也没有逢年过节,经常是“两眼一瞪干到熄灯”。

  “那一年过春节,政治局还在开会。叶帅(叶剑英)说话了:总理(周总理),你给大家放半天假行不。最后放了半天假,我爸晚上十点多回来的。”纪坡民说。

  除了超强的工作时长外,当时中央领导人的作息时间差不多都是“黑白颠倒”。纪坡民透露,这大约是顺着毛主席的工作习惯,基本上中央领导人都是这个习惯,到华国锋的时候才变。“最苦的是中央办公厅,夜里陪主席熬夜,白天还得上班啊。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跟我说过,他那十几年一天都是上四个班。”

  “我爸起床时间是中午12点到1点,第一件事解手,盥洗室内秘书准备好了各种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就在那儿看报。”纪坡民说,之后在家里的办公室处理各种文件,写批示,“这些文件都是后半夜和早上爸爸睡觉时,车一趟趟地送家里来的。”

  纪坡民记得,爸爸戴个眼镜,趴在桌子上,要用一个多小时处理这些文件,然后才吃“早饭”,此时大致下午两三点。饭后,有10分钟空闲,就打两局乒乓球。这中间司机和秘书早就准备好出发,他坐上车就出去上班了,直到夜里12点到1点回来。这中间家里又送来一大摞文件,又得办公,估计要看2到3小时。夜里3点多,才吃“晚饭”。

  “之后躺上床,床头柜上放着安眠药和水。接着看文件,这些事不需要处理但需要看的,如驻外国大使馆发回来的电报,国内的内部参考,包括一些刑事案件的情况等。看到一多半,吃安眠药。药劲上来时,估计文件也看完了。关灯睡觉。这时候就差不多是早上五点多。”纪坡民说。

  除了工作,领导人的文化娱乐生活非常少。仅国庆节有官方仪式的招待会,元旦和春节都没有活动。
    日常娱乐能数得上算是不定期地看电影。1971年中国已与很多国家建交,一些外国大使馆有电影胶卷,“我们的外交部就跟他们商量,借来看,叫过路片,因为国内只有八个样板戏,没什么电影可看。”纪坡民说,影片都是没有翻译的,外交部就派人现场边看边翻译给大家听。

  看电影的时候一般是中央领导人开会到晚上12点多,忙完休息时就支摊儿放电影。“中央内部有几个小电影摊子,基本上是军队一摊,“四人帮”一摊;国务院这一摊,是李先念张罗着,主要是邓小平、吴德、陈锡联,还有我爸。”纪坡民说,“主席、林彪、叶帅、王洪文家里可放电影,有小电影院,他们不来”。

  这种活动经常也会惠及领导人的家属。“我看过几回那种过路片,他们去了以后,秘书通知家里面,我妈就领着我们去。领导人在前,我们家属在后,前后隔20米。邓小平一家都在前面。”纪坡民说。

  “说是接待中央首长,其实是他们自己吃了”

  “有一次,我爸去河南省委去开会,待了几天。我那时也在河南工作,去看他,会开完后省委管理处的人把他送上飞机,我和他们一起回来的车上,听他们说到省所吃熊掌。”纪坡民说,“这算账就算到我爸头上,说是接待中央首长,其实是他们自己吃了。”

  在纪坡民的记忆里,家里没有吃过一次年夜饭,爸妈也没有办过一次生日,甚至全家人很少聚在一起。

  “我摸着我爸的作息规律了,知道他早上四五点钟躺在床上看的那些文件相对不太重要,就选那个时候跟他多说些话。多的时候能聊半个小时,爷俩海阔天空地聊。”纪坡民说。

  纪坡民坦言,因为父母的关系,兄妹几个在招工时还是“沾了点光”。“那时候是开始‘上山下乡’以后,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的孩子一般都当兵了,我爸那时候在河南,我弟弟妹妹都是那时下乡的,二妹妹下乡还不到一年,大妹妹下乡不到两年,就都当兵走了。我弟弟下乡时间比较长,待了4年,后来他上了大学,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照顾的成分。”

  纪坡民告诉本刊记者,其母亲几天前刚刚过世,享年89岁。“我妈是八路军女战士出身,也是三八式干部,老资格。”纪坡民说,弟妹还在美国,等他们回来商量一下,再跟公家谈怎么操办追悼会。纪坡民提及,母亲去世后,房子可能会被政府收回。

  一阵风吹来,屋檐下的风铃荡出清脆的乐声,转眼3个多小时在回忆中南海往事中已悄悄过去。纪坡民起身,带着本刊记者穿过一道门,来到第二进四合院,这是一座静寂的院子,正房显出破敝,门窗都没有装修过的痕迹,瓦楞上长了野草,时光在这里似乎停滞了。“这就是华国锋曾住过的屋子,我刚过世的母亲生前亦住在这里”。

  就在这间尘封的房子里,华国锋做出了粉碎“四人帮”的重大决定。若不是纪坡民的讲述,没有人能将眼前平凡的老屋和恢弘的历史联结起来。

  院落内,核桃树结满了青绿的果子,石榴花开得正艳,纪坡民爽朗又略显惆怅地说,“秋天时我应该还住在这里,你们可再来拜访,摘取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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