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路
人民路
鲍昆
在湖南长沙市的中心地带，有一条路贯穿城市东西方向的交通动脉叫人民路。这条路在长沙属于较长的交通干道，大约有十多公里长。人民路在中间部分与另一条干道东二环交叉，交叉点有一座立交桥，叫杨家山立交桥，但人们并不这样称呼它，而是将其称为人民路立交桥。有历史记载，在1957年时，现在这条车水马龙的繁荣大道还是一条无名的小路。直到1964年，这条路才获得命名“识杨路”。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了长沙市的城市建设的历史进程，道路在不断地出现，城市的躯体在扩张。1971年，这条路被重新命名为“人民路”，其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峰，“人民”在革命的狂潮中再次确认。人民路，成为长沙现代历史的一个路标，也是现代中国意识形态史的印记。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一个历史的、政治的范畴。在国际上，很长时间指人民的主体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赋予了人民的阶级属性，因为那些不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却又对生产有控制权的人，显然不属于人民的范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尤其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以来，从事工业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往往是一无所有，所以也被称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与占有他们劳动的资产阶级，形成了一对贯穿了一个多世纪的世界主要历史关系。从16世纪英国因羊毛贸易而出现的圈地运动开始，工业无产阶级和资本家的对抗持续几百年。这也是一个斗争的历史和革命的历史，期间出现了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出现的两场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起因中也有这一重大因素。
虽然人民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但大规模使用，并赋予强烈政治意义的还是中国现代史时期。1949年之后，通过各种形式的舆论导向和政治措施，人民的称谓成为历史正当性的代词，因为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都是以人民的名义的。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此时，人民一词虽然涵盖民族资产阶级，但主要还是指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基本力量——工农兵的代词。同样，“人民”与“无产阶级”和“工农兵”在革命意识形态叙事中，随着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政治需要，形成了一个长期的“通假”现象。这个“通假”不同于古汉语中的音同字互借，而是政治含义同而词互借。在宣示彰扬民族国家与社会政治祥和之时，使用的是“人民”；在揭示社会内部政治矛盾时，则更多地使用“无产阶级”和“工农兵”，以利于突出革命的力量。这是一套完整的话语系统。
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人民的概念有了变化。为了适应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结束文革强烈划分阶级关系的社会意识形态，团结调动一切可以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人民不再特指劳动阶级和其他革命成分如军人与革命干部，而是将其扩展到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这一审时度势的观点并非中国的发明，实际上在前苏联的赫鲁晓夫时代，苏共已经开始使用这一概念，但是其时的中共则对其斥之为取消阶级差别的修正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概念由以前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政治身份特征转而变得模糊。原有的革命话语系统中的那些基本符码，比如“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战士”、“同志”等在经济搞活和一切都要国际化与世界接轨的全球化话语中，渐渐退出中国的日常话语。宏观上取而代之的是“公众”、“大众”、“群众”、“社会各界”等；微观上则是“团队”、“高管”、“员工”、“农民工”等，也就是说，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的话语开始取代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话语。这是政治历史演变的结果。但是这些词汇的变异，是否就真的是改变了社会的基础，变更了社会的基本关系了吗？
事实是不可能的，眼花缭乱的新名词并不能改变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在一切火热喧嚣的经济改革、发展的声浪中，资本与工人的矛盾关系还完全存在，阶级的本质属性也仍然存在。马克思所分析的剩余价值理论仍然是揭开一切表象最有利的工具。富有人群和贫困人群之间财富占有的比例差距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阶级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随着新技术造成的新经济高潮，其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现行制度的资本商业性质，还是要靠“资产阶级的法权”来维护运行的秩序性，但就是这个“秩序”，保证了阶级的差别，甚至进一步增大了差别。商业资本一直在努力打造一个“中产阶级”的梦幻社会，蛊惑公众为了“房子+汽车”的“中产阶级”标准努力奋斗和拼搏，但是美丽的愿景之后是什么呢？对于资本来说，实现“中产阶级化”的社会景观更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学式的市场计划，是他们又一个伟大阶段的财富之路。这期间，普通民众更准确的身份不是什么有产阶级的概念，而是消费者，是资本生产和销售的最终埋单人。他们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是资本滚动循环中最底层但却是支撑的结构部分。企业家（资本家）是这个运动中最上层的阶层，是物质社会最高端的权利者。没有阶级差别的“人民”是不存在的，人民永远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一个在强调独立国家时的一个受到上下文语境关系限定的词汇。胡乱使用人民概念的只有居心叵测的政客，中外概莫能外。辨别人民的成分，注意阶级的差别，才是追求社会公正的前提。在今天资本和权力猖獗的时代，注意人民的实质内容，尤其必要。
湖南长沙的摄影师欧阳星凯对这个现象进行了一年的观察。他在长沙著名的人民路立交桥下记录离开土地在长沙务工的农民工人。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每天在立交桥下面等待用工的机构和包工头，甚至直接的居民客户。他们和以前单纯地出卖劳动力不同，大都自己携带一些工具，如风镐、钻孔机、切割机等。显然，现在的务工者已经不是以前简单意义的体力劳动者，更不是马克思原来定义的产业工人阶级。他们是离散在大工业组织之外的“自由工人”，但他们靠出卖劳动获取生存资料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他们每天的出工价格都在250元~400元之间，根据劳动强度和使用工具的价值来定价。在没有客户的情况下，他们大都在那里打瞌睡、玩牌娱乐，或者聊天打磨时间。
在长时间的接触和摄影过程中，欧阳星凯渐渐融入这些人的生活，开始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日子。在与这些城市中的“寄居者”们的往来中，欧阳星凯发现他们许多人居住在附近一个独立的四层建筑里面。好奇的他，在工人们的邀请之下去做客。当他走进这座建筑时，欧阳星凯震惊了。在这座原本是某单位办公室的楼房内，居然除了一层被改造成商铺外租之外，其它三层总共165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被切割成平均4平方米的小房间180间。除去走道、公厕、楼梯等公共空间，可居住空间只有750平方米。大约有近400人居住在这750平方米的空间内，人均所占面积大约2平方米左右。楼层内的走道就是大家的公共厨房，摆满了炊具。整个建筑没有任何降温的公共设备，居住的人们都是挤在自己的空间内，在长沙夏季近40度的高温中靠一些小电风扇降温。对于一些单身的居住者来说，这样逼仄的空间尚可忍受，但是许多一家四口的家庭就显得过于紧张了。
欧阳星凯意识到，他撞上了一个隐秘在光鲜城市表面之下底层人群生活的重要的社会学文本。他可以通过对这个现象的观察和拍摄，来呈现一个生活金字塔底部的真实，并剖析这个社会构成的秘密。欧阳星凯同时还意识到，自己原来那种散漫的街拍式的摄影方式并不能真实严肃地进入这个个案，需要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个严密的规则性的规划。为了让镜头前的人物和事实具有证据性，他设计了调查问卷和增加流动影像的视频访谈。在他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得知在这个逼仄的房子空间内蜗居的人们，已经得到通知，他们必须在近期搬出，房东已经将房子租给了另一个包租人。变更包租人的原因既有城管对如此恶劣甚至危险的居住状态的整改要求，还有后续的包租人将会比前包租人出更高的租金。资本的力量可能是这个决定更为本质的原因。这一变局再次提醒欧阳星凯，他或许又碰到了一个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完整案例，当然也会是一个事关几百个人的社会故事。
事实和他预料的一样。在他开始工作不久，楼房内蜗居的居民就开始陆续地搬出了。在许多居民还没有搬出的情况下，重新装修的工人已经开始进场。资本此刻再次显示了它的效率和力量。欧阳星凯的拍摄、调查，于是成了和资本效率赛跑的比赛，他必须在这种有瞬间感的过程中尽可能多的采集完整的数据，以使这个文本具有意义。在欧阳星凯还没有彻底完成这个工作之时，人民路190号的这座不大的四层楼房，已经变成了一座光鲜亮丽的快捷酒店，并且迅速开张营业。一切都非常快，快得好像曾经在这座建筑里生活了好多年的几百号人就不曾存在过一样。
在不到一个月短暂的时间内，欧阳星凯采访了在这里蜗居的人们，也通过一定的手段拿到了这座建筑两次租赁的数据材料，比如第一次包租人的成本核算和第二次包租人的承租金额。他还在这些基本的数据上进行了粗略的分析，摸清了这座建筑与资本运行的规律关系。两次承租的变更，很好地证明了资本的趋利性和冷血。
六十余岁的欧阳星凯和他同年龄的一代人一样，都经历过困苦的童年和青年。在那个物质匮乏和精神政治化的年代，他也做过拉板车的体力劳动者。如前所说，那也是一个“人民”（无产阶级）的年代，除了一些少数的权贵之外，那时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处于经济阶级相对平等的生活状态。改革开放后，欧阳星凯家族开始随着改革进行经营，成功摆脱了贫困，并且成为先富起来的人。因此，欧阳星凯已久违了“阶级”的概念。对人民路190号的摄影调查，让他重新唤醒了阶级意识，让他看到在所谓的经济繁荣之后的真正社会现实。欧阳星凯在调查中还发现，这些新型的劳动者们随着社会劳动力资源的渐趋匮乏，其劳动价格也在一路攀升，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们收入增长的幅度也仍然跟不上资本拥有人的利润的增长幅度。贫富之间的差距还是在继续拉大。
欧阳星凯的工作，在视觉记录的基础上融入了社会学调查方式，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每位进入镜头的对象进行询问式的表格填写，以求影像与身份经历的对应。这样的工作方式，区隔了一般摄影报道的简单故事性，可以形成具有研究价值的文本资料。反过来，翔实的身份经历资料，也让对象的影像具有更为震撼的力量。但欧阳星凯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一份影像证据材料，他毕竟是一个摄影家，他需要将他所看到的和记录的转化成为一个能够传播开来，进而影响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的作品。为了形成影响，他在作品的展出方式中，利用视频纪录片和动漫艺术，以及现场装置等综合手段，来强调自己作品的意义。
显然，他是一位积极寻找摄影意义的摄影家。他的工作，也为因当前摄影普及造成的摄影全民化之后的职业摄影家们拓展了思路，即努力将摄影这一现代性的表达媒介脱离开唯美艺术的窠臼，积极发挥其便捷、直接和实证性强的社会话语特点，来发表他对社会问题的看法。
在新技术造成的社会产业结构与制度重组的今天，资本主义获得高度发展，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对社会运行的控制。马克思原来所认为的社会公正的解决方案，即原来工人阶级无产者自觉地对生存权利与平等权利的斗争意识已经弱化。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劳动群体在资本主义所营造的景观社会中，随着实际上的货币占有差距的拉大和资本对社会公权力的收买，越来越趋于弱势。他们越来越分散，越来越被资本创造的物质景观自我殖民。景观在掩饰和遮蔽各种本质性的社会矛盾，其中最重要的矛盾就是阶级的矛盾。揭露景观的虚伪性和重申社会矛盾的本质性是一个长期的必要任务。但是，弱势群体的自觉已经被景观的扰乱降低到可有可无的境地。于是，对于社会公正的追求和社会各阶层平等进步的推动工作，渐渐转变为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任务。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转变，也是一个新的社会历史宿命。上世纪中期欧洲出现的“情境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的实践，就是希望利用艺术的方式来对抗抵制景观对主体意识的戕害，重新让紊乱的表象回归对真实的确认。从这个角度看，欧阳星凯的作品《人民路》就有了在中国现实情境中的重要意义。
2012/8/28
王克应，男，1964 年生，湖南省南县人，16岁初中毕业后到珠海、深圳打工。1995年返乡开酒作坊，但农村造假太多，做人本分不掺假赚不到钱，2005年底负债关闭了酒作坊。2006年春节后来长沙做装修工，一直租住在人民中路790号4.6平米出租房，平均每月工作25天，累积250小时，月收入4000—5000元。 2011年5月，妻子来长沙到一家足浴馆工作，月收入1000元。夫妻俩月支出2200元。希望能找到住房面积15-20平方，月租金400元的房子。夫妻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和人身保险。他说：“在外打工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现在农村一般家庭只有一个儿子，他们要抚养自己的孩子，还要照顾双方父母，负担很重，自己每月要存些钱，将来老了回家种田有一点生活保障。”
（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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