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没工夫找底片，就把画册上的照片翻拍了一下。
画册上我撰写的说明。
下面是新浪网上关于这个时间的报道，有许多历史介绍——
伊朗女性。
在以往的传媒阅读中，伊朗是一个伊斯兰教规严厉的国家，女人们一定没有地位，并必须严裹面纱。这成了我在飞机降落之前的所有想象。
我也曾经到过伊斯兰最具原教旨身份的国家也门，完全知道妇女在伊斯兰国家的地位和形象。记得在也门，去部落参观，酋长请我们吃饭，我们一本正经坐在屋子中间准备，结果来来往往，站起坐下的都是留着大胡子的大老爷们儿，多数还带着AK-47冲锋枪，他们坐下就吃，弄得我们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最后翻译告诉我们赶快吃，不吃就没了。在狼吞虎咽之时，我忽然想到这期间怎么一个女人也没见呢？借口上厕所，找背静地方转悠，结果在一片大布帐子的缝隙中，看到几十个女人在为我们这帮人忙忙碌碌，原来我吃的都是这些女人在后面做的。回到首都萨那，届时的中国驻也门大使时延春先生请我们吃饭，在一个地道的也门餐厅里，仍然是一个女人也不见，跑堂的也都是小伙子。我问时大使女人不来餐厅吃饭吗？他说在下面，但你要注意，不能进到那个领域。我于是又一个人偷偷下去，果然在楼梯下面的一个小空间外面，看到了里边的女人们，她们正在那里快乐的吃着呢。这些男女有别的宗教习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女人们全身黑袍包裹，连眼睛缝前面也有一层粗纱遮护，就显得有些让我们这些外国人不好接受了。在也门，这样的装束是普通的。在高原的萨那，女人的装束还不显难受，但是到了红海边的荷台达，高热高湿的气候，看那些女人们实在是太痛苦了，真的不知她们是怎么忍受的。记得在海边，看到妇女热得下海冲凉，可还是不能脱掉一点面纱。那场景，实在很让人无法理解。
随着飞机广播，我们知道要降落了。同行的腾讯的杨瑞春和凤凰台的主持人梁茵都自觉拿出在国内准备好的头巾，戴上了。这场景有些诡异，预示着我们将开始一个随时必须小心的旅程。
下得飞机，真正进入了一个梦想的国度。但是机场里似乎并未让我感到像在也门那样的气氛。机场敞亮，人声嘈杂，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来来往往。在取行李时，分心看了一下女人们，都是戴着头巾，只有上了岁数的妇女是黑袍，但却没有那种只留着眼缝的装束，中年以下的妇女们的头巾五花八门，反而显得花哨。
第二天，我们开始接待方安排的项目，正式开始见到大量的人们。阳光下，大家忽然感到伊朗是满街的美女，同行的男士们不断发出惊叹。伊朗人脸部轮廓分明，身材适中，男人们由于很多留有胡须（但过分的很少），显得不甚明朗，女人们则是充分展示了这个民族的漂亮，眼睛大，睫毛长，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们。更神的是，那个宗教规定的头巾在她们的头上成了出神入化的打扮。头巾的颜色、花色争奇斗艳，戴法儿也是别出心裁。头巾早就没了宗教色彩，倒是成了女性展示自己魅力的绝好配饰。忽然明白近些年来从法国人那儿兴起的一股风的出处，男男女女围头巾（或围脖），弄得咱们这艺术界的老老少少也跟着学，男的大热的天围个大围脖上镜头，女的则尽量找机会围围巾。
围巾在伊朗女性的头上千姿百态，有的年轻的女孩子还把发型和头巾巧妙的搭配，有的将头发高高的束起，头巾也高高的围拢，猛一看，好像是“埃及艳后”临世。我们再仔细观察，发现头巾的颜色和围扎的方式是非常有讲究的。年轻的女性头巾很多都是一条长巾随便一裹，只是一个样子，显得飘逸，这都是时髦休闲的装束。办公室的职业女性，则要严肃很多，多以黑色为主，而且好像有固定的制式，就像男人的西装领带一样。不过，正是这些女性，再仔细看，在职业套装下，大多穿的是牛仔裤，尤其是有知识的女性。
伊朗的女性穿袍子的不多，有也是年岁大的妇女。多数女性都是穿一种束腰的长上衣，结果更显女性身材的特点。我常常在那感叹，这种女士服装说不定哪天会在中国时髦起来，因为实在非常好看。
前天有朋友在我的伊朗行2中留言伊朗是否存在强迫戴头巾，我想这个问题在我的这个介绍中任何人都能得到答案。即，所有的女性都是戴头巾的，但是戴法儿就随便了。这就是伊朗女性在这个问题上的状况。顺便说一下，我们在德黑兰的国内机场等机时候，候机厅里有一群穿黑袍的女人，而且严严实实。我觉得不对头，就问陪同我们访问的伊朗外交部的官员穆斯塔法，这是否是你们伊朗妇女，结果他回头看了一下略带不屑地说，她们是阿拉伯人。再说一个有关的，在德黑兰街头，我们确实看到一群持枪的军人，一问是警察，女人不戴头巾他们是要管的，所以我们只在一个商场里的购物间里见到一个年轻女售货员，她是不戴头巾的，但她说她这而可以，看来也是逗我们玩的，出去她不带是不可以的。
其实伊朗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国家。比如，伊斯兰教规定的男女授受不亲显然是形同虚设的。我们经常在公共场合看到年轻的男女手拉手地行走，在公园里则更是有大胆的亲昵依偎动作。这些，都说明伊朗是一个世俗生活很开放的国家，起码在伊斯兰教国家，人们享受的世俗自由是非常多的。
再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伊朗的女性就业率非常高，我们参观的场合，大部分都有一半以上的女性在工作。我们在与伊方座谈时，提到伊朗的妇女地位时，伊朗男士们往往开玩笑说，他们男人们都在倡议是否开展一次男人解放运动，比如搞个男人节什么的。
刚下飞机，在机场看到的伊朗女性。
头巾的样子五花八门。
正在购买头巾的女性。
这样的戴法儿属于太凑合了。
去清真寺必须穿袍子，但都是在清真寺门口领一件临时的袍子包裹进去。
清真寺里的礼拜是男女有别的，不在一个空间之内。女人们的进口处有一个布幔隔开人们的视线。
小女孩一般是不戴头巾的，上学就要戴了。
年轻女性实际上都非常时髦，头巾是装饰。
经常可看到这种装束，以为是“埃及艳后”。
像不像？
这种手拉手的亲昵动作并不罕见，即使是在德黑兰的闹市区。
办公室的职业女性，只是头巾比较严肃讲究。
很多女性都使IPHONE。
看这个姑娘，黑头巾下面是多鲜艳的又一条围巾。
也见到这样的警察（不是交警），据说管戴头巾。
从我住的房间看德黑兰
在第二天日上三竿的时候，我们才从睡眠中醒来。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窗帘俯瞰德黑兰。我们住的宾馆是德黑兰两家最好的酒店之一，Parsian Esteghlal International Hotel，据说Esteghlal是独立的意思，但是英文中却没有这个词汇，估计来自波斯语。这个酒店确实气派，但不像中国酒店那么铺张和奢侈，简朴中透着一股尊贵，而且确实是一家五星级酒店。我住的房间在7层，拉开窗帘后，一个山城的德黑兰和其后高高的山脉正好正对我的窗户。那个山脉上居然在6月中旬还保持者几条纵向的雪线，看来一冬的白雪还顽强地迟迟不愿融化。看介绍，那座高山叫厄尔布尔士山脉，它横亘在伊朗的北部，山那边就是里海。
从阳台俯瞰德黑兰，城市很大，据说有一千五百万人口，是整个伊朗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在来之前，仅止做了一点点的功课，就得知德黑兰是一个严重污染的城市。但是站在阳台上眺望，德黑兰湛蓝的天空通透明朗，下面街道上的汽车风驰电制，在速度中却也井井有条。城市并非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景观，一面是资本高楼，一面是贫穷的棚户区。开始我想这是否是不真实的一面，即我身处的地区是城市的名片地区。后来，虽然不多的观访，却还没有发现所谓落后国家那种必有的风景——棚户区。德黑兰庞大，但疏朗有致，卫生干净。
事实上，在我们后来的观察访问中，发现原来我们对伊朗存在的各种悬念不过是来自西方媒体（当然也是来自俺们媒体的积极合作）误导。伊朗这个国家的社会物质化程度相当的高，其城市化的文明程度绝对不亚于欧盟的希腊。去年我有幸游览了希腊，算是在一个时期内让我比较了两个国家，这样的结论自然很有底气。如果说德黑兰是伊朗的首善城市，但是后来在南部城市设拉子和设拉子附近的农村观看，伊朗实际上是一个很发达的国家。
想起来在临行前碰到同胞，一说起最近要去伊朗，马上就有会有一致的疑问，你去那样的国家是否过于恐怖？甚至，在德黑兰逛巴扎时，碰巧北岛来了一个电话，听说我在伊朗，他也是一句问话，“很危险吧？”记得我们到达德黑兰机场，乘车沿高速公路进城，望着车窗外闪烁的万家灯火，我们一行人已经觉得有些超现实的感觉，不约而同地说起，怎么能想象这样一个呈现城市文明的国家会有别国的飞机在天上往下投炸弹。这种感觉如果你不身处其境是不会有的。再往下推理，想起现在的阿富汗、伊拉克每天自杀炸弹不断，人民生灵涂炭，责任是谁呢？先不管各个国家选择什么道路，发展什么自己的武器，凭什么选择权必须由你美国来制定呢？如果中国在六十年代没能突破压力发展自己的核计划，那么中国能有今天的发展成果吗？各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问题，还是让大家自己解决自己的事儿吧。你在伊朗的街头行走，起码你见不到到处都是沿街乞讨的乞丐（这点比中国强），见不到汗流满面辛苦劳作的痛苦表情，那么外人凭什么断定那个国家是个非人的国家？欧美强势的媒体一天到晚地在妖魔化伊朗，而且其效果如此强大，倒是让我们警惕媒体操控世界的能力。在伊朗，基本见不到像其他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遗产国家中随处可见的游客，在各处那些令人震惊和景仰的波斯文明遗址，我们只见到伊朗的民众，直至我们大家觉得守着这么牛的遗产却没有旅游经济，真是超出咱们能把一切变成钱的习惯意识想象。
下面还是请大家看看随手拍的一些照片吧。先说明，这只是到此一游的随手拍，不是艺术，别又蹦出几个发烧友来诟病没有构图之类的话。这次时间极短，每天如赶三关，永远在行走中，甚至连个像样的“赶巴扎”都没成，再加上伊朗方面提供的翻译不是很给劲，很多地方都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我尽量凭记忆来写图注，不准确的地方难免，请方家补充。
这就是我们下榻的独立酒店。
Parsian Esteghlal International Hotel酒店房间干净整洁，有明显的波斯风格，但不过分。
伊朗方面第一个项目是请我们到德黑兰电视塔参观市容。这是透过安全网拍的德黑兰部分景观。
德黑兰城市交通较为畅达，这是电视塔下面的高速公路匝道。
这是伊朗本土的游客在塔上拍照留念。
德黑兰电视塔在世界上高度排名第五。这是塔内的展厅罗列了世界十大电视塔的模型。比较难过的是这十大电视塔，都在亚洲。看来后起国家还是要靠这东东勃起自己的自信。不过，俺们中国十中有四，它们顺序是，广州小蛮腰、上海东方明珠、天津天塔、北京CCTV。
德黑兰也是一个汽车的城市。这是晚间街道上的塞车，这些车都是居家出来消遣的。
阖家出游娱乐是伊朗人非常好的文化，白天夜晚大部分的汽车里都是一家一家的，说明伊朗人的家庭生活文化。这点俺们要差多了，我们的汽车里绝大部分都是一个个急匆匆赶路的个人，见到全家乘车少之又少。
这是一个家庭为后代庆祝什么日子的聚餐。
伊朗设拉子街道上的汽车，也是很拥挤。开始我们以为这么多的汽车都是伊朗人从欧洲买的二手车，后来得知，伊朗的汽车都是自己生产的，他们和法国的标志、雷诺都是合作关系。伊朗不但自己生产汽车，也生产大量的家用电器，包括电视、冰箱等。
伊朗的市场也很繁荣，商品供应充足。这是一家超市冷鲜货柜。
超市里的百货货架。
正在购物的伊朗妇女，从她们的购物车中可看到他们的生活水平。
超市门口的水果摊。
德黑兰的伊朗独立纪念碑。
2003年底，广东美术馆举行 “中国人本”摄影展，在展览图册中有我一篇文章《在历史、文化、政治、伦理中的中国纪实摄影》。写那篇文章的动机除因应邀之外，主要是我感觉那时的摄影界“纪实摄影”这个词汇喊得震天响，但大家对于纪实摄影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许多人把照片的纪实性当成纪实摄影，所以那时的各种摄影比赛虽然都设有纪实摄影这个方向，但征集来的作品都是一些民俗节庆照片，和摄影史上定义上的纪实摄影完全不是一回事。而纪实摄影这个概念是地地道道的西方舶来的概念，是世界摄影文化历史遗产中非常珍贵和宝贵的一部分。廓清纪实摄影这个概念，对发展中的中国摄影文化我以为是必要的。为了这篇文章的准确性，写作过程中我一直请教在我们摄影界德高望重的林少忠先生。林老先生是中国最早接触纪实摄影这个概念的人，也参与了这个概念的翻译。更重要的是，林老先生和把这个概念理论化的美国的摄影史作家罗森布拉姆夫妇有过深入的交流，能够非常清晰完整地陈述纪实摄影产生的背景、过程，以及意义。从一定角度上说，我文章的基本观点和知识陈述，都是从林少忠先生那里来，我只是根据理解和以前阅读相关书籍的经验，强化突出了这一摄影类型的要义。在此之前，我曾在2002年撰写过一篇类似的文章《观看的力量》，发表在2003年初的《视界》丛刊和中国摄影报上，梳理过这种摄影在现代历史上的作用。下面，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再次谈谈纪实摄影到底是怎么回事。
西方纪实摄影的发展历程
西方纪实摄影有一个自身的演变过程，它是从早期简单的摄影报道，一步步发展，然后被批评家慢慢的梳理上升到理念。至于这类摄影的称谓，法国摄影家欧仁·阿特热(Eugène Atget)最早使用纪实Documentary这个词汇，但他只是追求纪实性，即拍真实的照片卖给画家当素材，所以和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个概念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不过，阿特热已经将摄影在历史生活中的证据意义展示出来，在此之前还有英国的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的《伦敦街头生活》和美国的威廉·亨利·杰克逊（William Henry Jackson）的落基山摄影，以及更早的美国马修·布雷迪的战争摄影，都从几个方向意义上开始搭建纪实摄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的概念，以区别于当时流行的画意摄影的照片。但最能代表这个理念完整内核的初始现象是1888年雅格布·里斯拍的《纽约的另一半如如何生活》，它让纽约市政当局开展一场改造贫民区的运动，让很多弱势群体得到帮助。后来，在这个理念发展过程中间出现了刘易斯·海因等等一系列杰出的纪实摄影人物。海因的摄影对美国的《童工法》立法起到了一个直接的促进作用。
最早使用和现在纪实摄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这个概念差不多的是一个叫约翰·格里森（John Grierson，1898-1972）的英国人，1926年他提出这个概念本来是电影领域的话题，但是很快被导入摄影界。他提出这个概念已经有了政治伦理诉求。但纪实摄影完整的理念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才基本完成的。比芒特·纽霍尔（Beaumont Newhall）1937年撰写的那本《摄影史》，把这一类型样式的摄影归结到这一概念之下。在他之后摄影史专家瓦尔特·罗森布拉姆（Walter Rosenblum）和妻子内奥米（Naomi Rosenblum）在他们著作的《世界摄影史》中又非常认真地重新进行深度的梳理，把Documentary Photography前面加上Social ，所以这个词汇严格的汉译是“社会纪实摄影”。
社会纪实摄影现在看来不但是西方摄影的宝贵遗产，也是人类视觉文化中最宝贵的一部分。纪实摄影利用了摄影这个媒介最本质性的功能，把摄影这个媒介当作了一种社会话语力量，而且是直接和社会进行良性互动，且有具体的指标。这个指标首先是揭露和批判现实的，更重要的是还能够能动地改变社会现实。在这一理念下的摄影运动，在20世纪的历史中发挥了非常积极和有效的作用，是摄影对社会文明进步的巨大贡献。
对照中国的纪实摄影，如果按照以上指标和标准来衡量，合乎标准的并不多，多数只是有这种倾向的纪实性摄影。最合格的只有解海龙的《希望工程》，他把中国的现实生活里真实的一面给揭露出来，并促进了社会在这一方面的进步。在当时那个年代，他的作品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即摄影作品终于可以直面苦难和阴暗面，可以把它放到国家公共殿堂去展示了，而且这样的照片获得了官方的默认和许可，直接促进了中国的教育状态的改变。这是最典型的纪实摄影。再后来有卢广，他的很多作品最后起到了协调社会进步的作用。另外，王久良的《垃圾围城》也是一种典型的按照纪实摄影理念操作的，而且结果也是有的。
纪实摄影词汇引入中国的一些问题
前一段有人撰写文章说，纪实摄影这个概念完全是一个中国的概念，世界上并不存在纪实摄影。理由是林少忠那一辈人在翻译这个词汇时用纪实这两个字是无奈的选择，而不是Documentary Photography的原意。这个结论是匪夷所思的，有悖于基本的常识和正常逻辑。不谈摄影史的基本事实，只说语言的翻译问题。没有两种语言是百分之百的对应，从来的翻译都是意译为先，而不是直译。翻译的好坏，判断的标准是是否把原始的意义完整正确地翻译过来。甚至可以说，翻译的具体词汇有什么不对称没关系，重要的是对原意的理解和把其意思尽可能多的转达出来。因为语言的不对称,很多的翻译按字面只能是姑妄听之，重要的是知道那个不准确的词汇后面真正的意义。
这个话题抛出来以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其中一个说法就是不应该咬文嚼字，这是一个无聊的争论。对这个说法，我认为起因肯定是无聊的，但是结果却必须认真对待，因为它引起了广大摄影人的困惑。不能因为个别人罔顾历史真实，就得出原来要廓清社会纪实摄影这个词汇的目的是没有意义的结论。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旧话重提。
“纪实摄影”这个词汇最早进入中国的时候是1980年代初期，当时中国摄影家协会有一本杂志叫《国际摄影》，主要以文摘翻译方式介绍西方最新的摄影状态。这期间就出现了纪实摄影这个词汇。
西方和中国的语言是不一样的，中国的语言模糊性特别高，也就是熵值特别高，语言学中的熵值指的是模糊性。西方语言相对更为精确一点。这两种不同的语言在互相转译的时候，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如我们原来话语系统中有没有这个意思？有没有对应的概念？当时张慧敏和林少忠先生在翻译这个词汇的时候，英文字典中Documentary就是文献、记录的意思，Photography就是摄影，把这两个词一结合，直接的意思叫做纪录摄影或文献摄影。但Documentary早在电影学翻译中出现过了，是纪录片（纪录电影）的明确指代。怎么办？于是就想用它另外一个意思叫文献摄影，可是文献摄影又跟尤金史密斯那种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的摄影表现不对称。因为文献是很冷漠的，就好像是记录在案的这么一个词，翻译到中文就叫记录，这是一个简单和非常理性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词汇，不能对应已经在西方有近百年历史的这一带有强烈精神立场的摄影现象。所以，他觉得有些不妥。于是想在汉语中找一个能够跟这个意思接近一点的，有一定解释空间的词汇。后来就用了“纪实”这两个字，可以兼顾两方面的意思。
很长时间中国接触国际的所有文艺理论都是从苏联转来的，西方的一些理论先进入前苏联，我们又从苏联转过来。那时转过来的现代主义这块，已经加上了强烈的“苏联社会主义”色彩。六十年代中苏交恶之后，中国开始在小范围直接引入西方的各种社科理论，比如“黄皮书”。但这块内容转入中国后，我们是雾里看花，并不能真正理解。因为中西多年的隔绝，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生活的内容和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完全对不上号。我们当时处于从农业社会刚刚开始工业化的初始阶段，而且还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西方理论所谈的现象以及之上的思想，于我们可谓是天方夜谭，连理解的基础都没有。我们的现代性完全是另一条路子。在摄影上，凡是我们看到西方的照片影像，就都把它称为现代派。那时候“现代派”这个词汇就是万金油，甚至把尤金·史密斯这样的照片也叫现代派，不知道现代派这个词汇的具体指涉是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主要指绘画）。尤金·史密斯拍的日本水俣村事件，有非常具体的原因和时代背景以及当时的语境关系，但中国人80年代还没有这方面经验，没有公害这个概念。不懂，却又知道史密斯是个被国际重视的大摄影家，那怎么理解？于是我们就用最古老的套路来理解，把它当艺术来理解，看照片的构图、结构、影调，高级点的会意识到这是一个惨烈的题材方向，以后要学着拍点刺激的和恐怖的，这样才会具有国际性。
所以，张慧敏和林少忠辛辛苦苦翻译出来的纪实摄影，实际上作用是不大的。这是历史的宿命和局限。但林少忠明白。他在跟美国《世界摄影史》作者内罗森布拉姆夫妇的直接接触中，终于弄明白了纪实摄影是怎么回事儿，甚至知道了这种摄影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的西方左翼社会运动的关系。于是林少忠在后来其它版本的翻译中，就将这个概念翻译完整，加上了“社会”（Social）这个词汇。
后来，人大新闻系教授肖绪珊在去美国探亲时，看到了相关的书籍，回来后写了三篇关于纪实摄影的文章发在在1987年的大众摄影杂志上。她的文章应该属于译介性质，比较准确完整，但那时我们也读不太懂。读不懂的原因，就是那时我们社会的进化没有到今天这种程度。社会纪实摄影涉及到很多的话题，像资本主义、现代国际史、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等内容，我们的生活中没这些东西。那时也根本没听说过消费主义这个词汇。比如，1990年我到德国后给朋友们写信，居然不知道用消费主义这个词汇来概括我在德国见到的情况，只是说我发现西方社会之发达已经让商品变成了审美的对象。其实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给你包装成非常好看的东西刺激你去消费，而不是利用其原来的使用价值。这是典型的消费主义现象，但那时我就没这个词汇。
任何阅读都是需要经验的，包括亲历的历史生活经验和知识结构准备，否则你会对作者所谈浑然不知所云。所以，那时肖绪珊的介绍在国内摄影界注定没多大反响。1988年8月，《摄影》杂志在杭州开了一个会议专门讨论纪实摄影。会上肖绪珊的学生黄少华有一篇文章谈纪实摄影，严格说是他读《世界摄影史》纪实摄影部分的体会和缩译，应该说把纪实摄影的概念说得比较清楚了。可惜这个结果因为八九政治风波杂志销毁没有传播开来。更遗憾的是，在这之后很长时期再没有关于纪实摄影这个概念的介绍和讨论了。
由于概念不清和开放，我们对源源不断传入中国的这方面影像，还是把它当作一个风格和流派，而且把它关注的题材当作一个模仿方向，就是摄影贫困、吸毒、残疾儿童等。此后，中国的摄影师们都开始奔这个风格和流派去了，而且都去找类似的题材。
中国的纪实摄影实践
上世纪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期大约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出现了一段所谓的纪实报道摄影浪潮或运动。这个现象并不长，成因也有些复杂。那段时间，正是中国经过80年代的改革准备，开始全面全球化的阶段。中国的变化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国际传媒开始大规模需要中国图片。首先开始的是港台传媒在大陆寻求影像资源。台湾的《中时周刊》、《大地》两本杂志、香港的《中国旅游》纷纷联系内地的摄影师，组织和收购各种专题性的照片。相同时期，内地的都市报传媒也在崛起，也需要类似的图片资源。再有，在美国读传播摄影硕士学位毕业的曾璜1992年学成归国，任职新华社。他出了本《报道摄影手册》，介绍了很多西方图片市场的知识，比如向谁和怎么卖照片，让很多原来苦于找不到自己照片销路的摄影师兴奋异常，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拍摄这类照片的热情。所以需要指出的是，人文纪实报道类摄影的兴起现象背后真正的动力，并非是我们前面所讨论的纪实摄影理念，而是市场金钱的力量。再有一个原因，就是文革结束后一批年轻的摄影人，希望从传统唯美图示风格中走出来，追求在西方媒体画报上看到的“现代风格”的影像。这一部分人当时不少，大家都很纯真和理想化，构成了那个时期的“先锋”、“前卫”现象。但是最终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市场。
因为是市场，所以那时的中国纪实摄影是有问题的。很多摄影师就迎合国际传媒的口味去拍能卖出去的东西，比如西方人关注的中国老少边穷题材，尽量模仿西方摄影大师的图式风格来拍照，来满足西方传媒需要的能够刺激读者阅读的影像。在相对透明的互联网时代之前，在东西方的相互了解关系中，照片的文化政治性特别凸显。左右这个政治性的因素很多，比如传媒利益、原来西方人的东方想象遗存、冷战造成的对社会主义的偏见等等。这其中，传媒经常是决定东西两个世界关系的关键角色，因为公众只能从一定会带有立场倾向的传播媒介来获得信息。传媒则是利益集团的雇佣，公众接受结果是被多种权力所操控的。
到了2000年后，这场中国纪实摄影的“运动”基本就停止了。为什么？很多原来热心拍纪实摄影的人全部都转入做和拍画廊市场热卖的“当代观念艺术”与 “东方风情照”去了，那个价格比以前传媒所付的稿酬标准高多了，大家对纪实摄影就弃之如敝履。
综上诸多因素，我们可以看出 ，实际上在中国并没有几个真正意义上的纪实摄影。大家曾经乐观其成的“中国纪实摄影运动”，也不过是一个批评家们热情期待的想象。
纪实摄影不是流派和风格，而是一种思想、精神和态度
无论是叫“纪实摄影”还是“社会纪实摄影”，大家都明白指的是什么类型的摄影，所以我们就按多年的约定俗成，还是称其为“纪实摄影”吧。前面已经说过，咱们对纪实摄影的理解一直是有偏差的，所以我们应该明确对纪实摄影的理解， Documentary Photography指的是一种态度和立场，是思想，而不是传统艺术思维方式中的题材、流派和风格。
但综观中国的纪实摄影的发展，上世纪整个90年代，许多摄影人还是停留在想办法按照找题材那个思路去拍。只有陕西群体超越了题材论提出了现实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主张，这是和纪实摄影内在的精神一致的，即对于现实和未来的关怀。
纪实摄影的理念在中国摄影界为什么长期得不到真正的理解和认识？这和整个中国摄影界以及社会的陋习有关，就是我们不是一个爱学习和读书的民族。前面谈到林少忠和肖绪珊等人曾经认真地介绍过纪实摄影，但是当时人们缺少阅读经验的准备，所以理解滞后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其后的情况就非常令人难过了，尤其是最近几年居然出现在报纸上讨论“什么是纪实摄影”这样奇怪的事情。咱们中国摄影人随时随意地将历史虚无化的能力和勇气，着实令人错愕。据我所知，1992年中国摄影出版社就出版了“美国ICP摄影百科全书”，里面对纪实摄影已经有了非常完整和具体的介绍，而且此书印量是6000册。进入21世纪，2002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伊安·杰夫里（Ian Jeffrey）的《摄影简史》，里面也对纪实摄影有着全面和多角度的介绍。该书迄今出版、再版已经逾万册，而且长期是拿着照相机的小资们玄谈文化的谈资。2005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阿瑟·罗斯坦的“纪实摄影”一书，印量是7000册，而且当时面世时很为一些时髦的年轻摄影师所热捧。罗斯坦本人是美国F.S.A摄影的亲历者，这本书对纪实摄影从它的起源到理念形成，以及后来的问题等都有非常权威的论述。2007年，纽约大学摄影史学者安妮·霍伊的“The Book of Photography”汉译为“摄影圣典”的书出版，印数也是6000册，书中对社会纪实摄影也有详尽的介绍。如果说咱们中国人谈纪实摄影不靠谱，那么这几本书都是非常权威严肃的摄影史书籍，但遗憾的是，好像大家都没看。前面两本早就售罄，只能说明大家买书只是凑热闹，却根本不读。不读也罢了，却非常爱发言讨论，都振振有词地发表毫无出处的看法，直到彻底否决人家存在了近百年的纪实摄影。这真是令人忍俊不禁的现实。中国摄影界和艺术界，一直有个不读书却爱发言的坏风气，而且非常无知者无畏，根本不怕自己成为历史的笑话。这十多年来，许多在国际甚至在国内早就都解决的一些话题，不断有人煞有其事地进行“理论探讨”，几乎成为一道不落幕的风景，这是咱们中国的特色。
为什么我们要提倡纪实摄影？
今天，我们还在推崇纪实摄影，为什么？肯定不是为了推崇什么风格和流派，我们是在推崇一种精神，即关怀现实和未来，追求公平正义的精神。这是摄影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个精神，也是超越摄影的精神。现实的中国，尤其需要的是这种正直的精神。
在西方，纪实摄影作为一种体制运动，它早就终结了。在上个世纪，早期纪实摄影是一种结合着社会思潮的运动，促进社会体制的改良。后期，纪实报道摄影是一个巨大的行业，有庞大的印刷传媒的支撑，是媒体社会时代一支用图像说话的特殊力量。作为文化体制内部，纪实摄影有自己探讨的平台，比如当时的荷赛和佩皮尼昂摄影节等，支持他们的是大量的西方通讯社，像美联、路透等。除通讯社外，还有图片经销商如马格南、联系、西格玛等图片社。但这几年随着摄影术的普及和数字影像传输技术的进步，这些影像机构的专营权就彻底被终结了。于是各新闻机构都把摄影记者炒了，大量采用价格很低的自由摄影师的网络来稿。马格南也早就接不到纸媒的单了，只好转向，转向走艺术市场路线，这样旗下的摄影师才会有饭吃。近几年，大家总是困惑荷赛为什么出现艺术类照片？原因很简单，荷赛原来是靠新闻报道摄影界养活的，但这个行业不行了。荷赛是一个经营公司，它要活下去。它看到传媒图片市场没有了，画廊市场又兴起了，所以就向画廊市场转向。但是不是Documentary Photography这种概念也因此终结了？不是，它还在，只是没有“组织”了。Documentary Photography作为摄影史上一个巨大的精神遗产，早就融进了一代代摄影师的血液中，甚至超越摄影，成为一种人类的普世精神。
在中国，我们使劲提倡纪实摄影，其实提倡的就是这种精神价值，而不是把纪实摄影当作一种影像风格来提倡，因为纪实摄影根本就不是一个艺术问题。如果有艺术问题，也是衍生的，是怎么把纪实照片拍得好的问题，但绝不是主要的。我们所提倡的是，无论你玩艺术和拍纪实性都无所谓，只是背后应该有这层价值观，这样你的作品才能有力量。这才是我们今天提倡纪实摄影的本意。但是这个问题却谈起来总是很费劲，很少有人热情的呼应。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就是前面所说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人只把摄影理解为是艺术，纪实摄影是其中一种艺术风格，觉得你说的普世精神与人文关怀和他的“艺术”兴趣驴唇不对马嘴。第二个原因才是真正更为深层和本质的原因，就是我们绝大部分中国人的人生观中缺少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甚至可以说天生就没有。我们是一个典型的自耕农社会文化，小农经济的封闭与自足（更应该说是自私自利），注定和现代协作性的公民社会时代不适应。我们缺少社会协作、协商、互利互惠的意识，我们今天所谈论的都是个人的发展、成功、汽车、房子。我们对社会公共价值观的认知，也只停留在口水、宣泄、吐槽的阶段，是个人发展遇到阻碍时发泄“私愤”的借口，而绝对不会身体力行地建设和贡献。这还不是一个简单的缺失问题，而是我们民族文化中原来就没有这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要通过各种手段去构建一个能够跟未来中国的发展相适应的一套公民意识。而摄影这个媒介的诸多特性则是构建公民社会的有力武器。
什么叫公民意识？公民这个词汇含有两个向度价值，一个是权利意识，另外一个就是权利对应的义务，二者之间是对等的关系。这个义务就是每个社会人都应该积极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这个社会的正确发展，对你认为不对的事情进行批判。按这个标准来说，纪实摄影就是最具公民意识的摄影。
如果我们把摄影放回到一个大的社会历史框架中去看，公众记忆最多的照片都是那些伟大的纪实性的瞬间。罗伯特·卡帕、尤金·史密斯，等等，他们的作品中都承载了人类的苦难的记忆、善良的价值观和人类对理想不懈地追求，是人类勇敢前行的见证。公众不会热议历史上谁谁谁拍的一张艺术照片如何如何，他用了什么什么方式？有什么与众不同？记得和热衷谈论这些“艺术”的，只是一个叫“艺术圈”的小团伙中间自己的热闹，和广大公众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另外，纪实摄影是所有摄影样式中，最具知识分子品格的摄影。知识分子在世界最新的定义不是说你读了多少书，你拿过什么学位，而是指你的人文情怀，为了社会的和谐进步去利用所掌握的知识发出声音，去改造社会。许多掌握了一定知识的人只能叫专家，即在这个行业里，知道很多专业知识。为什么说纪实摄影是知识分子品格的摄影呢？因为它是思考的摄影，是探讨社会如何和谐的摄影。我们提倡用媒介思考人生和社会。现在有很多人不拍风光后开始转入拍纪实，如拍一些即将消失的村落。方向应该鼓励，但应指出这并不是真正的纪实摄影，只是一些带有人文倾向的纪实性的照片，严格的说好多都是文化旅游摄影。因为纪实摄影是要有思想、有主张、有批判性。提倡大家要坚持纪实摄影的精神，就是希望中国摄影人用手中的照相机思考社会历史，提升自己的公民人格。
在中国当下提倡纪实摄影的现实意义
纪实摄影的批判性，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是能够帮助社会进行自我调节。所以，纪实摄影是改良主义的。改良主义是一个理性社会运作具有的聪明策略，是以批评来舒缓释放矛盾，以此达到减轻危机压力的有效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社会历史，开始转身走向不同于原来农业化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结构和文化都因这场巨变出现很大程度的危机。高速发展的物质化，缺少相应的制度与文化的改革，我们还以农耕文化下的小农意识迎接这场天翻地覆的巨变。制度和意识上的滞后，导致贪污腐败横行，不合理和不公平的社会伤害事件频出，社会孕积的矛盾越来越多。任何社会在矛盾不可调和之时都会出现暴力型的“革命”，会造成社会的巨大破坏。历史告诉我们，革命是在落后文明状态下无可奈何的结果，而且代价惨重。文明的社会会有较好的自我调节机制，尽量避免代价惨重的革命现象的爆发。纪实摄影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摄影，它在当下中国的形势中，无论是社会理论探讨和监督体制运行，都是具有积极意义和能够发挥作用的。所以，在中国当下提倡纪实摄影精神并发挥其作用，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012年6月14日星期四凌晨
（此文刊登于2012年7月4日《人民摄影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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