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昆的博客

许村的启示

鲍昆

许村是一个在太行山深处的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小山村，在今天的标准看来，它表面秀美，还透着几分安详，在今天无处不往的交通条件下，是一个可以作为装点现代城市生活的化外之境。如果按照以往的条件来看，它则是一个远离交通的穷乡僻壤。它太高了，路也太难走。

许村在一千五百多米的海拔上，注定许多给予平原人们富足的农作物无法生长。它那里只生长不多的能够养人的作物——玉茭（玉米）、谷子（小米）、山药（土豆）和茴子白（卷心菜），加上一点低产的莜麦和荞麦。那里的人们大多是吃前面四样作物。闭塞的环境和交通往往是历史储存的条件，许村和太行深处的许多村庄一样，由于长期的无人问津而悄悄在那里闲置。许村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着简单的食物，享受着云淡云舒的安宁。

近年来，许村也开始不太平静了。村口的公路又开始加宽，旁边的村庄陆续发现枕着煤矿，矿坑开始驱赶村庄。许村前的公路上车多了起来，钱的叫声在山沟里回荡。村里后生们再不愿过那种只有玉茭、谷子、山药、茴子白的生活了。他们离开了村子，奔了大城市，留下了老人、妇女和孩子。他们走了，城里人来了，而且是拍电影和电视来的。1987年，西影厂的吴天明带着张艺谋到许村来拍《老井》，因为许村有着苦寒的现实环境和壮丽的太行山背景。后来，吕丽萍和丈夫孙海英也来了，在这里拍电视剧，还留下了一个临时搭建的道具房屋。虚幻的影视走了之后，许村一切又归于平静。山还是山，水还是水，许村人还是吃着那四种基本的庄稼食物，只是年轻人越来越少，村庄呈现荒芜。

2007年，艺术家渠岩为了拍摄自己的《权力空间》系列摄影作品，被朋友介绍来到许村。渠岩的这一偶然到访，开始了许村一段新的历史。渠岩的许村之行，邂逅了一位与他展开合作的重要人物——从许村走出去的时任山西和顺县政协主席的范乃文。许村是范乃文的家乡，是他心中萦绕不去的家园。如何让家园永续，恐怕是任何一个农耕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成功人士都永远无法释怀的情节。于是，怀有社会理想的渠岩和乡土情节的范乃文一拍即合了。渠岩不是一个简单的视觉艺术家，他是一个怀有当代思想意识的知识分子型艺术家。渠岩在与范乃文的交流中诞生了一个想法，将许村作为一个社会艺术实践的实验基地，为转型中的乡土社会寻找一条新的转变路径。范乃文对渠岩的“妄想”采取了支持的态度，毕竟他的政治资历让他知道身处的现实许多问题处于无解的状态。他也需要帮助家乡的同时探索一条新的改革之路。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城市与乡土两种社会形态的并存与矛盾之中。挟持着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城市化天天都在扩张，而被挤压的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则日渐衰微。可一切并不是线性的此消彼长运行，并非城市社会可以胜利地覆盖一切，让城乡迅速一体化。乡村社会呈现无法替代的坚强姿态。因为，政治和经济的手段策略并非万能，自然人口和农耕作物经济的存在，让城市化这个巨兽无法吞噬一切。庞大中国多地域的物候、文化，都不是可以用市场和政治权力这个魔方玩转的。于是，城乡这对矛盾不断地激化，几乎陷入死结。这些表面的激烈矛盾其实还掩盖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未来中国的文化如何定位？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是土生土长的乡土农耕文化，家族宗法和其上的国家制度密不可分，形成一个相互支持、制约互补的运行系统关系，保证了中国以家庭农耕生产方式为主要经济政治模式的稳定与绵延。现在，当城市无法灭绝乡村，乡村的生活无法被城市生活替代的情况下，如何维系乡村社会和乡土文化，就成了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

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就看到西方侵入的现代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的破坏，意识到必须寻找一条改良性的因应之道。以梁漱溟、晏阳初为首的知识分子以积极的姿态，身体力行地走进中国乡村进行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不能是暴力革命的形式，它只能达到政权更迭，对于社会伦理秩序和稳定没有根本性建设，而“革命”的本来目的是从根本上重建社会结构。梁漱溟视乡村建设为新礼俗建设。什么是新礼俗？就是以中国小农自然经济的家庭及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伦理为社会政治基础，引进结合西方的团体组织概念和科学技术新知识，来形成一种新型的乡村伦理关系。在策略上是沟通调和，最终目的是达到双方的平衡点，这时中国式的现代性转型才能顺利完成。梁漱溟的这种文化观，无疑是和清末的那场著名的争论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点有其同质性，只不过张之洞所提的更是从政治制度上考虑，而梁漱溟则从文化的基础性上对乡村的改造提出具体的策略性的主张。二者的本质都是认识到文化历史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并不是生吞活剥的现代化能够解决一切的，解决之道恐怕是一个渐进的、融合的、从地域和历史条件出发的因应之道。

渠岩的许村计划，其基本出发点也和以上文化观如出一脉，就是希望在适度的空间改造中，保持许村的基本生活方式和文化格局，并在其中注入现代性的文化元素，比如教育、卫生等新生活方式，让许村人能够在本乡本土看到新生活的希望。他利用自己艺术家的身份和广泛的社会关系，邀请国际国内的艺术家、社会学者和一些热心公益的各界人士，来许村进行社会改造实践。渠岩的这些努力，让许村人通过这个管道开始接触乡村之外的各种人、事信息，在直接的文化接触层面上让许村和大世界的发展链接。这无疑让长期远离世界的许村的人开始慢慢获得自信，于是一些已经走出大山的许村人开始返回自己的家园，重新开始自己的山里人生活。渠岩的许村计划在这点上显示了重要的意义。

现代性以来的农村世界，一贯被庞大的城市磁石效应摧毁心理空间。农民们一方面因城乡之间发展剪刀差的利益驱使离开家园；另一方面长期被社会研究所忽略的问题，就是农民从文化观上已经彻底厌恶自己的身份，不愿意再停留在狭隘封闭的小农文化氛围中。经济与精神都是人存在的基本需求，在温饱之后决定人格的将是文化和精神。梁漱溟思想的要点也在此。他所追求的“新伦理”乡村建设中，就是追求调和与沟通。他认为文化问题才是乡村建设的根本，抓住这个纲才能使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与泊来的现代性获得融合，并各自启发，最终形成适宜中国文化土壤条件的新型中国农村社会。

艺术家的渠岩自然具有文化上的敏感。在许村的乡村空间改造和文化引进小有成绩之后，他立刻开始思考并提出了许村计划的“招魂”一说。渠岩在许村的深入中，渐渐丰富了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认识，也看到了单纯的现代性文化引入并非是乡村建设的完全解决之道，经济、文化之外还有政治。中国传统的乡里宗亲制度曾经是一个长期有效稳定社会历史的重要元素，它与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形成完美的互补，让古代中国在没有被绑架到现代化战车之前一直获得稳定。这种互补性的结构，使古代中国的社会管理成本与效率达到最大的平衡点。现代以来，国家权力单方面的膨胀，乡里制度受到打压，于是许多原来容易解决的乡村矛盾和城乡矛盾无法解决，国家只能无限地投入机构建置，成本陡增，而且形成“大政府小管理”的格局。但是并非投入就可解决问题，许多基础结构性的问题依然岿然不动。渠岩希望通过重唤“家族、血亲”这些乡土概念意识，看看他的许村计划在今天的制度格局下能否探寻一条新的现代性的乡土变革之路。

渠岩还认为，传统的自然村的空间格局是适配乡里制度的，祠堂祭庙、四合院的格局，都是这种文化的具体空间体现。在这样千百年来形成的空间中，一直居住着相应的魂魄，那就是乡土的文化。在今天看来，渠岩的这一想法似乎显得过于浪漫，毕竟时代的大背景已经今非昔比。但是曾经辉煌于世界历史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是否在今天还要坚守承续，这是一个太大的话题。渠岩的许村计划能够做到吗？其实，渠岩与许村能够在这个话题中显示出探讨的意义已经是最大的意义了。
无论如何，保持文化的多元性是所有对地球文明有关怀的人的共同愿望。那么，我们期待渠岩的许村计划给我们带来的实践结果。

2013.09.10

为什么贴不上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