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昆的博客

徐家宁的译序

传教士的口述笔传，在今天依然能找到痕迹。从马可波罗的时代到门户开放前夕，每一个来到中国的西方人，一定都以某种方式向西方传递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信息，她独特的文化，奇异的风俗，广袤的国土，丰富的物产，数量众多的国民，以及在这“广”、“富”、“多”背后潜藏的巨大的商业利益和宗教理想，总有一项能吸引天性外向的西方人，让他们不远万里泛海而来。与前人一样，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来到中国的西方人依然要以某种方式记录并传递他们在东方的探险历程，科技的进步带来了传播方式的改变，摄影术和印刷术的发展使以图像 的方式介绍中国成为可能，于是就有了这部《中国与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第一部通过直观的照片而不是抽象的描述多层面地介绍中国的著作。

作者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 1837~1921）是十九世纪后期用照相机记录中国社会的外国摄影师之一。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随着英法等国在亚洲的远征，陆续有军队随行人员或商业摄影师带着笨重的照相设备来到中国，为帝国的扩张史或个人的冒险经历留证——这自然是摄影术最实际的用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摄影师对拍摄对象的选择并没有太显著的差异，这些不辞辛劳拍摄中国的摄影史上的先驱者，与今天带着相机游览巴黎或伦敦的外国游客一样，关注的重点也是异国文化中最能给自己带来身处异域这一感受的部分，不论建筑还是人像，照片上反映出来的同样都是西方人意图探索中国的努力，记录的是他们对于中国最直接的观感。尤其在那个中西交流不甚通畅的年代，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认识显然局限于一些被先行者的叙述多次聚 焦放大的部分，于是我们看到一些标签式的题材被拍摄了无数遍，而这些标签式的题材，通常又都有着标准的面孔，排除摄影师受商业利益的支撑被动选材的因素，至少在快门按下那一瞬间，相信多数的摄影师都坚信“这就是真实存在的中国”。

时间过去一百多年，不管早期的西方摄影师观察中国的视角是否以偏概全，他们留下照片无疑都成为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并不是为着给中国记录历史而来，但他们捕捉到的每一幅画面，写下的每一段附注文字，都在向今天的我们讲述“这就是真实存在过的中国”。当十九世纪的中国通过同样的媒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与当时的西方读者相比，我们是跨越一百多年的时间，带着思想和认识的巨大进步，来审视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我们自然能看到更多的内容，获得更多 的信息，相比猎奇的西方人我们更能发现这些图文资料所蕴含的价值，因而对西方人拍摄的中国早期影像资料的整理研究，是一项极为有趣也极有价值的工作。

《中国与中国人影像》于1873~74年在伦敦出版，是社会纪实摄影的先驱约翰•汤姆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书中收录的照片并不是约翰•汤姆逊全部有关中国的摄影作品，一些极具中国特征和明信片式美感的照片并没有收录其中，作者对照片的选择，是跟随他的行程，选取了更能表现“中国与中国人”这一全景式主题的作品，与详尽的文字叙述一起集结成册。约翰•汤姆逊的目标是向当时的西方读者全方位地介绍中国，既然目标是全方位，自然不能局限于那些固有的标签，因而他在中国的旅行，比之前的摄影师都走得更远。

来中国之前，汤姆逊已经在东南亚游历了 好几年，整个远东地区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又迥然不同的文化让他深感着迷，因而对各人种、各民族、各种文化的对比分析一直存在于在他的摄影作品和文字叙述中。正是这种探寻区别的表达方式使得他的作品有别于那些单纯以异域风情为主要拍摄对象的摄影师，在他的书中很多时候文字并不是照片的附注，而是以照片为文字做说明，他不仅仅是一名旅行摄影师，更是一个带着自己的思考行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观察者，他对中国社会的解析涉及方方面面，尽管很多时候并不准确，甚至是臆测，但是这种尝试用照片和文字相互印证来说明某个问题的方式反映到他的摄影作品中，就使得他的拍摄内容比同时期的其他摄影师更为丰富，努力传递更多的信息。

约翰•汤姆逊来到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近代走向变革的开始。经历 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刚刚从太平天国的内乱中喘过气来的清王朝，此时正处在崩亡前最后的“中兴”时代。随着通商口岸接连开放，洋务运动兴起，西方的影响在一些地方正悄然地带来改变，因而在汤姆逊的游历中除了名山大川、宫苑楼台这些中国游的传统项目，他也十分关注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金陵机器局及福州船政局等现代化机构成为他重点关注的对象，对奕訢、李鸿章等主张洋务的官员也多有着墨。对商业和机器文明的信仰使得他每到一个城市都尽可能地收集当地工商业发展的讯息，并不止一次地提及铁路、轮船等现代化设施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各种便利。尽管在论及此类问题的时候不免带有强烈的商业利益和殖民主义色彩，但不论出于何种立场，对各种新生事物的关注使得他将照相机对准了一个变化中的 中国，而不是被反复定格、在所有的镜头前千篇一律的中国。

对于西方文明影响之外的传统的中国，约翰•汤姆逊自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从建筑，到文化，到自然风光，再到不同阶层的中国人，这些西方人眼中典型的中国元素，也是约翰•汤姆逊必然要拍摄的对象。相比之下汤姆逊镜头前的传统中国更多变化，因为他游历更广，有机会将镜头对准不同地区、不同生存环境下更多类型的中国人，或者反过来说，他用照相机记录了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对中国这一主题下人与环境多角度的呈现满足了当时的西方人对遥远的中华帝国强烈的好奇心，也为今天的我们保留了昔日中国最真实的影像。通过这些拍摄于1870年左右的照片，我们看到的人物、风光、建筑、物什，不仅仅是1870年代中国的面貌，也是更长 的时间跨度内、在某些方面甚至数千年都鲜有改变的关于中国的侧写。就在短短几十年之后，传统的农业社会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一点点崩塌，这些照片所记录的旧中国渐渐被历史的洪流淹没。约翰•汤姆逊至少部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对新的文明即将覆盖旧有文化的预期多次出现在他的叙述中，因此他可能是有意识地在记录一些即将远去的历史、快要消逝的风物，我们不能说他一定有这样的判断，但是这个来自工业革命发源地、相信机器工业必然给中国带来巨大改变的西方摄影师，确实用他的照相机、以更接近我们现代人认知的视角记录了一个伟大文明在变革前夕所处的状态，透过西方人探寻的目光，我们能看到今天的中国从哪里走来。

四卷本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自问世之日起就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稀少的印量确立 了它在摄影、印刷出版以及西方汉学研究等多个领域的独特地位，这部记录晚清中国社会百态的全景相册，本身就是文明进程与科技进步的一个见证。历经一百多年，完整的四卷本《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已不多见，大都作为珍本收藏在欧美公私图书馆中。鉴于此书的重要性及珍贵性，我们在秦风老照片馆的帮助和支持下，将此书介绍给中文读者。

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我们翻阅了许多十八至十九世纪的西方汉学原著，对书中提到的地点、人物都作了尽量详细、准确的考证，以保证译文中的内容能为读者所用。然而某些地名和机构在我们能查阅到的所有资料中都不见记载，不得已只能采用直译或音译。此外，尽管约翰•汤姆逊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已经相当深入，但他看待中国及中国人的视角毕竟是基于当时西方人的立场 ，不免会有一些误解和误读，对此我们不能苟同。然而这也为我们了解十九世纪末的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提供了一份生动的材料，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未加改动，相信读者能明辩伪言。原书中还有一处图片印刷错误，根据真实的地理环境和目前收藏在英国维尔康姆图书馆的底片原件，第三卷图版十六第30图印反了，本书在此进行了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