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昆的博客

人民路

鲍昆

在湖南长沙市的中心地带，有一条路贯穿城市东西方向的交通动脉叫人民路。这条路在长沙属于较长的交通干道，大约有十多公里长。人民路在中间部分与另一条干道东二环交叉，交叉点有一座立交桥，叫杨家山立交桥，但人们并不这样称呼它，而是将其称为人民路立交桥。有历史记载，在1957年时，现在这条车水马龙的繁荣大道还是一条无名的小路。直到1964年，这条路才获得命名“识杨路”。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了长沙市的城市建设的历史进程，道路在不断地出现，城市的躯体在扩张。1971年，这条路被重新命名为“人民路”，其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峰，“人民”在革命的狂潮中再次确认。人民路，成为长沙现代历史的一个路标，也是现代中国意识形态史的印记。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一个历史的、政治的范畴。在国际上，很长时间指人民的主体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赋予了人民的阶级属性，因为那些不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却又对生产有控制权的人，显然不属于人民的范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尤其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以来，从事工业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往往是一无所有，所以也被称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与占有他们劳动的资产阶级，形成了一对贯穿了一个多世纪的世界主要历史关系。从16世纪英国因羊毛贸易而出现的圈地运动开始，工业无产阶级和资本家的对抗持续几百年。这也是一个斗争的历史和革命的历史，期间出现了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出现的两场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起因中也有这一重大因素。

虽然人民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但大规模使用，并赋予强烈政治意义的还是中国现代史时期。1949年之后，通过各种形式的舆论导向和政治措施，人民的称谓成为历史正当性的代词，因为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都是以人民的名义的。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此时，人民一词虽然涵盖民族资产阶级，但主要还是指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基本力量——工农兵的代词。同样，“人民”与“无产阶级”和“工农兵”在革命意识形态叙事中，随着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政治需要，形成了一个长期的“通假”现象。这个“通假”不同于古汉语中的音同字互借，而是政治含义同而词互借。在宣示彰扬民族国家与社会政治祥和之时，使用的是“人民”；在揭示社会内部政治矛盾时，则更多地使用“无产阶级”和“工农兵”，以利于突出革命的力量。这是一套完整的话语系统。

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人民的概念有了变化。为了适应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结束文革强烈划分阶级关系的社会意识形态，团结调动一切可以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人民不再特指劳动阶级和其他革命成分如军人与革命干部，而是将其扩展到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这一审时度势的观点并非中国的发明，实际上在前苏联的赫鲁晓夫时代，苏共已经开始使用这一概念，但是其时的中共则对其斥之为取消阶级差别的修正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概念由以前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政治身份特征转而变得模糊。原有的革命话语系统中的那些基本符码，比如“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战士”、“同志”等在经济搞活和一切都要国际化与世界接轨的全球化话语中，渐渐退出中国的日常话语。宏观上取而代之的是“公众”、“大众”、“群众”、“社会各界”等；微观上则是“团队”、“高管”、“员工”、“农民工”等，也就是说，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的话语开始取代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话语。这是政治历史演变的结果。但是这些词汇的变异，是否就真的是改变了社会的基础，变更了社会的基本关系了吗？

事实是不可能的，眼花缭乱的新名词并不能改变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在一切火热喧嚣的经济改革、发展的声浪中，资本与工人的矛盾关系还完全存在，阶级的本质属性也仍然存在。马克思所分析的剩余价值理论仍然是揭开一切表象最有利的工具。富有人群和贫困人群之间财富占有的比例差距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阶级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随着新技术造成的新经济高潮，其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现行制度的资本商业性质，还是要靠“资产阶级的法权”来维护运行的秩序性，但就是这个“秩序”，保证了阶级的差别，甚至进一步增大了差别。商业资本一直在努力打造一个“中产阶级”的梦幻社会，蛊惑公众为了“房子+汽车”的“中产阶级”标准努力奋斗和拼搏，但是美丽的愿景之后是什么呢？对于资本来说，实现“中产阶级化”的社会景观更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学式的市场计划，是他们又一个伟大阶段的财富之路。这期间，普通民众更准确的身份不是什么有产阶级的概念，而是消费者，是资本生产和销售的最终埋单人。他们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是资本滚动循环中最底层但却是支撑的结构部分。企业家（资本家）是这个运动中最上层的阶层，是物质社会最高端的权利者。没有阶级差别的“人民”是不存在的，人民永远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一个在强调独立国家时的一个受到上下文语境关系限定的词汇。胡乱使用人民概念的只有居心叵测的政客，中外概莫能外。辨别人民的成分，注意阶级的差别，才是追求社会公正的前提。在今天资本和权力猖獗的时代，注意人民的实质内容，尤其必要。

湖南长沙的摄影师欧阳星凯对这个现象进行了一年的观察。他在长沙著名的人民路立交桥下记录离开土地在长沙务工的农民工人。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每天在立交桥下面等待用工的机构和包工头，甚至直接的居民客户。他们和以前单纯地出卖劳动力不同，大都自己携带一些工具，如风镐、钻孔机、切割机等。显然，现在的务工者已经不是以前简单意义的体力劳动者，更不是马克思原来定义的产业工人阶级。他们是离散在大工业组织之外的“自由工人”，但他们靠出卖劳动获取生存资料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他们每天的出工价格都在250元~400元之间，根据劳动强度和使用工具的价值来定价。在没有客户的情况下，他们大都在那里打瞌睡、玩牌娱乐，或者聊天打磨时间。

在长时间的接触和摄影过程中，欧阳星凯渐渐融入这些人的生活，开始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日子。在与这些城市中的“寄居者”们的往来中，欧阳星凯发现他们许多人居住在附近一个独立的四层建筑里面。好奇的他，在工人们的邀请之下去做客。当他走进这座建筑时，欧阳星凯震惊了。在这座原本是某单位办公室的楼房内，居然除了一层被改造成商铺外租之外，其它三层总共165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被切割成平均4平方米的小房间180间。除去走道、公厕、楼梯等公共空间，可居住空间只有750平方米。大约有近400人居住在这750平方米的空间内，人均所占面积大约2平方米左右。楼层内的走道就是大家的公共厨房，摆满了炊具。整个建筑没有任何降温的公共设备，居住的人们都是挤在自己的空间内，在长沙夏季近40度的高温中靠一些小电风扇降温。对于一些单身的居住者来说，这样逼仄的空间尚可忍受，但是许多一家四口的家庭就显得过于紧张了。

欧阳星凯意识到，他撞上了一个隐秘在光鲜城市表面之下底层人群生活的重要的社会学文本。他可以通过对这个现象的观察和拍摄，来呈现一个生活金字塔底部的真实，并剖析这个社会构成的秘密。欧阳星凯同时还意识到，自己原来那种散漫的街拍式的摄影方式并不能真实严肃地进入这个个案，需要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个严密的规则性的规划。为了让镜头前的人物和事实具有证据性，他设计了调查问卷和增加流动影像的视频访谈。在他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得知在这个逼仄的房子空间内蜗居的人们，已经得到通知，他们必须在近期搬出，房东已经将房子租给了另一个包租人。变更包租人的原因既有城管对如此恶劣甚至危险的居住状态的整改要求，还有后续的包租人将会比前包租人出更高的租金。资本的力量可能是这个决定更为本质的原因。这一变局再次提醒欧阳星凯，他或许又碰到了一个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完整案例，当然也会是一个事关几百个人的社会故事。

事实和他预料的一样。在他开始工作不久，楼房内蜗居的居民就开始陆续地搬出了。在许多居民还没有搬出的情况下，重新装修的工人已经开始进场。资本此刻再次显示了它的效率和力量。欧阳星凯的拍摄、调查，于是成了和资本效率赛跑的比赛，他必须在这种有瞬间感的过程中尽可能多的采集完整的数据，以使这个文本具有意义。在欧阳星凯还没有彻底完成这个工作之时，人民路190号的这座不大的四层楼房，已经变成了一座光鲜亮丽的快捷酒店，并且迅速开张营业。一切都非常快，快得好像曾经在这座建筑里生活了好多年的几百号人就不曾存在过一样。

在不到一个月短暂的时间内，欧阳星凯采访了在这里蜗居的人们，也通过一定的手段拿到了这座建筑两次租赁的数据材料，比如第一次包租人的成本核算和第二次包租人的承租金额。他还在这些基本的数据上进行了粗略的分析，摸清了这座建筑与资本运行的规律关系。两次承租的变更，很好地证明了资本的趋利性和冷血。

六十余岁的欧阳星凯和他同年龄的一代人一样，都经历过困苦的童年和青年。在那个物质匮乏和精神政治化的年代，他也做过拉板车的体力劳动者。如前所说，那也是一个“人民”（无产阶级）的年代，除了一些少数的权贵之外，那时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处于经济阶级相对平等的生活状态。改革开放后，欧阳星凯家族开始随着改革进行经营，成功摆脱了贫困，并且成为先富起来的人。因此，欧阳星凯已久违了“阶级”的概念。对人民路190号的摄影调查，让他重新唤醒了阶级意识，让他看到在所谓的经济繁荣之后的真正社会现实。欧阳星凯在调查中还发现，这些新型的劳动者们随着社会劳动力资源的渐趋匮乏，其劳动价格也在一路攀升，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们收入增长的幅度也仍然跟不上资本拥有人的利润的增长幅度。贫富之间的差距还是在继续拉大。

欧阳星凯的工作，在视觉记录的基础上融入了社会学调查方式，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每位进入镜头的对象进行询问式的表格填写，以求影像与身份经历的对应。这样的工作方式，区隔了一般摄影报道的简单故事性，可以形成具有研究价值的文本资料。反过来，翔实的身份经历资料，也让对象的影像具有更为震撼的力量。但欧阳星凯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一份影像证据材料，他毕竟是一个摄影家，他需要将他所看到的和记录的转化成为一个能够传播开来，进而影响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的作品。为了形成影响，他在作品的展出方式中，利用视频纪录片和动漫艺术，以及现场装置等综合手段，来强调自己作品的意义。

显然，他是一位积极寻找摄影意义的摄影家。他的工作，也为因当前摄影普及造成的摄影全民化之后的职业摄影家们拓展了思路，即努力将摄影这一现代性的表达媒介脱离开唯美艺术的窠臼，积极发挥其便捷、直接和实证性强的社会话语特点，来发表他对社会问题的看法。

在新技术造成的社会产业结构与制度重组的今天，资本主义获得高度发展，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对社会运行的控制。马克思原来所认为的社会公正的解决方案，即原来工人阶级无产者自觉地对生存权利与平等权利的斗争意识已经弱化。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劳动群体在资本主义所营造的景观社会中，随着实际上的货币占有差距的拉大和资本对社会公权力的收买，越来越趋于弱势。他们越来越分散，越来越被资本创造的物质景观自我殖民。景观在掩饰和遮蔽各种本质性的社会矛盾，其中最重要的矛盾就是阶级的矛盾。揭露景观的虚伪性和重申社会矛盾的本质性是一个长期的必要任务。但是，弱势群体的自觉已经被景观的扰乱降低到可有可无的境地。于是，对于社会公正的追求和社会各阶层平等进步的推动工作，渐渐转变为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任务。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转变，也是一个新的社会历史宿命。上世纪中期欧洲出现的“情境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的实践，就是希望利用艺术的方式来对抗抵制景观对主体意识的戕害，重新让紊乱的表象回归对真实的确认。从这个角度看，欧阳星凯的作品《人民路》就有了在中国现实情境中的重要意义。

2012/8/28

王克应，男，1964 年生，湖南省南县人，16岁初中毕业后到珠海、深圳打工。1995年返乡开酒作坊，但农村造假太多，做人本分不掺假赚不到钱，2005年底负债关闭了酒作坊。2006年春节后来长沙做装修工，一直租住在人民中路790号4.6平米出租房，平均每月工作25天，累积250小时，月收入4000—5000元。 2011年5月，妻子来长沙到一家足浴馆工作，月收入1000元。夫妻俩月支出2200元。希望能找到住房面积15-20平方，月租金400元的房子。夫妻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和人身保险。他说：“在外打工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现在农村一般家庭只有一个儿子，他们要抚养自己的孩子，还要照顾双方父母，负担很重，自己每月要存些钱，将来老了回家种田有一点生活保障。”

（摘之一）

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wOTM4MjI0.html

视频截图

2012年9月，张承志一行从北京出发奔赴巴勒斯坦。9月12日到16日历时4天，10万美元全 部捐献于加沙难民营、舍西德•阿兹米•穆夫提难民营、伊尔比德难民营以及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了土地食物的拉思穆尼夫村95户、艾因扎奈村82户约旦农民， 全程共援助476个家庭。9月12日，张承志在捐助现场发表了《越过死海》的演讲。

之所以选择巴勒斯坦地区作为捐助对象，张承志在博文中表示：“我们心中的第一扶贫目标，是巴勒斯坦难民。因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世界纷争的核心，是病态地球的癌灶。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支持，是世界正义的底线。”

2012年6月，张承志在搜狐博客发布博文《改定收藏纪念版的书质品相》称：珍藏纪念版《心灵史》一书承诺限量只印750册，以每本1500元的价 格发行；每册都有唯一的编号，作者逐册以毛笔签名留墨；扉页明印允诺“收益全数捐出扶贫”；并承诺，在扶贫行动付诸实施之后，将向读者汇报行动全程。

附：张承志巴勒斯坦难民营演讲稿

越过死海

亲爱的巴勒斯坦同胞

我的亲人们：

我出生在1948年。

我不知道——就在我出生的那一年，绳索突然断了，世界歪着倒塌，巴勒斯坦失去了正义。就从那一年起，巴勒斯坦和平美好的家园，突然被占领、被屠杀、被殖民主义蹂躏。1948年——我不知道，自己和那些被驱逐出家园、被夺去了土地、在苦难的难民路上呱呱坠地的婴儿们同年。

但是从小我就记得：在中国，在每一个国庆节和每一个元旦，中国都要发出“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收复家园的正义斗争”的宣言。它从未改变，年年如此， 这个宣言，这个声音，伴随了我的少年时代。这个声音像母亲的乳汁，成了我的教育的一部分。我虽懵懂未开，但记住了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巴勒斯坦！你使整整一 代中国人感觉亲近，并且认定了你们是我们的亲戚。

今年我已64岁。恰如你们被剥夺了家园64年。

但是，哪怕占领已经64年，撒旦并不能认为撒旦的世道已经成立。64年的时光，使我渐渐懂得了——要与真理同在，要与忍耐者同在。

64可能是一个奥秘的数字。生命——哪怕它已不年轻，也许它就是应该在第64年的时刻，奔向苦难中的忍耐者，奔向正义的现场。

这是一件天授的使命，谁也不能阻止它。

亲人们，我不是一个富人，我只是一支笔。

这支笔顺从了前定，接受了一个中国的穆斯林共同体的委托，写了一本关于他们的故事。

当这本书最终完成的时刻，我和我的家人以及挚友的心中，产生了用这本书的收益，援助巴勒斯坦亲人的举意。

一旦听到了“巴勒斯坦”这个名字，一旦知道了我们要发动一次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援助，在中国的一隅，发生了动人而且热烈的反响。

不仅中国穆斯林，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把这一行动视为天赋的道德与义务。他们拿出辛勤劳动的收入，做为一种正义的表达，送到了我的手里。

北京有一个靠社会最低保障生活的贫苦老人。他不听我反复的劝阻，坚决拿出1500元人民币加入行动。他一手抱着书，一手握住天课，照了一张照片。对 我说：“这笔钱跟着你走！这些天，只要一想到巴勒斯坦难民，我就半夜里哭了起来！”他已经几次生命垂危，但我知道，不等到我把他的心意送到你们手里，这个 90岁的老人不会闭上眼睛。

还有一位穆斯林企业家，他出资帮助印书，却决不接受还款。他说：这些钱是我的天课，是我对安拉的承诺。

我的感动不能以言辞表达。我初次懂得了“天课”一语的含义。

做为一定要把这笔沉重的天课yed bi yed（手递手）、一直放到巴勒斯坦人手掌之中的承诺——这本书，成了一种纪念，也成了一种凭证。

人人都知道，撒旦在通往亲人土地的许多关口，都设置了死亡、战争、和其他障碍。在出发之前，我听见了天空中的一声呼唤：

——难道你没有看见——天空中那些自由的鸟儿，它们噗噗的振翅与敛翼吗？飞过去！越过那封锁的死海！

我清楚地听见，鸟群在整个天空四野，不停地发出震耳的呼唤： al-Ａdāl——正义！al-Salām——和平！

鸟儿排成一个词首的J字，如同一个疾飞的箭头，飞过沙漠，越过死海，向着巴勒斯坦，向着忍耐者的难民营。

亲爱的巴勒斯坦同胞，中国人的亲人们：

我的话已经讲完，我的任务也已经完成。此刻，请接受这一点点心意，并接受我们从中国送来的祝福。钱属于造物主，它只是经过我们的这只手，到了你们的那只手上。我们只希望：不要因为接受这一点小小的援助，而伤害了你们高贵的自尊心。

巴勒斯坦的命运，不，不会这么可耻地结束。

我们坚信真理——像坚信他的一切美名——不管再经过多少年，只要人还信仰正义，一切隔离的壁垒都将被拆除，一切殖民主义的战火都将熄灭，一切牺牲的灵魂都将在天堂的乐园里，得到无限的慈悯与安慰。

那时，我们将回到这里，回到你们身边。我们将回到贝鲁特和安曼、回到加沙和杰宁、回到黛儿亚辛，回到复活的巴勒斯坦。等那一天到来时，我们将高喊——和平属于你，巴勒斯坦！

我们将作证：巴勒斯坦——你作为区别过去与未来的标志，你作为人类尊严的里程碑，将获得永恒的生存。

2012年9月12-13日

于约旦杰拉什与伊尔比德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数次讲演

本文链接：http://www.guancha.cn/Books/2012_10_12_103193.shtml

http://v.163.com/zixun/V7M3CBCH5/V8CE5LJJC.html?v_www

http://v.163.com/zixun/V7M3CBCH5/V8CE5LJJC.html?v_www

这是一篇发在博联社我的博客上的文章，相关话题的起因大家可去方宁女士博客http://fangning.blshe.com/blog.php

不认识方宁女士，而且还闹过笑话。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方宁在我的博客后面跟帖留言，希望我去访问一下他（她）的博客。我因为认识一个在文艺研究杂志工作的朋友叫方宁，所以在没去访问之前就顺手写下”你也来博联社开博了，欢迎、高兴“之类的话。等回复完，我再点开方宁的博客，立刻傻了。先看博主照片，怎么大老爷们的方宁变成了无上装的女性？再往里看了看文字，发现许多事关于”性“的内容，于是就不看了。但心中充满了疑惑。第二天，给在艺术研究院的朋友打电话问；”方宁还有另外一面？”朋友也愕然，因为方宁是一个十分腼腆的学者啊？于是两人只能说，人都是非常复杂的。这个笑话和误会于我来说长达半年吧。后来，我的博客后台又现方宁的留言，希望交流。我再次去看，才发现此房宁非彼方宁，此方宁是女士。看了两篇博文，还是关于性和身体的摄影，而且看到有很强烈的争论，于是告别不再看，因为这些话题从艺术哲学研究上实际上过于老旧了。对于争论，大部分都属于大众话语范畴，而且很“政治性”，是我避之不及的，所以更是远远离开。
前天又看到方宁女士新的留言，希望让我看看博联访谈。于是去了，也顺手看了她的一些自拍摄影，为了回答方宁女士，在访谈后面跟帖如下：

利用摄影来突破身体的禁忌，在摄影术刚出现时就成为一种高潮。但它并不是在艺术，而是商业。所以这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一方面它是一种生意，与钱有关，当然交易的背后是男性的欲望；另一方面，它又却是突破了中世纪以来才出现的对女性身体的高度禁忌（说的是摄影出现的欧洲，不说其他文化地区），是人走向自由的一个可贵的阶段。
但是，身体的奥秘不是人天生俱来的，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对偶婚带来的，女性的身体是权力的映照物了。所以，身体的自由一直是受经济社会的性质制约的，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同阶级不同人对身体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而且身体的自由也必须和相应的社会状态相适应，并且为社会的“稳定”无奈做出牺牲。只是人是高级的社会性动物。所以动物性和社会性两个属性就一直是人纠结的两个方面，并以此产生斗争甚至战争。谁胜谁负，则要看斗争和战争时具体的语境需要了。出现争执时，最好考虑一下历史的条件。
作为身体的摄影，自己对自己，自己对社会，完全是根据不同条件产生的不同效果的“作品”，没有一个一致的、僵死的标准。将身体呈现给伴侣和朋友看，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因为象征着自由和自信，但是给不谙世事的少年看，却又非常不宜，因为对象的理解程度和视后的效果完全不同。但是如果孩子从小看到大，也可能会感觉完全正常，只是在一个一直禁忌的场域，忽然“自由”会让人不适。对于原来从禁忌制度中走出来的人们来说，不适是必然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和必须尊重的。
反之，今日之社会，发展太不平衡，前朝今朝，新老混杂，老的对于新的也必须给予尊重，因为那完全可能是未来。
如果我们能够最终消灭对偶婚，身体自然不会有禁忌。但是对偶婚能够消灭吗？它只是经济的产物吗？我看未必，从动物的繁衍规律看来，择优的动机恐怕永存，不平衡是永远存在的，那么对偶婚可能是动物的天性，规定他到什么程度，恐怕还要看这个种群的社会组织方式。
因此，身体的展示和排斥恐怕会是一个很长时间的战争，甚至是永远的战争。不要说到了西方可以自由的裸体和性爱，那是商业。走在马路上你随便找个人要求做爱，你试一试？在商业的场合则会非常正常，钱就是理由。场合不同。
方宁的摄影很纯真，有股自由之气。但也直白，不考虑语境。
以上是回答。

再补充几句：身体摄影在西方工业革命开始时，先被商业所利用。比如法国曾经是最早最大的色情照片生产国。之后进入20世纪，身体摄影是现代主义艺术中一个非常主题性的样式，但是这时的身体只是现代主义艺术家们探讨艺术形式的媒体材料，而渐渐隐去身体作为生命所应该呈现出来的欲望。后现代以来，身体的生理生命精神意义被高扬，性成为身体的真正代词，也就是说，艺术家感兴趣的是性而不是身体。但是身体和性在各个不同的文化场域还是会有不同，但是在好色的男性商业市场上则一切都会被看成性，因为这是男人们永恒的生理需要。商人们和拿了钱的艺术评论家以及不懂装懂的艺术爱好者们很爱把性的表现说得天花乱坠，一些精明的艺术家在经营自己之时也很会利用社会的这一需求，荒木经惟就有这个嫌疑。热捧荒木经惟的从来不是日本人，而是美国、台湾的出版业，因为荒木于他们来说是白花花的银子。荒木这个人聪明之极，知道把一件事情做到极限就是艺术，所以他总是做出惊人之态，奔着社会的禁忌开玩笑，他也会“返回”纯真，拿自己的妻子来讲一个哀婉真诚的故事。要想了解荒木经惟，需要把他的全部书好好研究，对他自己的自传体文章要逐字逐句的读，就能发现其中好多端倪。现在荒木成了小资们的一个炫目的话题，其实大家要小心，什么东西已成为到处都说的时髦话题时，问题也就来了，还是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的警惕吧。
身体摄影不简单，不简单的是身体是一个最廉价的可以换成钱的材料。好的身体摄影也非常少，像纽顿那样把身体拍成赞歌的实在太少了。

《她们来了》 赫尔穆特·牛顿Helmut New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