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昆的博客

去年11月份我曾经受邀做了一个讲座，后来一忙把这篇东西忘了。现将这个讲话的文字稿分两次贴出。

（根据鲍昆讲座内容整理）

   

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交流。这个讲座是对过去10年中国摄影的回顾，我原来是想讲两大问题，一个是纪实摄影，另一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观念摄影。但是《摄影世界》李更兴总编希望我还是展开来说，对这10年总体的现象进行评论。因为我算是所谓的批评家。过去这个身份叫评论家，绝大多数摄影界的朋友分不清理论家、评论家和批评家三个概念。这三个概念实际上是有些不同的。

 

    首先说理论家是干什么的？理论家是在书斋里面研究基本理论的，比如说图像学中的修辞问题，图像的各种转喻、隐喻问题，这是比较枯燥的理论。但是理论家是让人非常尊敬的人，因为他的理论成果会被人们不断地使用，尤其是批评家，他们经常要借用理论家的研究成果来进行批评分析。

    评论家是比较古老的词语，又评又论，是过去的说法。在汉语中，其中的”论”字有些吹捧唱赞歌的意思。批评家这个词汇显得有点新，侧重点在”批”字。批，有点客观公允的意思。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批评家”的称呼就多了起来了，评论家的说法渐渐减少，因为批评比评论显得要尖锐一些。这是一个汉语称谓的变化，其实在英语中评论家和批评家都是一个意思，也是一个称呼–critic。那么理想的批评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批评家必须拥有宽广的知识，有很好的理论基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在西方也被称之为知识分子。在中国，我们一直有”知识分子”的称谓，但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现在看来大部分是有问题的。在民国的时候，知识分子一般是指高小毕业，要是初中毕业，那就是大学问家了。因为那时候的教育普及程度很低。不像现在教育普及程度高，连博士想进大学当老师都很难，因为太多了。到上世纪后期，全世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越来越清楚，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概念，完全迥异于我们习惯的说法和认识。比如，你拥有多少学历，掌握多少知识，不能算是”知识分子”，只能算是”知道分子”或者”专业人士”。而”知识分子”，则必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社会有担当、有关怀，而且要随时勇敢地站出来，用自己的知识、思想为社会的和谐、进步勇敢建言。

批评家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运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他必须随时勇敢地站出来，代表公众表达自己的意见。北京晚报有一个大家熟悉的人叫苏文洋，他算是知识分子和批评家，每天都发表针砭时弊和反映民众意见的文章。新京报上的第二版、第三版，大量地对昨天发生的事进行评论的那些人，都属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和批评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有独立的人格。独立人格就是说，我就站在我自己的，实际上就是大众的立场说话，不能代表权力集团说话。因为我不吃任何人的饭，我敢说一些其他人不敢说的话，谁拿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基于这种自由、独立的状态，也保证了说话能够比较自由、独立。现在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权利的社会，权利的社会最怕的是膨胀的集团的权力。20世纪最大的进步是强调公众的个人权利，而往往在对我们公众进行迫害的是集体、集团的权力。批评家和知识分子的天生职责，就是对社会上各种过度强大的权力进行监督。

有一次北京市某部门请我做一个国际高峰论坛，我安排了很多优秀的国内外专家发言，但这期间主管部门的人脸色越来越不好。他跟我说，为什么要这些人发言？我说这些人是真正的专家。结果他说，我们花钱请你们来给机会让你们出名，是不是应该听政府的话？我一听就急了，说虽然你是一个领导，但我要教给你一些基本的常识。你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完全听政府的话，但是从学理的本质上讲，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反政府的。因为他的身份、责任，就是让他去监督权力的。其实这些专家当时只是讲了些摄影反映环境污染的问题，并没有谈什么政治问题，而且谈的是世界范围的污染，主管部门的人就觉得不舒服。

我今天就暂时以一个批评家的身份，以比较独立的声音对这十年来，中国摄影界发生的事情做一个我个人的观察和评价。

 

一、十年来的摄影热

最近十年，中国摄影界发生了很多根本性的变化。虽然改革开放30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实际上最近十年的变化才是本质性的。这十年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城市化了，在物质上富裕起来了。我们的照相机普及率甚至专业程度都是世界第一，中国成了昂贵摄影器材最大、最好的市场。不久前，日本相机公司才开始把最好的货先投放在中国，但原来不是这样。原来相机公司是把产品分成优秀的和略差的，从来给中国的货都是略差的，而最优质的则出口到美国和欧洲。但是现在他们有所改变，因为中国市场现在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上个月我去河南某地，那儿的一些朋友晚上请我吃饭，在座的有当地政府的一个采购官员。他说在最近一次采购中，给该市所有够级别的领导都买了佳能5DMarkII，一共二百多台。我们一个地级市都是这种买法，可看出中国对于日本相机商来说是多么优良的市场。

    十年中物质文明上的发展，反映到摄影界就是中国的摄影人的空前增长。最近一两年我常在各地走，发现摄影发烧友的群体十分庞大。现在明显感觉到越有钱的人越喜欢摄影。在座的听众是真喜欢摄影的，还有一些新华社的工作者。但最近我见到更多的是官员和生意人玩起了摄影，他们的器材、设备远远胜于我们这些30、40年来真正追求、爱好摄影的人。

    为什么人们追求这些？因为过去我们太穷了，穷得心都穷透了。刚有钱以后，我们立刻进入掠夺性的，确切地说是补偿性的消费，会把前半生羡慕而得不到的买回来满足自己。摄影热在世界其他地区都发生过，都经历了初期、高潮到低落的过程。比如说美国在19世纪末进入全面的工业化社会，财富快速地增长。1888年柯达公司推出了柯达一号相机，当时美国人都希望拥有柯达一号。周末去公园拍照时，手里都拿着柯达一号，那是中产阶级和成功人士的象征。美国的摄影热在几十年后就消散了，现在到美国去再也见不到满街的人拿着相机拍照。我认为中国的摄影热还会持续五到八年时间，过后就会恢复正常，再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希望用摄影找回自己曾经缺失的尊严和满足感。比如现在我家里的相机，我儿子就当作是件普通的玩具，玩完随便扔在地上，绝不会像我们这一代人，把相机当成是一个财富，是一个身份和尊严。这说明什么？说明摄影热是我们这一代的事，下一代未必。

我听一个记者朋友说过，两会的会间休息，代表们会立刻纷纷从口袋里拿出相机在台上互相拍照留念，好记住我曾经在这么高权力的位置上呆过。这在西方议会里是不可能出现的场景，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摄影热发烧到什么程度和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我们能够在这种热闹的现象中发现我们的社会文化状态，把它作为文化现象考察的时候，再回头看摄影，你会很容易理解摄影热的原因，以及在这个热之上我们各种各样的摄影观念。从80年代开始，摄影日益普及、升温，如果把摄影当作一种文化，我们就会发现它走了许多分支的道路。这些道路也引起了我们这30年，尤其是近十年内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激烈争论。

 

二、沙龙摄影

    从80年代开始，中国摄影的主流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沙龙唯美摄影，到90年代变成沙龙风光摄影，然后一直进入到21世纪初走火入魔的状态。本世纪初关于风光摄影的一场争论可能是由我引起的，2003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叫《雪月风花近百年》，对中国疯狂的摄影热提出了批评，导致了对风光摄影热一定的刹车作用。实际上，这篇文章的动机起源于80年代，是在陈复礼那种摄影风格强烈影响中国摄影界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些话了。那时我已经看到所有中国影展的评选标准都是在向沙龙风光摄影靠拢。1988年后我逐渐告别了摄影界，原因就是我觉得摄影是件非常没有文化的事情，所以就离开了大约15年。2001年大众摄影杂志因为缺作者请我写专栏文章填缝，写了半年后被中央电视台《瞬间世界》发现又请去做栏目执行主编，结果就这么逐渐回归摄影界了。

    这期间有一个出版人要出一套大型摄影丛书，第一本叫《中国传世风光摄影》，来找我写前言。我觉得风光摄影怎么能传世呢？传世的只有大江大河。我说我不喜欢风光摄影，如果要我写前言，我可是要批判风光摄影的。我以为他会因我这么一说算了，没想到他说没关系，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

于是我就开始写《雪月风花近百年》这篇文章，一般的序我只写一千多字，但是这篇我越写越兴奋，写到一万三千多字。我在文章里梳理了中国人为什么爱拍风光，从历史，文化性格，以及自古以来中国人如何看自然等这几个角度讲，又对沙龙摄影、风光摄影的基本美学意义做了剖析。我认为风光摄影实际上并不具备艺术的禀赋，只是一种娱乐。文章发表后，风光摄影界一些朋友们不干了，私下串联，要组织文章反击围剿我。他们太多虑了，认为我这篇文章会砸了他们的饭碗，所以他们当时非常紧张。但是最终围剿我的事情也没有发生，他们到今天也仍然活得很自在，仍然到处去讲课。

我这篇文章并不是反对人们拍风光，拍什么都是每个人权利，娱乐难道不是人的基本权利吗？我批评的是指向那些国家级的影赛和展览带有导向性的评选标准，不能以一般爱好者的角度、水平去评选摄影奖项。如果尊重摄影是艺术、文化的话，还是要有学术的标准，这才是我最终的潜台词。

    摄影这个媒介是有多重功能属性的，娱乐就是它最基本的属性，为什么要剥夺它？我们这几年把摄影推得很高，觉得它是一个很高尚的东西，其实摄影和纸、笔是一回事，就是一个我们的使用工具，一个媒介。我们可以写情书、唱词、祝酒词，也可以写高深的文章，写红头文件。所以拿摄影做娱乐，没问题。但是我不能容忍把普通的娱乐当作艺术标准。

    沙龙风光摄影从我那篇文章发表后开始衰落了。那之后，如果介绍某人是风光大师，他马上就会打断说，我不是风光大师，我是艺术家。这么多年慢慢积聚的关于沙龙风光摄影名下的问题矛盾，最终在今年春节的时候有一次较大的爆发，就是所谓金像奖的问题。为什么大家对金像奖的反应那么强烈？我觉得有很多原因，不是那么简单。个别主管评选的领导认为是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我觉得首先是人们希望摄影文化中的公平和正义问题，如果是假照片，那就是欺诈。最近我见过太多太多的假照片了，各地为什么这么多高官喜欢摄影？实际上有一群人是为他们创作的，帮他们得奖。现在相当一部分官员的获奖照片都是合作来的。人们的愤怒，实际上是对失衡的权力的抗议。

    再就是金像奖的学术标准问题，这么多年它是不变的，为什么不变？组织者没有学术意识，只把它当成一个例行的游戏。是把金像奖引领摄影文化向健康的、逐渐提升的道路去走，还是原地不动？这是组织者的问题。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实际上中国真正优秀的摄影师和艺术家，基本上95%从不参加国展和金像奖。甚至在真正成功的艺术家和摄影家中，如果谁的名片印上是金像奖获奖者，人们会说这人是不是有毛病？

    我做过2007年的金像奖评委，那一年著名摄影家安哥的参选是一个大新闻。安哥是当代中国摄影的大师级人物，我认为他是无可争议应得金像奖的，结果后来在我参加终评时没有他的作品，据说原因是初评没上来。当时我一听就急了，我说你们搞错没有？安哥来参加金像奖评选，那是对这个奖项最大的支持，我们居然没让人家过初评，那你金像奖是什么东西？难道都是那些花花草草的风光吗？最后开总结会的时候，我提意见说，必须要改变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金像奖肯定得死。

    今年金像奖出问题了，之后的展览比赛开始强调学术性，可他们所谓的学术性就是身份，就是所谓大学教授和专家名衔。可是现在我们的大学里充满了混事的教授和庸官，他们能因为有名号就代表了学术吗？我们摄影界有多少人拿着教授的身份在忽悠？有些人你到学校查他们的档案，根本就不是教授。有的人会说，我的职称相当于教授，我相当于硕士学历，什么叫相当于？我们病得太深了，在一个文明、有规则的社会中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社会现在就是这样的乌烟瘴气。

大家不要被这些评委的头衔唬住。你就看他有什么优秀的作品，偶然的一张什么也说明不了，要看是不是长期、不断地有优秀作品出现。比如说贺延光，我认为如果后人要评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摄影师，贺延光是可以享受”伟大”这个词的。那些忽悠人的头衔并不说明问题。

 

三、艺术教育

前些天，中央美术学院做了一个名为《十年曝光》教学成果展，把我请去了。在展览的讨论会上，他们不断自称是中国最高的艺术学府，是世界级的，做了多少多少事，有多少多少成果。我参加这个会本来是想听他们的教学总结，谈一谈经验和问题，结果发现所有人都在王婆卖瓜，把我们这些外请的人都当成听众了。终于让我说话了，我说诸位的发言，我没听到任何有关教学经验的问题。院长说学校教学质量非常好，因为学生们的作品在市场上的表现很好，也就是说卖的很好，这个观点我无法赞同。你们都说中央美术学院是最高学府，如果认为学院教学最大的成果是培养了一批在市场上卖钱不错的，就不对了。卖钱不错，但那是商业。商业跟艺术、学术虽然有一定关系，但它不是我们判断艺术的标准。

    所以我认为不能把孩子送到中国的学校学艺术。过去我在小学、中学虽然遇到过不好的老师，但是大多数老师是关心我们学生的，他们希望学生能够成长。现在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老师了。相当多的高校老师无非是这样，要么想当官，掌握采购权、招生权；要么就是把学生当打工的。一些艺术院校的老师让学生帮自己做作品，然后进入市场，出名挣钱。

    中国的老师早把学术忘了，他们在对付时间，对付课时。大量的院校都在教学生教做PS。我常对一些做教师的朋友讲，你用那么多的时间教学生PS干什么？这不是需要在学校里太多教的东西。确切地描述这些工具软件，它叫做消费性技术，是可以花钱买来的，而且它对你不具备原创性意义。这种消费性技术会变得越来越简单。高等院校教育应该教给学生的是思想，而不是技术。技术要讲，但不是重点。对于城里人来说，大学学费不算什么，但是对西部或者贫困地区来说，那是很大的负担。我今年5月份去宁夏，和一位老大爷聊天，他告诉我他们一家人最怕的是生病，因为没有钱。我说不是有医疗保险吗？他说有，但是剩下要补的那部分我们还是交不起。同样，教育支出对他们来说也不是轻松的事情。现在一个大学生四年的基本费用是二十万，我们总要对得起孩子和父母啊。

    去年外地的一个美术学院做基础部教学评估，让我对课程设置提意见。我说摄影教育，头一年要解决的不是技术问题。应该让学生在这一年打下文化底子，学习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这六门课，还要有一次艺术史的快速培训，然后再在毕业以前重新精读艺术史，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创作是自己的，什么是前人做过的，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学生出来都是人才。现在许多大学生做出来的东西花里胡哨，但就是无人喝彩，为什么？因为没内容，没思想，都是一些元素的堆砌。

所以别把PS看得很当回事，它只是我们可以轻松使用的工具。而它的轻松使用，造成了很多照片的真与假的问题，在新的技术可以轻松使用的情况下，我们已经乱了手脚。我们行业的规则，一些基本的道德和伦理，全都被一个可以轻松让我们获利的技术改变了。

 

四、对于”美”的误解

在过去十年中，沙龙风光摄影这一部分，基本上有了很大的转变。还有一个，跟沙龙风光摄影有一个相似的话题，就是美学。中国摄影报曾发表我的一篇文章《走出美的误区》。这是我在常州的一次就提问回答的讲话发言，报纸根据我的录音稿编辑成文，而且给起了这个题目。我是认为，我们从改革开放开始，甚至在这之前，我们习惯性地说美，看照片时说这个美法那个美法，什么自然美、风光美、人文美，这个美字谁都可以胡乱的使用、解释，但就是说不出怎么个美法。80年代我在大学教书，教的课就是美学，那同时也是我学习美学的过程。进入21世纪以后，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我又开始认真思考它，结果很有意思，从中又了解了其它的问题。

比如我们现在说的许多汉语词汇，并不是中国原有的语言。举一个例子，自由、民主这些常说的词，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哪来的呢？概念来自西方，具体词汇来自日本。日本的民族原来没有文字，到隋唐时期把中国的文字引进，用汉字注音他们的语言，类似于拼音。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又尽量找与他们语言意思相同的东西。比如说美字跟日本人的生存经验有关，这个美字就用在他那里了。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全面拥抱西方。他们不仅接受科学技术，还要学习西方的文化。为了把对西方语言中的学说概念进行准确定义，这时候就产生了翻译问题，要从日本的语言文字中找能够对应的概念文字，比如说中国的”美”字。那么”美”原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大家去过陕西的话，会发现陕西人的方言中有美字。比如说大家走远路累得饥肠辘辘，然后坐下很舒服地吃了碗面条，这时陕西人、河南人会说一句话，”美啊。”这时候的美是生理需要被满足时的感叹。但是生理和精神往往是统一的，觉得生理很舒服了，精神就愉悦了。”美”，是中国非常古老的语言词汇。”美”字也和性需求有关，见到漂亮的女人会赞叹，说美。由此出发，慢慢地一切和好与满足有关的都可以和美字联系起来。

日本引进的”美学”，西方原来的意思是”感觉学”，而不是所谓的美的学问。这门学问从西方传过来的时候是关于感觉的学问，但是其中有美和漂亮这些元素的话题在里面。于是日本人想来想去，就用”美”这个汉字来命名了，顺手就把西方的感觉学贴上了美学的标签，结果意思变了。我们现在很多语言都是这样转来转去的结果。人们所使用的概念和概念的原义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畸变。

原来西方的美学并不判断美还是不美，只是谈为什么你喜欢这件事，你不喜欢这件事，是怎么来的。但是到现在一些摄影人，还在云山雾罩地谈美，实际上在学术界，已经不谈了。你要是跟人家谈美不美，是很可笑的。

我们不应该用简单的美的判断来进入摄影作品的分析和判断，因为摄影作品有太多复杂的元素在里面。任何一张照片，拍摄者的文化趣味，还有所拍的事的文化内涵，对它的解读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对于作品的解读，在于谁说得最完整，最有意思，谁能把这个意思挖掘得最深奥。

摄影是19世纪发明的一项技术，如果回到它的文化和艺术属性上来，摄影已远远超越了传统艺术，超越了我们经常盲目崇拜的国油版雕（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摄影才是真正符合这个时代的、最能表现文化特征的一个优越的媒介，大家一定要有自信心。全球最顶尖的文化学者都对摄影都十分感兴趣，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现代性的媒介，每张照片所带来的历史、文化信息太复杂了。所以，对于一张照片的解读，如果仅仅停留在美与不美，那是一件太可笑和弱智的事。

 

五、纪实摄影的真实含义

这十年来摄影观念上发生了改变，一个是对风光摄影的刹车。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很多摄影人放弃风光摄影以后，都在拍所谓的纪实摄影，但其实都是在拍民俗。我们这些年对纪实摄影的认识是有很大的误区的。不拍自然了，转头去拍人或者拍事儿，就是纪实摄影？其实中国摄影界对纪实摄影概念的梳理早就完成了，纪实摄影这个概念也早就非常清楚了，但是今年中国摄影报又掀起了一场关于纪实摄影的大讨论，结果有点乱了。媒体就是这样，喜欢不断的抛出话题让人争论，以便吸引眼球。但这样一来，就把本来明白的事儿又搞乱了。我们本来把摄影从唯美向社会纪实拉，让大家的摄影更接近现实。可是现在有人反而把完全是社会学性质的纪实摄影又向美学拉，去谈纪实摄影的艺术问题，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话题。

下面我快速地给大家回顾一下纪实摄影是怎么回事。我们谈任何词汇的时候，都有一个对这个词追根溯源的问题，以便深入地切近它本来的意义。纪实摄影这个词在西方是30年代以后明确出现的，传入中国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1981年纪实摄影这个词出现在《国际摄影》杂志上。这个词来自于英语Documentary  Photography。当时翻译的时候，翻译者发现这个英文词也同时用在纪录片电影上，国内已经有对应的翻译了，就叫纪录电影，或者纪录摄影。琢磨半天叫纪录不合适，电影和我们的摄影还是有区别，为了区别就叫纪实吧，把意思适当扩展了一下，兼顾到了它的社会历史内涵和人文意义。这样”纪实摄影”的说法就出来了。

关于Documentary  Photography这个英文词汇，在西方有很多确切的解释：”它往往表现一个感受深刻的瞬间在视觉上的再现。如同清清楚楚的回忆起来的亲身经历一样，有着丰富的心理上和感情上的意义，它们是从视觉上对世界进行评论。”

参与翻译的林少忠老先生曾告诉我，他认为早期Documentary  photography翻译是有缺陷的。美国后来已经在Documentary  photography的前面又加了Social，叫Social Documentary  photography，中文翻译应该是 “社会纪实摄影”，这样才符合真正的原意。所以语言之间的变化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误会。后来林少忠在1991年翻译《ICP摄影百科全书》时，为了弥补初译时的遗憾，将书中《纪实和社会纪实摄影》一文先期发表在1991年1月1号的《中国摄影》杂志上，以强调纪实摄影的精神实质和外在特征，照片的内容特征和拍摄者的社会关系。文中提到”社会纪实摄影是一种旨在记录（甚至倾向于影响）社会条件的摄影”。”甚至倾向于影响”–什么意思？就是说纪实摄影是有强烈的参与精神的，它是跟社会是有互动的，而不是简单地评论一件事好或不好。具备了这些特征才能叫纪实摄影。我再强调这句”甚至倾向于影响”，再具体解释一下，如果借用一个大家熟悉的词汇，这种摄影叫改良主义摄影。

改良主义就是一个中性的学术词汇，是描述性的词汇，大家不要立刻认为改良主义是错误的，应该放下历史意识的包袱。我们很长时间认为改良主义是一个负面的词汇，因为毛泽东认为不革命的是改良主义。但是改良主义实际上一直是我们人类文明进化中的一种理论、一种思想。改良主义的核心问题就是不进行暴力的革命，因为暴力革命的社会代价太大。它认为社会的进步不能进行突变式的暴力革命，文明的推进应该是渐进的、改良的。

2003年，在《中国人本》展览的画册中，我写了一段话，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对纪实摄影进行阐释。我所写的是 “纪实摄影的发轫、勃兴后面，一直有着人类社会‘左派’的政治背景。纪实摄影在当代人类信息传媒上担当的角色，主要是揭露社会黑暗、战争暴力和各种非正义的人类现象以及人和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的关系等问题的一面镜子。它是一种声音、是一种批判力量，是平衡人类生活的机制中不能缺少的一种手段。是现代人类使自己的历史记忆保证最接近真实的重要手段。”

什么叫”左派”？左派这词怎么来的？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政治势力之间协商时，形成了两拨人。在一次会议上，主持人的左边坐的都是革命党人，他们代表法国的底层人民，小资产阶级，也就是希望改革的人；右边坐的人代表法国的权贵阶层，左右派的称谓就是这么来的。左派实际上是指站在大众立场，为公平正义说话的人。

为什么说纪实摄影有强烈的左派的政治背景？因为美国刘易斯·海因等最早的几位纪实摄影家，都是拿着相机到社会上进行调查，再把信息传播出去，呼吁正义，同时用照片对邪恶的东西进行批判和鞭笞。所以纪实摄影有着强烈的左派色彩。它必须去批判，是人类使自己的历史记忆保证最接近真实的重要手段。它用自己的力量去平衡历史进程中那条经常倾斜的杠杆。

许多人对于纪实摄影有误会，认为拍了人，拍了社会、民俗就叫纪实摄影。我一再地讲，纪实摄影是有强烈立场的，如果在照片中看不到这种东西，我不能同意这是严格的纪实摄影，只能说你拍到很多纪实性的照片。现在还有人说一个时髦的口号，拍摄即将消逝的历史。但是当大家都到旅游点拍摄这个东西的时候，那就是新形势下的沙龙风光摄影。全国影展这些年铺天盖地的都是年三十的社火、扭秧歌、舞龙灯等照片–这是娱乐，不能叫纪实摄影。所以，我们应该厘清民俗摄影、一般纪念摄影、旅游摄影和纪实摄影的本质区别。

如果大家都不注意的事物你拍下来，绝对是纪实。如果大家都注意了，你又去注意，就是娱乐。新京报最近有一篇报道，说北京一个老先生喜欢录音，从最早用盒式录音带到现在的录音笔，走哪录哪，到现在录了20多年了。我们这些人是追求视觉记录，人家追求的是声音记录，这个太高级了。想想我们80年代一起吃饭的时候，聊的话题是什么？肯定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我们那时候聊涨工资没有，但是今天聊谁买房子，谁买汽车，什么款式的汽车。录音的历史真实性，某种意义上超过了视觉，但这种历史态度，与纪实摄影有一定的类似。

80年代我们只是把摄影当作艺术，整个80、90年代我们都让艺术这个词给毁了，所以今天才成就了李晓斌。当年李晓斌作品在第三回四月影会展览展出的时候，我是仅有的两三个支持者之一。我当时说中国未来真正的摄影大师是李晓斌，这话被别人嗤之以鼻，但现在验证了。我自己虽然当时意识很超前，但自己举起相机的时候也还是唯美的。我们那时候跑到农村看冬天冻的小河，拿着相机去拍那些冰花，结果把真正应该拍的都忘了。后来我为什么批判唯美的摄影？因为对我来说这是血的教训，我浪费了青春，那么美好的时代我没有抓住，全去艺术去了。而李晓斌把那段抓住了。回到1978、1983这段时间，你想看中国的历史就是李晓斌的照片了。李晓斌之后接着是安哥，他在广东把邓小平时代记录了。其他人应该也有，但是凤毛麟角。

所以纪实摄影起码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大家这些年总是被各种时髦的说法忽悠，一会儿坝上风光，一会儿社会纪实，老是被概念和题材左右。相机一举起来，首先是黄金分割、构图这些外在的东西，其实应该把这些东西扔掉。

还有一例，比如说北京交管局的刘英毅，1978年就开始拍北京的交通。去年出画册找我写序，我看了以后就说真好。他当时拍的其实就是工作照片，比如哪开了一条路，哪儿开始使用雷达测速了，他拍下来作为交通建设的成果进行宣传。但是到了今天，这些工作照片就是当代中国交通的历史。刘英毅的工作其实很简单，是历史让他成为交通发展的见证者。

再举一个例子，今年年初，我看到故宫的一批老照片。比如说这张图（看投影），看上去是随随便便拍的。但是你再仔细看，它给我们带来了颠覆性的东西。首先我们突然发现故宫如此之破败，现在人们印象中的故宫是金碧辉煌的；然后，你觉得很奇怪，皇家园林怎么一点尊严都没有，维修的材料就那么随便的往墙上搭。但这张照片传达了非常强烈和真实的历史信息，它告诉我们清末民初的时候，皇家园林故宫破败到什么程度。

另外一张照片拍得很漂亮（看投影），也是在那堆故宫老照片里的。但是它除了告诉你摄影师知道前景、远景的这些技巧概念，再不能告诉你别的信息。时代丰富的历史信息都被摄影师唯美的小要求给屏蔽掉、过滤掉了，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前面那张照片在当时看来可能不是很好的，但是今天看却是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