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昆的博客

从羌地的影像出发

鲍昆

西方从十六和十七世纪开始资本主义以后，航海的现代化时代开始。西方以前对于遥远东方的想象再不会因为千山险阻而扑朔迷离，以航海为先导的各种探险开始了全面的对东方地理人文大发现。显然利益的诱惑是这一最早全球化运动的根本原因，新兴的资本主义急于拓展新的市场。1792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以给大清乾隆皇帝祝寿为名的访华之旅的真实目的，就是”取得以往各国未能用计谋或武力获取的商务利益与外交权利”。在马嘎尔尼之后，西方与中国各种方式的来往逐渐增多。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 . Morrison，1782-1834年）来华，基督教开始进入中国。其后，传教士成了西方在中国最为常态的”代表”和”观察员”。他们在传教布道的同时，记录中国的政治制度、地理文化状况，并将其发回西方社会在公众中传播，其中当然也有为西方的政府和资本觊觎中国起到提供情报信息的作用。这些传教士在观察和勘察中国时，具有探险家的色彩，系统而且细腻。他们用当时最为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手段记录他们所看到的一切，比如十九世纪后期的探险者们普遍使用摄影术，为他们的行脚所见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这些照片是这些最早打量中国的西方探险家眼光的直接证据，也代表了所谓先进的西方文明对传统东方的感觉、看法和判断。

当我们在今天撇开当时那些探险者、传教士们的政治文化身份，也就是说先不谈他们与我们之间的”看”与”被看”的复杂关系，以及其后产生的各种结果，只把他们当时所拍摄的那些照片当作一个人类的整体文化记忆来看的话，那些照片无疑是非常珍贵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正是中国”被全球化”而现代性历史开启的重要时刻，西方现代文明开始逐渐渗透中国，中国几千年不变的传统生活方式开始出现变化。这些传教士探险家所拍摄的中国照片，无疑为我们的历史留下了由传统进入现代的变化之前的文献性的记录。

焦虎三先生长期从事西部人文地理的摄影与编辑出版工作，这次由他编的这本《最早的羌地影像》一书，汇集了不同时期中外摄影师对于川西羌族地区的摄影记录。它既是对川西地域历史和羌族文化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整理，也是我们今天回溯我们自己近现代历史的重要证据，同时还是对全球化伊时之时西方人对中国早期观看眼光的梳理。

我们在焦虎三先生的工作中，可以看到最早的美国传教士W·R·诺恩在1877年左右拍摄的川西理县杂谷脑地区的羌族碉楼影像，也能看到其后众多西方探险者拍摄的系列川西地区影像。这些影像在时间跨度上涵盖清末和民国两个时代，而这个时期正好是中国现代化启程的关键时候。

在焦虎三先生约请我写这个序言之时，恰好正是我在阅读本书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所写的游记之时。这个人物就是最早系统性地观察和拍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川西地区的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夫人（Isabella Bird）。她是一个自由写作的独立撰稿人，为西方的各种传媒采写异域世界的见闻。1898年，她只身沿着长江溯源前往边远的川西地区采访，其游历终结地正是本书所关注的羌族地区。不过，伯德夫人在她的记述中，似乎并无”羌族”这一概念，她将所见的羌族人称之为”蛮子”，将羌族最具特色的建筑碉楼称为”蛮子塔楼”。这说明那时西方人对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研究还处于比较混沌的初始状态。她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蛮子”的生活环境和文化风俗，其溢美之词充斥在她的记忆之中。她发现”蛮子”的体貌特征有异于汉族，并不自觉地将其想象为和白色人种有关系。她的这一揣测显然影响了之后的苏格兰传教士托马斯·托兰斯（Thomas T Torrance）。后者在其后的对羌族地区研究著述中宣称羌族人与古犹太人有因缘关系，不过这一大胆的臆测因为缺乏更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而遭到了绝大部分学者的否定。伯德夫人在自己详细的记述中，不断提到她的”摄影工作”，比如她几乎每天的拍照和冲洗工作，说明摄影这一手段是她游历中非常重要的记录工作。也正是她的摄影照片，为我们今天认识一百年前的川西留下了无比珍贵的视觉记忆。不过，她或许是因为技术与现场条件的原因，所拍摄的照片多是场面式的景观，缺少对于当时川西的民生风俗更为细致入微的表现。由此让我们注意到本书中辑存的其他几位人物的摄影影像。他们是–美国地质学家路德·那爱得（Luther Knight）、美国浸礼会传教士谢维思（R R Service）、英国植物学家额内斯特·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戴维·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他们都是在二十世纪初期和中叶前在川西活跃的西方人物。他们拍摄的影像，可以明显地看出技术的进步和越来越深入的细致观察。他们的影像几乎可以说是一部川西社会民俗生活的影像史。

在他们之间，尤其要提出的是西德尼·戴维·甘博充满人文气息的影像。在甘博拍摄照片中，我们几乎可以全方位地看到那个时期的川西社会的各个细节，包括在交通、运输、耕作之中的人们，以及这些人物的服饰、表情和他们手中、肩上的工具器物。甘博社会学家的学术背景，让他的观察更为注意人与环境的复杂文化关系。比如在伯德夫人文字记述中反复提到却并未用影像记录的川西丧俗中的一个细节–运尸的棺材上要缚一只公鸡，甘博都拍摄到了，而且非常生动。他拍摄的童养媳背负死去丈夫灵牌的照片，从一个细腻的角度揭示了当时中国性别歧视的文化。甘博的记录影像数量庞大，从而为我们这个被他观看的社会历史记录做出了我们没能做到的事情。

从摄影术发明以后，历史的记述进入影像化，人类开始通过影像真切地感受和研究历史，这是人类文明伟大的进步。但是由于中国在摄影术掌握上的相对滞后，致使中国在以影像记录自己历史方面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进一个世纪。这一期间的中国历史影像，非常宿命地都是由西方人完成的。我们的近现代历史著述颇多，但以影像治史的工作还非常孱弱。许多珍贵的依然沉睡在西方博物馆、图书馆以及私人藏家手中关于中国的历史影像还有待于挖掘。当这些沉睡的史料重新面世之时，不但会让我们的历史形象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们许多历史研究中的盲区和误区。今天，我们在梳理自己的历史之时，将以往西方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所拍摄的影像进行全面的整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焦虎三先生这次以川西羌族地区的文化历史影像整理作为出发点，来完成一个区域历史影像的历史研究，无疑为我们展开全面的近现代中国历史影像研究做了一个难能可贵的探索。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士积极进行这样的工作，那么我们盼望已久的影像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整理工作就会有一个可观的进步。

2010.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