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昆的博客

高继生在陈列部 

中国的照相机收藏

高继生（杭州高氏相机收藏馆）整理/蓝伟荣

（一）艰难的起步

中国的相机收藏起步较迟，从清晚期到民初到民国，内战外患战争不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饥寒交迫之中，照相机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奢侈品，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玩物，当年名噪一时的权贵”和珅”在荷兰一次进贡单上有记载的仅仅是千里眼一支，解放前能拥有一、二台相机已经相当富有，根本无人从事照相机收藏。

新中国成立后，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国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只有不足10个人在业余时间省下有限的资金玩玩老相机，当时职工、干部月收入仅仅是几十元到上百元，加上整风反右等运动不断，照相馆又是特种行业，需经公安局批准，所以很少有人说在搞相机收藏，1965年我曾在北京东单百货商场调剂部买进一套日本风琴式旧相机，价格45元，发票至今保存；1959年9月15日我第一次参加工作第一次发小学代课老师工资是30.5元，买了台蔡司耶那相机花去30元，结果我和母亲喝了两个月的稀饭。1966年我到杭钢月工资也只有36.5元，当时还是小伙子，没有家庭负担, 应该说，我国第一代相机收藏人是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艰难地起步了。

80年代末，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国及港台相机收藏人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深入，到京、津、沪、杭、宁、川……淘老相机, 京、沪等地摄影爱好者领悟了这其中的奥妙，也开始了相机收藏活动，今天，有些人成了有名的相机收藏家, 如北京赵俊毅、上海赵振新、盛行等人；到90年代初,全国大城市开始有了相机收藏人；老外来中国淘老相机也达到最高潮， 为了能留住这些珍贵老相机，杭州高氏父子和钱江晚报记者赵刚（当时他还在杭大读书）匆匆忙忙在1993年5月18日筹办了杭州高氏相机收藏馆，并对外宣播：国内第一家照相机收藏馆”博物馆”诞生了。1994年3月北京东方收藏家协会相机专业会成立；1995年11月11日上海华侨摄影协会相机收藏研究会成立，至此，中国相机收藏界有了民间的照相机博物馆和民间的相机收藏人组织。以沈铭、赵俊毅、高峻岭等人为代表的相机收藏文化开始启动，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报、照相机杂志连篇续版刊登了他们的有关古董相机、经典名机的介绍文章, 及古董相机总藏量、鉴定评估……到90年代中后期，相机收藏进入高潮，全国各大、中城市有了照相机收藏人，京、沪举办了多次老相机拍卖会，但由于多种原因的制约, 国外市场价格又不公开，老相机价格十年徘徊，升幅不大，精品古董相机继续在流出国门。

1842年浙江宁隆号镜箱式相机（杭州高氏相机收藏馆）

1850年罗斯相机（杭州高氏相机收藏馆）

（二）21世纪中国的相机收藏

改革开放带来的丰硕成果，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盛世藏宝，人们把目光开始关注古董相机，电视、广播、报刊、电子网站……媒体发出了一个个报道和信息：

2007年一台古老的木质湿板相机在奥地利拍卖成交605万元；

一台1923年德国莱卡相机拍卖成交49.2万美元；

2008年一台中国珠江120双反相机在东北拍卖成交10万元人民币……

1900年日本手摇电影机图（杭州高氏相机收藏馆）

德国二战时空军用航拍镜头白铜2500克“leitz” （欧美国家博物馆精品）

根据杭州高氏相机收藏馆鉴定部和陈列部及www.gsxj.com网站15年的来访来信来电, 综合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报、照相机杂志社、中国文物网等相关信息，全国各个省份大中小城市和港澳台有了相机收藏人，总人数已由一万多人发展到近二万人，人员组成有报刊影视广告从业人员、国有企业高管层、大专院校老师教授、海归人员、医院管理层、公务员、照相机行业人，大、中私营企业主，年龄上也趋向年轻化、知识化。中青年女性有两成多，这一态势是趋向成熟的相机收藏一个好预兆，一改中国相机收藏界一个通病–绝大多数相机收藏人是以经营买卖为主，买来买去，精品给老外最后淘去了。目前，120年以前的古董相机在国内已经似乎绝迹, 如英国Ross, 滑箱式相机，镜箱式湿板相机，当然世界存量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这三十多年来老外淘去的不能是少数，否则，美国和日本怎么能出版出《中国照相机》一书？书中有些中国产照相机连我这个玩老相机46年, 宁、苏、杭开过十家照相馆和照相器材店的相机老顽童, 鉴定过中外老相机31000台次的人也是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听说，以此类推，流出国门的古董相机数量相当可观，并且还在通过各种渠道流出去。

1959年仅产三台的西湖样机（杭州高氏相机收藏馆）

莱卡十件套图（杭州高氏相机收藏馆）

目前全国各地的照材市场，收藏品市场，旧货市场有经营古董相机二手相机店家，经营水平参差不齐，有很懂行的行家里手，也有略知一二的冒充高手, 表现在报价时上天入地不着边际，09年三月某地收藏品市场一位藏家来信来电想转让一台木质老相机，60万元他不肯卖, 要我这个名家开个价，价格好就卖给我，看了照片就一目了然，假货，我在回电时告诉他这是仿制，他却和我争论不休，甚至发咒，绝对真品, 他不知道古董相机与收藏品市场的假古董青铜器、刀剪、钱币、瓷器、字画、邮票……有本质不同，一台相机有300多个零部件，材质完全不同，又牵涉到光学、材料学、机械学、金加工等等多学科技术和知识，制假难度相当大、仿制成本极高, 甚至得不偿失。而有时极其珍贵的真品古董相机却扔在角落里，但你问他买时他又漫天喊价了，2008年五月我去浙江某地旧红木家具集散地的一个小镇上,一家店铺，红木、花梨家俱不少，红木小件也有，在一堆红木散料里发现一只30厘米长方形牛皮箱，掂掂有10斤重，正前方有一圆孔，有一铜镜圈，后侧又有滑槽，我怀疑是台不全的老相机，因为我看得很仔细,引起了店主注意, 问价格时他不肯报价，要我自己报，边说边叫一个老吴来，这一叫叫出了问题，这个老吴我不认识，他却叫出杭州高先生，最后报价一万元，几经周折，这个老吴打了圆场6000元成交，我清楚这已超过老红木小箱子最高价的5倍了，我拿回杭州仔细检查，果然是台老相机，实际上店主虽卖了个高价，但仍不知道这小皮箱有何用处，这些似懂非懂的”行家”在市场上为数不少；偶尔去市场看到品牌、成色、镜片还不错的常见收藏相机在地摊上卖，唯一保护设备是一张摊在地上的旧报纸，它的窘迫可见一斑。风风雨雨，好相机不久以后成了残次品。

淘宝网上有多台120海鸥双反相机，报价有200-500元，有1000-2000元，甚至有5000元的，究其原因：

1、古董相机收藏没有专业报刊，其它报刊报道随撰稿人喜好，对老相机价值的认知度深浅，结论是相差悬殊，2006年10月高氏相机收藏馆鉴定部将拆迁, 国内外50多家媒体在呼吁, 在想方设法, 但也有很”内行”的人说这是一堆垃圾不值得收藏，甚至有个别人通过媒体，请来名校教授论证，告诉大家古董相机是淘汰品，不要去关注，照相机博物馆没有必要办下去……时隔一月，国内外媒体报道：一台19世纪古老木质相机拍卖了605万元，拍出几百万元还不至这一台，而是多台。不知者不罪也，也不能怪这些人的无知。

2、相机收藏人不但要关注老相机的经济价值，还要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这一点杭州高氏相机收藏馆在省、市、区宣传部、文物局的指导下又先行一步了, 仅举几例说明。

A、1850年英国罗斯相机是英国侵华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之后随军事、政治、文化侵略而到中国，当时英国是维多利亚女皇时期，号称日不落帝国，殖民地超过本土面积百倍遍播全球，这台Ross相机镜头用料是全铜再镀金，镜头座红木雕刻……但它是英国侵华时的物证，有极高的经济、历史文化价值，英国罗斯公司是19世纪世界著名相机制造厂商。[丽水展出]

B、黄埔军校六期学员, 原国民党高级军官黄沛文所珍藏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当时赠送黄埔学员的相机-柯达six-20, 这里就蕴藏着丰富的背景资料。

C、红木针孔相机来源是1985年，北宋财相、《梦溪笔谈》作者沈括墓址在余杭安溪乡下溪湾村发现时，11岁的高峻岭应约去拍新闻照片，守墓人请小高拍张自己的照片，12张照片送去守墓人时他回赠这只破红木小箱，根据沈括《梦溪笔谈》一书述及的窗隙成倒像的原理，我们略为修正就成了这台红木针孔相机，小高当时拿相机给著名国画大师陆俨少老先生看，大师认为以沈括著作为原理，又是守墓人赠送再加工的针孔相机来纪念照相机发明前的老祖宗沈括有意境，欣然提笔”沈括墓址”。

综上所述三例，这三款古董相机不仅仅是收藏价值高，而且历史文化价值更高，它不仅仅是一台古董相机，它是一个时代、一个事件的物证和罪证，它是个载体，通过这实打实的载体，我们能挖掘出其背后的人文典故，对研究近代史，文化史，摄影史，相机制造发展史, 机械学、光学、材料学……是极为珍贵的史料实物。一旦流出国门，我们连看也看不到，如何去研究和考证？

3、有一种倾向值得关注，大片幅的老相机有人喜欢收藏，1996年前后，北方一位新藏家在国外和国内北京、天津、上海买进大量大片幅相机和名机如林哈夫、哈苏、碧浪尼卡、玛米娅、尼康、佳能等机械名机，进入21世纪这些相机非但升值少，有些还掉价五、六成，这是因为这些相机往往是七、八十年代以后生产，时间太短产量又高，作为投资收藏，物以稀为贵这是常理，不能轻易听信内行高参的点子，有些纯粹是别人高价倾销而已，前车之鉴我们应该警惕，有好多人从国外买回这些二手相机和刚出炉的全新风琴式相机在国内销售，所以，大片幅相机要以总产量高低,年代远近来区分应否收藏。

（三）古董相机的价值评估和市场前景

古董相机收藏只能说已经起步，但还没有发展，社会认知度还不高，包括一部分摄影人，自己对手中的武器和工具认识不足，对老祖宗留下的财富只看到照片不关注实物照相器材，丽水摄影博物馆这点做得好，在关注摄影作品的同时也关注相机收藏。以书画家的字画为例，一幅精品字画，几十万几百万元有之，而书画家的工具号称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价格也不菲，古旧的更贵。

古董相机收藏是中长线投资和保护近现代文物两个板块价值，后者以后会赶超收藏相机的经济价值，因为相机收藏与收藏品市场的其它藏品有本质区别。

1、藏量少。有些相机是总产量仅仅是一万台，甚至一千台，一百台，十台，仅此一台；这还是当时全世界的总藏量，经过几十年，一百多年，经过无数次战乱，人为损坏，照相机是拍摄的一种工具，它时时在使用，机械件也要磨损，至今能保存完好的只能越来越少，不可能增加一台，不可能从地下水下挖掘出古董相机，在林林总总的收藏品中它的总藏量少，而且是特别少。

2、赝品少。照相机用材广，金银铜铁锡和合金类，木材，饰皮，镜片玻璃，胶木等等，机械加工用上车、铣、铯、钻、镗、钳……知识上又用上光学、机械学、物理、数学、化学等多学科知识；零部件多，一台相机大大小小部件高达200-600只不同材质的零部件，仿制一台相机的成本高昂，难度大，时间周期长，可以这样说，哪位行家高手如能仿制出一台普通相机，那么，任何古董和收藏品他全部能仿制了；赝品少的另一特点是有钢印品牌和出厂编号，有相关资料佐证，所以它是博物馆和收藏品中赝品最少的藏品。

3、国内外相机收藏人增加。国外在20世纪初就有相机收藏人，21世纪中国相机收藏人正急起直追这一领域，人数已从80年代初近10人发展到约20000人，还有不少单位和企业在关注，在参与相机收藏。如丽水摄影博物馆，平遥摄影博物馆等等。

4、收藏相机经济价值绝对上升。古董相机、收藏相机、国产机械相机在价格上还没有与国际接轨, 国外高国内低, 相差30%-100%以上, 甚至几倍。根据上世纪80.90年代世界古董相机行情特点, 它是逐渐上行, 精品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一台, 上升到几十万、几百万一台, 它是慢慢的向上行走三十年, 不存在大起大落的案例, 也就是稳健的慢慢的上行, 从投资人的眼光分析，中长线投资为宜，短线操作不适宜，所以它的泡沫成分极少，光有资金还不够，必须懂得老相机的来龙去脉，检测标准，价格行情才不至于交学费。以上海58二型相机为例，江、浙、沪一带,金融出现危机时也不曾影响到老相机的价格, 证明它的价格是坚挺的，量和质上与需求是成正比的，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关于什么样的古董相机最值得收藏？其价值，一般分有形资产价值和无形资产价值，有形资产是古董相机本身的收藏价值，无型资产是品牌因素。历史文化内涵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在选择和评估时，考虑因素如下：

1、品牌：是否世界名机，名机价高，如莱卡、罗莱、蔡司、福仑达、东风、红旗、上海、海鸥……

2、年代：年代久远的古董相机当然比近年生产的相机珍贵，比如19世纪的老相机当然比20世纪的相机珍贵，当时由于机械工业、光学技术等方面还比较落后，有些是半机械半手工生产，产量很少，再经100多年历史，能保存至今就少之又少，当然弥足珍贵了。

3、产量：一般分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位, 越珍稀越好, 价越高。

4、工艺：用材讲究，做工精细，如全铜镀金、饰皮华贵，如莱卡M3.M5相机里有一款是镀金, 外饰鳄鱼皮, 出厂时就是高档奢侈品相机。如1850年英国Ross相机，单是镜头全部铜材几十公斤再切割后金加工”车床车”, 每个圈、环、筒加工后再镀金, 这样的工艺制造在十九世纪也是奢华至极的做品，再加红木雕刻底座，它的产量是少之又少，当时就是稀世珍品。

5、款式：稀奇古怪的相机数量肯定少，价格不菲，加上人们还有个猎奇的爱好，相机收藏人特喜欢，如美国杰克?内勒收藏的怀表形、纽扣式、手杖式、手枪式相机……它们的收藏价值极高。

6、品相与功能：一般来说品相重于功能，如国产样机西湖、飞舟、上海、春雷、北仑、 广州、东风、红旗、上海58及发条式长城等等, 国外的柯达、蔡司、福伦达、罗莱、莱卡等等，由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和材料限制，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功能完好才怪，除非已多次拆修，甚至调成替代零部件才有可能，我的经验是宁坏勿拆，非拆不可时才仔细拆修，原则上修旧如旧，不换零部件，对于品相太好也要防止赝品出现的可能。比如折叠皮腔，破旧正常，千万不要换成现代工艺新做的皮腔，那变成三不像相机了。因为材质已改变了。

7、关于国内外的模型相机和复制品相机，玩是可以，但我不欣赏，目前却有这样一股思潮，热衷于搞短、平、快的收藏，把模型复制相机也视为珍品，自欺欺人，就好像百幅画展影展上冒出了一幅赝品，其结果当然成了害群之马，把整个展览格调降低了。

8、评估时间和地点：杭州高氏相机收藏馆已给国内外相机收藏人免费鉴定评估31000多台次, 时间上1993年的评估价与2009年的评估价当然有区别, 现在国内外市场价格升上去了, 评估价也相应提高了。

古董相机的无形资产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我们父子这几年一直在研究、探讨，摸索这方面的案例，有媒体和照相机门户网站曾介绍杭州高氏收藏馆镇馆宝之一的英国1850年Ross相机，价值高达四位数，这里可能就包含有形和无形资产价值。

高继生在鉴定老相机

注：本文发表在2010年第二期的《丽水摄影》杂志上

新媒体——通常也叫数码媒体(digital media) ——可以说是自印刷术发明以来，为人类文明带来的又一次巨大变革的技术。由于我们目前正身处于这场变革的漩涡之中，由于技术发明的意义总是会超越科技本身，为此，今天所有的人都不能不面对新媒体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互联网对当代政治、经济、文化、传媒以及社交和日常生活带来的迅速和广泛的冲击。可以预计，传统的纸媒、影像和其他信息的储存和传播方式，即使在近期内不被取而代之，也必定会在新媒体的整合之下改头换面，获得新的功能和新的意义。我们还可以预计，这样的变化将对文学写作和艺术想象带来什么样难以估量的冲击，具体到诗人、作家和学者，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到来意味着写作本身在悄悄地发生改变，从写什么到怎样写，如何面对新的受众，以及传统作家式的创作与网络参与式的写作之间将会形成怎样的社会空间等等，都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理论和实践因素。

莫格勒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进行了有趣的戏仿，他的《网络共产党宣言》一文指出，新数码社会中的自由信息共享与知识产权法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检视自由信息的幽灵如何在跨国资本主义中间游荡，如何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创造出新的阶级。他认为，只有废除知识产权，废除资本对于思想的私人占有，才能做到知识的自由流通，重新让文化成为人类共享的公地。 

——刘禾推荐 

网络共产党宣言

伊本·莫格勒*

    一个幽灵，自由信息的幽灵，在跨国资本主义中间游荡。”全球主义”的一切势力：美国微软公司(Microsoft) 和迪斯尼(Disney) 、世界贸易组织(WTO) 、美国国会(U.S.Congress) 和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并非神圣的同盟。

    有哪一个新数码社会之自由的倡导者不被骂为盗版者、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呢？难道我们还未发现，许多抛出这些绰号的人只不过是当政的小偷？而他们关于知识产权的言论，只不过是试图在必然的社会变革中保留他们不正当的特权。不过，公认的是，争取自由的运动本身已经被全球化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现在是我们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并且拿我们自己的宣言来反驳他们关于自由信息幽灵的童话的时候了。

一、知识产权的拥有者与知识的创造者

    遍及全球的自由信息运动宣告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的到来，它诞生于资产阶级工业社会转型之中，凭借的正是该社会自己所创造出的数码技术。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和从属国，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斗争经常性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工业社会产生于欧洲势力的全球性扩张，带来了现代社会，但它并没有消除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形式。但是，资产阶级的新时代却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似乎分裂成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成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但大致说来，革命并未真正发生。事实证明，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是在其曾经存在过的地方，还是在人们声称会出现的地方，都没有让自由得到真正的实现。相反的是，资本主义倚仗其科技的力量为自己确立了某种程度的共识。发达社会中的劳动者随着工业的进步同步发展，其生存状况并没有随着其所属阶级的境况日益恶化。贫困化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和财富增长的速度。经由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实现的理性化的工业生产，不但没有把产业工人推向赤贫的无产阶级状态，反而将他们变成与大批生产相匹配的大众消费者。对无产阶级的教化于是成为资产阶级自保性方案的一部分。

    由此，普及教育和废除对童工的剥削便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计划，而演化为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标准。教育的普及使得工人在各种媒体面前成为有文化的人，继而在各种媒体的不断刺激下更多地消费。录音、通话、活动影像、以及广播和电视诸多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工人同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也深刻地改变了这种文化本身。

    以音乐为例。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中，音乐是一种极难保存的、非商品化的社会过程。它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出现，生产和消费同步进行，其创造者和消费者也难以明确区分。录音技术的发明，使得音乐成为能够保存的商品，可以远距离地传送并与其创造者分离。音乐成为消费的对象，它为新的”知识产权的拥有者”提供机会，追加额外的消费，也创造了大众性消费的欲望，并驱使这种需求能够为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带来更大的收益。由移动影像所催生的整个新兴媒体也是同样的道理，短短几十年内，它就对人的认知能力进行了新的引导，它不放过每个工人日常生活的空隙，好向他们灌输如何加强消费的信息。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此类广告从每个儿童的眼前经过；虽然童工已经被从操作生产机器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的，但他们又进入了新的奴役状态，他们被迫去照管那个庞大的消费主义机器。

由此，资产阶级社会的空间变得不再那么狭窄，它开始有能力容纳它本身所创造的财富。周期性生产过剩的荒唐瘟疫也得以治愈，再也没有过剩的文化、过度的给养、过量的工业产品和商业活动。

    然而，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和总体的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新，否则它就无法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社会关系的不停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和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扫除，一切新形成的关系还不到固定下来就已变得陈旧。一切坚固的东西变得烟消云散。

    随着数码技术的应用，大众消费文化支撑下的大众消费性生产带来了新的社会状态，给阶级对立赋予了一种新的结构。

    资产阶级，由于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通讯交通的日益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它的文明中来了。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所有野蛮人中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所有的民族–如果它们不想自取灭亡的话–认可资产阶级文化，认可资产阶级的知识产权。它强制性地向所有的民族推广所谓的资产阶级文明，要求他们都变成资产阶级。一句话，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一个世界。然而，恰恰是那些被它用来进行交流和教化的工具，造就了反抗资产阶级自身的条件。

    数码技术导致了资产阶级经济领域的变化。如今，在生产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商品–作为文化性的消费品，不仅包括售出的商品、还包括对于购买什么和如何购买的指导–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文化和知识，其边际成本几乎等于零。任何人、每个人都可以从所有的作品和文化中获益：音乐、美术、文学、技术信息、科学、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知识；由社会不平等和地理隔离所造成的屏障得以消散。从前的地区与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隔离和自给自足，也被全方位的交流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依赖所取代。这不限于物质产品，知识产品亦是如此。个人的智力创作可以成为共有财产。于是，现有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彷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数据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像一个魔法师的学徒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所有这一切变化，迫使人们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现代社会面临着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所有人占有知识成果的成本，无论这种知识是审美的还是功用性的–即每个人取得知识的每次增长所带给人类的全部价值的–与一个人独占资源的成本相同，那么独占资源便不再合乎道义。假如当年罗马帝国能够用与供应西泽的餐桌相同的成本来喂饱所有人民，那么一旦有人陷于饥饿，人民就会以暴力的方式除掉西泽。但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体系要求按支付能力分配知识和文化。虽然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得一些不同于资产阶级所有权体系的传统得以存活，其中包括创造者和支持者之间的自愿结盟，但这种自愿结盟被迫参加一种不公平的竞争，因为它不得不与那种资产阶级所有权所统辖的、具有支配性地位的大众传媒竞争，而大众传媒的所有权体系正是以侵占大家在电磁频谱中的公共权力为基础的。在数码社会中，知识生产的工人阶级–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学生、技术员、以及其他试图通过复制和修改信息来改善生活境况的人–他们认为可行的理念与资产阶级迫使他们所接受的价值理念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这一冲突一旦被激进，就势必产生新的阶级意识。这种新阶级意识的自觉性，就是打倒所有权的前提。

    数码社会在资产阶级不自觉的推动下取得发展，在创造者之间革命性联合的过程中，消解了他们在竞争状态下的孤立。知识、技术和文化的创造者开始意识到，他们不再需要那种以所有权为基础的生产结构，不再需要那种以支付能力为基础的分配结构。他们之间的合作，连同无资本生产的无政府主义模型，使自由软件的创造成为可能，而创作者可以藉此实现对未来产品的技术控制。网络本身也藉此摆脱广播主体和其他带宽所有权的控制，为一种新的分配体系提供场所；他们摒弃层级控制，用同行之间的平等合作，去取代音乐、影像等软产品的强制性的分配体系。大学、图书馆等等相关的机构成为上述新阶级的同盟，担负起知识分配者的历史角色，帮助所有的人获得越来越开放的知识资源。从所有权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信息，也将工人从机器看管人的强制性角色中解放出来。自由信息使工人得以重新分配自己的时间，不再接受资产阶级文化强加与人的那些无聊消费，不再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这一类消费中，而是用于培养自己的思想和技能。随着工人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创造力，她将不再是一个被动的、陷入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和消费体系中不可自拔的消费者。

不过，我们还必须看到，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支配性统治的地方已经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乡村的社会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尊卑关系中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关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等各种情感上的升华，淹没在利己主义计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形形色色的其他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所掩盖着的剥削。

面对工人阶级对于自身解放的深刻诉求，资产阶级所有权体系必然会进行垂死的挣扎，尤其是如今的工人阶级，因为他们直接拥有知识和信息资源，开始超越了先前那种狭隘的大众文化消费者的角色。资产阶级所有权借助它最偏爱的自由贸易的工具，试图唤回曾一度给它带来恐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不顾一切地诱使创造者成为工薪消费者，资产阶级所有权利用地球上一些地区的物质匮乏，把它们变成生产廉价商品的资源地，并反过来用这些廉价商品贿赂它最珍贵的财富–即最发达的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工人–而不再去贿赂野蛮民族，以求它的技术工人在文化上顺从地受其支配。

在这个阶段中，工人或创造者仍然分散在全球各地，他们由于必须相互竞争而处于分裂的状态。创造者偶尔在斗争中也会得益，但那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不在于眼前的成功，而是在于他们之间越来越广泛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和创造者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合，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就能汇合成全国范围的斗争，进而成为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依靠的是乡间小道，他们之间的联合花了几百年才完成。这个目标，现代的知识工人们利用网络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二、自由与创造

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创造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数码时代的工人阶级，即创造者。这些工人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使这些知识和技能创造社会价值和交换价值，它不仅不必沦为单纯的商品，还能够集合起来进行以自由为目的技术生产–他们不再仅仅是机器的附属品。无产阶级曾一度由于无知和地理隔阂，成为产业大军中不起眼的、用后即弃的组成部分。但如今这些创造者掌控了人类的交流网络，既保留了自己的个性，又借助种种由他们自主设计安排、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和自由的、而非是资产阶级所有制所勉强容忍的交流体系，向人类贡献他们的智力劳动所创造出的价值。

然而，在这些创造者成功地建立真正的自由经济的同时，资产阶级也将其所谓的”利伯维尔场”和”自由贸易”强加于社会的生产结构和分配结构。尽管资产阶级已做好最后的准备，预备用暴力的方式保卫他们用暴力建立的制度(当然他们极力隐藏这种暴力)，但是他们一开始总还是要诉诸于他们偏好的强权机制–法律。就像法国的旧政权曾经相信，即使在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法律的保守力量也能替他们维持封建财产；资产阶级文化的产权的拥有者们也同样梦想，他们的产权法能在他们自己释放的冲击力面前竖起神奇的屏障。

在生产数据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在当时已不再适应相对发达的生产力。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摧毁，它于是被摧毁。

自由竞争起而代之，并带来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带来了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但”自由竞争”从来都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愿望，这种期望时不时就会跌入资本主义追求垄断的内在逻辑里。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制正是垄断概念的例证，即在实践层面对资产阶级法律所宣称的自由信条的否定。在数码社会中，就在创造者们建立真正自由的经济活动形式之时，资产阶级的财产信条和资产阶级的自由信条之间的冲突也开始凸显出来。要保护各种观点和思想的所有权，就要求压制技术自由，这也意味着压制言论自由。国家的力量会被用来禁止自由创造。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和学生创造和分享知识的活动也要被阻止，以免他们的观点在文化生产、分配的体系中对知识产权的拥有者的财产造成危害。正是在这些知识产权的拥有者的法庭中，创造者们最清晰地辨识出他们自己的阶级身份。知识产权的拥有者与创造者之间的冲突便肇端于此。

但是，资产阶级的财产法终究不是对抗资产阶级技术发展的魔法护身符：即便魔法师的学徒将他的扫帚挥舞不停，水面也还是会继续上升。在技术领域，随着新的生产和分配模式冲破过时的法律枷锁，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也终将溃败。

历史上，每当某个阶级在争取到统治之后，它总要让整个社会服从于其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这个阶级已经获得的地位。知识工人只有通过废除自己目前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主人。这是为了自由而11 做出的革命奉献：为了废除对思想的私人所有权，为了知识的自由流通，为了重新让文化成为人类共享的象征公地。

对于文化产权的拥有者，我们要说：一听说我们要消灭知识私有制，你们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早已不复存在，因为这些人(创造者)的雇主已经占有了他们的智力果实，其占有方式恰恰是通过专利、版权、商业机密等等形式的”知识产权”的法律。这十分之九的人类对电磁频谱具有同等的权利–电磁频谱本来是可以象征性地收费，赋予所有人取之不尽的自由交流、相互学习的机会–但这一生俱来生的权利，被资产阶级从他们手中夺去，然后再以广播和电讯类消费品的形式返还给他们，并被索以高价。这十分之九人类的创造力找不到出口：资本主义文化的商品大海在”传播业”寡头的推波助澜下，淹没了他们的音乐、艺术和叙述表达，要求他们保持缄默、被动，要求他们消费而不是创造。简言之，你们唯恐丧失的那些财产其实是掠夺来的财产，它在极少数人那里存在，正因为它在所有其他人那里并不存在，所以你们才指责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这种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恰恰就是，这种财产对于社会绝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存在。

有人反对说，一旦我们废除对于思想和文化的私有产权，人们的创造精神则得不到”刺激”，就会停滞，而所有的人都会成为懒惰的俘虏。

按照这一逻辑，在资产阶级出现之前，音乐、艺术、技术抑或学问都无从产生，因为只有资产阶级发明出这样的的道理，让一切知识和文化都服从于金钱交易的法则。面对自由生产、自有技术、自由软件，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技术的自由分配，资产阶级的道理根本是不愿意承认一个有目共睹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它让事实从属于教条。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经历的那个短暂的全盛期的知识生产和文化分配，才是人类唯一可能的社会结构。其实，以往的和当下的事实都证明恰恰相反。

因此，我们要对那些知识产权的拥有者说：你们在认识上的错误在于，你们把现存的生产关系和现存的所有制关系下的社会形式，当作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因此看不到，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在生产进程中不断在产生和消亡中的历史关系。你们的错误并不奇怪，其实，所有一切已经灭亡的统治阶级都曾经这么想过。当我们说到古代财产所有制的时候，你们似乎能明白；当我们说到封建财产所有制的时候，你们似乎也能明白；一旦说到你们资产阶级自己的财产所有制的时候，你们就无论如何不明白了。

我们的理论结论，依据的不是这个或那个普世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或原则。我们的结论来自于当前的阶级斗争，来自于就在我们眼前发生的历史运动，它是对这些活生生的关系的概括。

每当人们说，观念会给社会带来剧烈的变革，他们只不过是在陈述如下事实：即新社会的因素已经酝酿在旧社会之中，而旧观念的瓦解是与旧的生存状态的瓦解同步发生的。

我们这些自由信息社会的创造者，要一步步地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全人类共有的继承权，我们要收回所有在”知识产权”的名义下被盗取的文化遗产，收回电磁波传导媒体。我们决心为自由言论、自由知识和自由技术而战。我们推进这场斗争的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不过，下列措施应是普遍适用的：

1.  废除一切形式的对于思想和知识的所有权。

2.  取消一切排他性使用电磁波段的许可、特权及权利。废除一切永久性占有电磁频率通路的权利。

3.  发展能够使人人实现平等交流的电磁频谱设施。

4.  发展社会公共性的计算器程序，并使所有其他形式的软件包括其”基因信息”，即源代码成为公共资源。

5.  充分尊重包括技术言论在内的所有言论的自由。

6.  保护创造性劳动的尊严。

7.  实现在公共教育体系的一切领域，让所有的人都平等地、自由地获取公众创造的信息和所有的教育资源。我们要通过以上以及其他措施，发动一场解放人类观念的革命。我们要推翻当前的知识产权体系，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公正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同时就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

王宇琦译 钟雨柔、刘禾校

(作者授权所有人以各种形式对此文进行全文拷贝和发行，但务请保留此项声明。)

    *   原文标题The dotCommunist Manifesto ，发表于2003 年1月。作者伊本.莫格勒(Eben Moglen) 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发表在《今天》杂志2010年春季号上